据《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记载，崇文社学建于明朝，是崇文廿四乡的民间自治组织，鸦片战争时期组织村民参加抗英斗争。今已不存。其是由崇文二十四乡共同捐资兴建，一般人叫它“三圣堂”，是崇文二十四乡的决策权力机构。社学组织由每乡派一人参加理事会，公推三人作为值理，处理社学日常工作。

崇文社学在鸦片战争时期，它确曾起了组织乡民，抵抗外国侵略的作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3年开埠，英国人一直希望在十三行对面的河南及芳村石围塘、寺岸村等地取得地皮，曾开展土地勘察与租地洽商的活动，但都遭到各地乡民的抗拒。崇文社学还为此发出揭帖，这张揭帖义正词严，痛斥了汉奸走狗，表示了乡民的抵抗决心。英人慑于民众之威力，也不敢强购芳村之地。由此可见，当年崇文社学确起了保卫乡土的重大作用。

崇文社学的另一个作用，是调解乡里的民事纠纷。一般是乡中发生纠纷，由乡中自行解决，但有些较为重大的问题，乡中不能解决的，则提请社学，召集各乡理事（乡绅）作出裁决。乡与乡之间有矛盾瓜葛，社学就要出头，辨明是非，加以调解。

崇文社学的第三个作用是联防护卫地方治安及抗击外来侵略。平时各乡都有自已的丁壮民团，以保护自己的乡村，一旦有事则互相支援。如当时约定的告警信号，是“铛、铛、铛”两点连续的锣声。那个乡有事发出告警信号，附近乡听到警号，也要敲响警锣，一路传去。这时，各乡民团则向出事地点集中，团总等社学头人，都要亲临以统一指挥调度。

后期的崇文社学作用已经减弱，甚至走向反面。民国初年，崇文社学属下的西塱、沙螺两堡联防团局，迁到招村东面的“棉州书院”。钟秀乡的彭础立担任团总时，仇视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一九二四年，广州市郊一区农民协会，在芳村中市谢家词成立，当年十二月十三日，彭础立派出反动武装，袭击农会干部，杀害了市郊一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林宝宸。此事发生后，引起芳村地区，人民的极大愤怒，纷纷要求惩办凶手。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也觉得事态严重，将彭础立拘留，令其交出凶手，并将两堡联防团局封禁。此后崇文社学名存实亡，完全失去它原有的作用，日本侵占芳村期间，社址被当地封建势力拆毁，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崇文社学，再也找不到它的痕迹了。

李辀（1490～1545），字文舆，号过斋，番禺县崇文社（乡）西塱村人。明正德八年（1513）被推荐乡试，嘉靖二年(1523)中进士，出任福建侯官县知县。当时人民负担繁重，李辅上任后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制订条例，废除那些没有名目的捐税。其时狱吏与文牍官互相勾结，官府案件堆积如山，有的甚至10年也没有结案。李辀不徇情枉法，了结了这些案件，因而深得朝廷信赖，升他做南京刑部主事，再提升为郎中。后任刑部诸司长官。嘉靖十四年（1535），外调为袁州长官，时适逢天大旱，李辅上书朝廷，奏请朝廷减免了全州当年的租税，使很多灾民获救。

郭泽乾（1847～1923），字惕馀，番禺县茭塘司崇文社（乡）东漖村人。郭泽乾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年未二十，学问上已颇有成就，但先后两次参加乡试，却名落孙山。家贫无以为生，亲友劝他弃文从商，以摆脱贫困，但他谢绝亲友的好意，且更加发奋读书，终于在清光绪四年（1878）中了举人，出任惠州府教谕。光绪二十四年，因母逝而辞官返乡，后再未涉足仕途。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东漖村世德堂创办“郭氏学堂”，收学生200多人，推行新学制，悉心教书育人。他说服族中父老将祖尝部分良田6.7公顷，捐拨作奖学义田，充实办学基金，郭氏子弟可以免费入学，成绩优异者还给予奖励。从此“郭氏学堂”的学生勤奋好学，蔚然成风。民国初年，郭泽乾将郭氏学堂改为东漖国民小学。

黄耀恭（1871～1942），番禺县崇文社（乡）西塱村人，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青年时曾在乡间麦村学堂任教。清光绪十七年（1891），他与其弟黄世仲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谋生。光绪二十六至二十七年间，任星洲《大南报》，加入孙中山、尤列创设的“中和堂”（同盟会前身）。后到香港参加中国同盟会，热情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并在香港众多报纸任记者及。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黄耀恭用笔名，撰写了大量鼓吹革命、揭露清王朝统治黑暗现实的戏剧及歌谣，在《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以及《广州报纸》上广为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