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杀文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的一条就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绝对不杀，不管他写的奏章多么激烈，也不能杀。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都是被流放了事。享受到此等待遇的就有鼎鼎大名的苏东坡先生。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不抑制商业的朝代之一，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

在文学方面，唐宋八大家中宋就占了六位，宋词和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比肩而立的两座高峰，《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力至今不衰。

宋代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比唐代要大得多和高超得多。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样，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宋朝的官多，待遇丰厚，责任却很小，只要不出大错，会通过政绩考核“磨勘”，一路绿灯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时代。可惜，这样的制度虽然保证了大宋没有短命夭折，却造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重文轻武、丧失血性的官场习气。滥觞于宋太祖，又经宋太宗放大强化的这种官制，最后葬送了繁荣一时的大宋。据《新闻午报》

宋朝统治集团的构成发生重要变化。唐宋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迁，宋初门阀世族已经消亡，而加强皇权和收兵权的结果，又抑制了军功贵族的崛起。第二，宋朝的统治思想发生变化。宋代之前，儒家虽然长期成为官方的舆论工具，但并未取得完全的思想统治地位，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都对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影响。宋统治者建国后，在重文政策的推动下，不仅儒家文化的教化功用得到高度重视，而且其价值观也进一步获得提倡和宣扬，这都使儒家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 第三，宋朝募兵制度盛行，进一步影响了社会风尚的变化。第四，宋朝军事决策和统率体制发生变化。宋代之前，实施军事决策和统军作战主要由将帅承担，但到宋代，这一局面却逐渐发生变化。宋朝开国后，为了防止军权旁落、武人干政，设置枢密院掌管最高军事决策和机要，正副长官由武官、文臣出身的亲信大臣担任。第五，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统治集团处理边防问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宋朝历史上，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与方略与以往发生很大的转变，即长期贯穿着“崇文抑武”的原则，在这一原则的作用之下，其内政以及边防都深受影响，乃至于形成有宋一代独特的气象。学界对此问题虽已有所关注，但因角度不同，尚缺乏专门的研究，故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专就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加以论述。

关于宋朝历史上存在的“重文轻武”问题，早已为学者所提及，并几乎成为学界耳熟能详的概念。前辈著名学者邓广铭先生指出：“它（北宋）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而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权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漆侠先生认为：“重文轻武的涵义是，重文事，轻武略，把文臣放在第一位，武将第二位，丝毫不重视养兵这一武事的最根本方面。”邓广铭和漆侠两位先生的论述切中要害，抓住了这一突出的现象。黄宽重先生也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变迁的关键。它不但是中国转化为近代型的时期，而且由于它重文轻武，声容盛而武备衰，是文武地位转变的重要时代。”不过，学术界虽对“重文轻武”的概念大致得到了认同，但对此仍有持不同看法者，甚至还有学者撰文对此提出了批评。

在以往提出的“重文轻武”概念中，学者都注意到宋朝重视文官及文事，轻视武将及武略这样的事实。但在一般阅读这一概念中“轻武”的语义时，往往也容易使人对“轻武”的理解加以延伸，认为宋朝有轻视武备乃至于军队之意。而军队从来是国家存在的重要保障，即使是再愚蠢的统治者也不可能忽视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便有学者对此概念提出争论，指出：说宋朝“重文”符合实际，说“轻武”则不然。又列举宋太祖以下历朝重视军队、兵员庞大、军费惊人以及政治家几乎无不谈“兵”等等事实，认为宋最高统治者重用文臣，采取抑制武将的措施，是接受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恰恰是“惧武”，也是“重武”。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为：宋朝是“重武”不是“轻武”。

基于宋代文官、武将之间权力失衡和大量抑制武将的具体事实，更重要的是宋统治者不仅仅是一般的重视文教事业和轻视武略，而是长期侧重于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文化治国，有意抑制武将群体和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种主导思想落实为治国方略，而贯穿于宋朝历史以及各个方面之中。因此，本人在前贤“重文轻武”认识的基础上，依据历史发生的实际全过程，提出“崇文抑武”的概念。本人认为提出“崇文抑武”之概念，不仅仅是改变了个别字眼，而是对“重文轻武”概念的发展，既可避免宋朝对军队及武备轻视的理解上的误解，又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宋朝的统治思想及治国方略，在更高的层面上透视当时“抑武”的动因及其影响。

综观宋朝历史，“崇文抑武”是一种极其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提倡和贯彻者，非一朝一帝，也非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宋主朝所采用的具有纲领性的治国思想与方略。它源于专制集权主义，反过来又推波助澜，强化了专制皇权。它还与“守内虚外”密切联系，意味着不仅凭借军队，而且凭着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的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来控制社会，维系世道人心，以求长治久安。

如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如以后宋太宗说：“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数十年间，王朝更替频仍，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割据局面愈演愈烈。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上便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峰气，“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长期存在的这种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响十分深远。西方学者也认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历经战乱的背景之下，通过兵变上台的宋王朝开国伊始，就遭到李筠、李重进等藩镇的武力抵抗。还有如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时，敢于夜闯宰相王溥家门，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ix。此事虽有新贵漠视旧臣的意味，但连同二李造反的现象，都反映出武将积习已久的跋扈作风，是深层而严重的问题。结合历史的教训和自身的兵变经历，使宋太祖清楚地看到，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朝野上下遂皆视武人及武力因素为动乱的根源所在。

于是，宋建国不久便采取一系列的“收兵权”措施，作为全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核心任务，以重新确立天子的权力，这正是事物发展的逻辑结果。然而，单方面地收兵权，虽能收一时之效，却不能完全解决武将跋扈的社会根源，也无法铲除武人意识中追逐兵权的观念。惟有恢复并强化儒家意识形态化的道德规范，重振纲常伦理，以维系世道人心，才能控制社会。在此基础上矫正以往风气，在社会意识中铲除重武轻文的观念，也才能更大限度地稳定新生的统治秩序；同时，对以往长期存在的文臣、武将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加以解决，才能在体制上牵制武将集团。从根本上杜绝来自武将势力及武力因素的危害，以求长治久安。因此，从宋太祖朝开始，便结合收兵权的目的，一方面对骄兵悍将逞强的状况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则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培植崇文的社会风气。

宋太祖朝，对武将采取的直接打压手段，主要是通过“杯酒释兵权”以及“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更戍法”之类收兵权的举措，将功臣宿将罢为闲职，将藩镇的事权予以剥夺。与此同时，又提拔一批资历较浅的将领，分别担任军队要职。这样便压制、铲除了军阀拥兵自重的势头。

在提高文臣地位和权力，以对武将群体构成制衡机制方面，宋太祖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有：

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

先后重用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吕余庆及卢多逊等人为宰执，禁止将帅干预朝政。如建国之初，就任命赵普为枢密副使，以牵制武人出身的枢密使吴廷祚。以后，赵普独任宰相，更深受信任，“事无大小，悉咨决焉”x。这就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欺压宰臣的局面；

其二，任用文官掌管地方。

宋太祖称帝后，不断从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赵匡胤对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xi

其三，注意保护文臣。

宋太祖在宫廷之中立碑，告诫后世继承者勿杀文臣士大夫xii。如宋太祖亲信干将王彦升骚扰因宰相王溥而被逐出京师；宠将史珪诬陷国子监丞、知德州梁梦升迫害武将郭贵。宋太祖不仅没有治梁氏之罪，反而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此事恰与以往史氏诬告大将张琼致死的结局形成反差；

其四，尊崇儒学。

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孔庙。建隆三年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在庙门两侧竖起16枝戟。宋太祖还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此举的目的在于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和“崇文”的气象，而非一般性地鼓励武臣增进文化素养，或培植文人学子进入武将队列的意愿。这都向天下传递了尊儒重文的信息。宋人范祖禹对此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

其四，重视科举制度。

在宋太祖朝，不仅科举录取人数较以往扩大，而且开创“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宋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经历了五代兵乱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而对文臣、士大夫在认识上则更为放心，故其有：文官“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还有这样的记载：吴越王向宰相赵普私贿瓜子金十瓶，此事恰巧被宋太祖碰见，“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因此，除采取以上措施外，宋太祖还有意做出崇尚文翰的姿态，如赵匡胤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要求大臣赵普等也多读书，以便为天下做出表率。宋太祖曾公开表示：宰相须用读书人来做。

宋太祖朝的上述举措，无疑反映出在治国上已初步萌芽了“崇文抑武”的思想及方略。宋人陈亮甚至认为：“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当然，宋初脱胎于五代，又处于统一四方之时，尚不可能完全以儒立国，也不可能忽视武将的作用。故其所为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于将过低的文臣地位提升和提倡“儒道”。

宋太宗登基初宣示：“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在昭示继承成宪的旗帜下，沿袭“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与方略是很自然的事。所不自然的是，宋太宗称帝是通过篡位所实现，因此对臣下加意防范，其中将领又是猜忌的主要对象。这便是其所强调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

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幽州期间发生的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对宋太宗刺激、教训尤大。从此，宋太宗统治集团进一步强化了抑制武将的决心和措施力度。宋太宗在晚年所说的“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即显然是主要针对武将所言，而非日益获得倚重的文臣。分析同年宋太宗与臣下的另一段对话，就不难进一步说明问题：

上尝与近臣论将帅，因言：“前代武臣，难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恩泽姑息，稍似未遍，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今且无此事也。”吕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为合宜。倘尾大不掉，何由致此！”上曰：“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

可见，宋太宗君臣视武将势力为祸乱的主要潜在对象。清初人王船山即针对宋太宗朝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因此，对武将加以压制乃至于打击，以制约其政治影响，同时进一步重用文臣力量，在政坛和全社会营造崇文气象，以贯彻儒家道统，成为当政者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宋太宗登基后继续采取措施，以保证“崇文抑武”思想与方略的顺利推行，并基本确立其在治国各个层面中的根本地位。

一方面，在以往的基础上，宋太宗朝进一步对武将处处设防。如：

宋太宗即位后，逐步将宿将转为虚职、闲差，而起用了资望俱浅的武将掌管禁军，以达到既铲除乃兄遗留禁军将帅的目的，又获得降低高级将领影响力的结果；

太平兴国二年，下诏将各地节度使子弟调入京城，给予他们殿前承旨的武职头衔，实际上等于将其变为人质，以制约四方将领；

在北伐幽州失败后，宋太宗不仅逼死了皇侄赵德昭，而且通过贬责从征的重要将领石守信、刘遇等人，严厉地教训了带兵武将；

雍熙元年，宋太宗亲自考核禁军各级军官，“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凡逾月而毕”。值得注意的是，其要求武臣的主要标准在于“循谨”的条件，所谓：“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自是，率循其制。”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由于对武将的猜忌心理进一步加剧，所以宋太宗对武将处处设防，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如怂恿监军牵制、甚至欺压将帅，更多地使用“阵图”约束战场指挥官的行动等等。

宋太宗还对兵家学说及兵武气息表现出贬损和怀疑的态度。据李攸《宋朝事实》卷三《圣学》记载：“上览兵法《阴符经》，叹曰：‘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至论《道德经》，则曰：‘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据《宋史》卷二七九《呼延赞传》记载：猛将呼延赞满门投身抗辽事业，但宋太宗对其并不欣赏，在亲征幽州时，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装束的缘故，竟几乎将其斩首。

在打压武将群体的同时，另一方面则大张旗鼓地推行“崇文”的方针政策。有关的具体史实主要有：宋太宗在位期间，率领群臣三谒文宣王庙，以表示对儒学的尊重。而对象征武学宗师的武成王庙，则从未光顾；

宋太宗即位初便亲自操持科考，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人，不仅人数大大超过以往，又对他们超等任官，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宋太宗的“兴文教，抑武事”的决心。“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此后，科举得到空前发展，大批举子由此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队伍的主力军。

宋太宗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进行迁址和大规模重建，又亲赐名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态度。又为翰林学士院题写“玉堂之署”，以示尊崇。时人评说道：“自唐置学士来，几三百年，今日方知贵矣。”

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阁落成后，宋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而且还要求三衙将帅也来参观，所谓：“上意欲武将知文儒之盛也。”还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将沿袭已久的宫中内殿——“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此举看似枝节小事，实则反映“崇文抑武”方略的深化。

宋代文献中有关宋太宗表示崇儒重文的记载还有颇多，如宋太宗曾对近臣曰：

天下州县阙官，朕亲选多士，忘其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才，岂望拔十得五，但十得三四亦岩穴无遗逸，朝廷多君子矣。朕每见布衣缙绅间有端雅为众所推举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择良日，欲其保终吉也。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

史称：“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宋太宗本人也颇好翰墨，常为臣下馈赠所书字幅，因此赢得了文臣的好感。李昉有“君恩无似此时深”的诗句xl，集中表达了士大夫对当朝天子的感激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既失去用兵的信心，由急于建立不世之功转为怯懦惧战，又接受了以赵普为代表的大臣“兵久则生变”的告诫，遂放弃了收复燕云的重大边防战略，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内部，厉行加强其专制的统治，实行“守内虚外”之策。于是，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因循”、“防弊”成为施政的重要信条。

揆诸宋太宗朝形势，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已重新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但是当门阀世族消亡之后，使得累世公卿、富贵长存的局面一去不返。这就决定了士大夫地主必须更紧密地与专制皇权相结合，效忠最高统治者。因此，在人主过分强化皇权统治和因循治国理念的左右下，他们为了维护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也势必成为保守政治的参与和贯彻者。

历仕宋初两朝的重臣赵普，就是当时保守官僚的突出代表，其不断焚烧上言时政利害奏书的行为，便为典型之举。其余宰臣也大都以谨慎、保身为居官要务。如沈义伦，“然十年相位但龌龊固宠，不能有所建明”xliv；李昉“循谨自守，无赫赫称”；贾黄中更是“专务循默、无所发明”，以至于连宋太宗也觉得过分 。元人修史时，遂针对以上情形评说道：“有是君则有是臣，有是臣则足以相是君也。” 事实上，就政治利益的分配而言，实施“崇文抑武”的方略，不仅不会危害到士大夫集团，相反对其还更为有利。因此，当政的文臣保守集团和在政治上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群体，自然密切予以支持、配合。

当时文官大臣大多反对用兵的主张，固然有息兵休民的意思，但也不能不看到有防止军事将领权势壮大的用意。如赵普对武将指责道：“事成则获利于身，不成则贻忧于国。” 于是，武臣不仅成为妨害国家的隐患，而“守内虚外”论对北伐、用兵的否定结果，势必又降低了对武将群体作用及价值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如秦、汉、隋、唐等王朝建国后，军功阶层能够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崇高地位，并能左右朝政。但在北宋历史上却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形，以开国将领为代表的军功阶层在政治舞台上消退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几乎很难界定宋代历史上是否有一个军功阶层。

可以说，大致在宋太宗朝后期，文官已在政坛上占据主导的地位，武将群体则地位下降，精神状态也呈现一派颓势，并受到士大夫的轻蔑。而这一切，都可视为当时“崇文抑武”方略基本确立下的必然结果。面对如此局面，个别清醒的文臣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端拱时，王禹偁在上奏中指出：“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因此，王禹偁甚至还提出“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l。王禹偁出身科举，故其议论自然更能说明问题。由此不难看出，宋太宗时期，“崇文抑武”作为治国思想与方略已得到确立。

到宋真宗、宋仁宗两朝，特别是以“澶渊之盟”为重要转折点，“崇文抑武”被作为祖宗之法不仅得到继承和贯彻，并且完全形成治国的思想与方略。宋真宗曾公开宣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意。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王安石则指出：“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在这里，将“以文持之”视为宋真宗朝统治的突出特点，正说明“崇文抑武”方略深化的事实。而宋仁宗时代，在“崇文”方面较之于乃父，更有过之，其与儒臣关系之密切，受文官影响之大，也更为突出。故范祖禹认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

正因为“崇文抑武”方略获得进一步推行和贯彻，宋真宗、仁宗两朝便在政治上更加重用、依赖文官队伍。可以说，至北宋中叶已完全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几乎当时国家各方面的重要职责皆由文官承担，如时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故于文士，观其所长，随其才而任之，使其所能，则不能者止其术。”甚至在中央军事机要机构的枢密院和在外军事统军体系中，文臣也逐渐成为主宰者，武将则沦为辅助性的副职、部将，武将原本应有的权力和职责大为降低lv。一时，文臣主掌中央、地方军事组织的情况遂日益制度化。《宋史》卷二九二“论曰”因此云：“时治平而文德用，则士之负艺致位政府矣。”

至于这一时期有关崇儒尚文的表现，可谓不胜枚举。现取其要者列举如下：

其一，宋真宗、仁宗先后亲自拜谒文宣王庙，以表示对儒教的虔诚。

宋真宗还专程巡幸曲阜，拜谒文宣王庙，“初有司定仪肃揖，帝特展拜，以表严师崇儒之意，亲制赞，刻石庙中”；

其二，大兴科举。

在此期间，不仅科举规模继续扩大，甚至不惜造成严重的冗官后果，而且所录之人成为官僚队伍的骨干力量。其中宋仁宗一朝十三榜，“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事实上，对北宋时期的宰相进行统计后，不难发现在七十一名宰相中，出身进士或制科者竟占据六十四人，而非科举出身者又主要集中在宋初两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学界已有充分的论述，故不再赘述；

其三，强调文尊武卑的理念。

如特奏名进士李正辞论文武先后，“‘文者本乎静，武者本乎动，动以止乱，而至乎静，则先后可知”。宋真宗对此大加赞赏，“嘉其近理”；

其四，宣扬“偃武修文”的主张。

如景德二年，宋真宗在幸国子监时对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满意，并说：“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 宋人曹彦约对此感慨道：“此古之圣贤所以偃武而后修文，息马而后论道也。真宗皇帝四方无事之语发于景德二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自是绝口不谈兵矣。” 影响所至，官场皆好崇儒之名，如宋仁宗时的一道诏书曰：“顷者尝诏方州增置学官，而吏贪崇儒之虚名，务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竞起而趋之……”云云，即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各地崇儒的情况；

其五，对士大夫礼遇备致，公开表示不用典刑。

据宋人记载：“大中祥符二年诏曰：‘朕念四方士子虽应刈楚之求，未著赎刑之典，深可悯恻。继自今曾应举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听赎。’此意尤为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王朝避免了与辽军的一场殊死决战，统治集团由此片面地获得了一种启示，即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因此，宋辽议和后，当政者在以往“守内虚外”的基础上又有所退步，视议和为医治边患的一剂“良药”。于是，当政集团对用兵和武将价值的认识进一步降低，君臣之间奢谈太平，朝堂上下羞言武备。如宋真宗曾对身边的朝臣说：“自契丹约和以来，武臣屡言敌本疲困，惧於兵战，今国家岁赠遗之，是资敌也……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大臣冯拯则提出“边方不宁，武臣幸之以为利”的观点。

其六、最后得出

如此一来，与以上“崇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真宗、仁宗两朝，在“抑武”方针之下，武将群体受到更大的压制和排挤。在浓烈的“崇文抑武”气氛之下，武臣在相当大程度上不过扮演着统治集团中陪位的角色而已。如颇有见地的良将马知节在任职枢密院期间，长期遭到主政集团的冷遇，无法作为。据当时的宰相王旦之子王素以后追忆：马知节与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则见冀公（即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由此可窥见其所受到王钦若等文臣压制情况之一斑。一时，军队将领也避讳谈论用兵，而以崇尚文儒为荣，如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请求赏赐经史，宋真宗遂予以满足。对此现象，宋代史家评说道：“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

宋仁宗即位之初，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及执政大臣大致延续了以往的保守政治格局。到对夏大规模开战后，抑制、鄙视武将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如宝元二年富弼所反映：“伏闻西鄙用兵已来，不住差移武臣往彼，每有过阙下而求见者，多不许见……谓之武臣多鄙，不可令容易面对。”可见，武将“多鄙”显然也已成为当时士大夫的定论。

在宋仁宗朝，“自来武臣在边，多被文臣挚肘”的现象已非常突出。于是，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武臣长期所遭受的压制，故不可能对文官产生信任感。由此不难发现在当时政坛内已明显地存在着文武失衡的状况。

到宋英宗朝以后，虽因对西夏实行“开边”之策，于武将及军功有所重视，但“崇文抑武”的总体方略却并没有发生变化。如宋神宗便承认：“武臣自来安敢与帅臣抗？”三朝重臣文彦博也对宋神宗说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苏轼针对《孙子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论断，得出如下惊人见解：

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

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敌国

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

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之利之；敌国为君之仇，而将帅幸之。

按照苏轼的看法，军事将领之害几与敌国相等，故人主于军队莫大于制将。于是，继续任用文臣集团压制武将群体，自不待言。

宋哲宗朝，儒臣范祖禹在经筵，曾进《帝学》。今天，从《帝学》讲授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学说对北宋诸帝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存《宋会要》中“崇儒”的大量篇幅和内容，也记述了赵宋王朝坚持“崇文”方针的无数事例。故范祖禹说：“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主无不好学故也。” 其后，“崇文抑武”的方略贯彻、影响绵延不绝，“三十年间，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此虽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备纵弛，不复振”。“崇观以来，文治日兴”。到北宋灭亡之际，宋钦宗也承认：“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于士无负。”诚如宋人孔平仲所总结：“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

还需要指出的是，北宋统治者长期对武将实行愚昧政策，录用和提拔武官时，侧重弓矢等武功，而轻视文化水平。甚至公开下诏，严禁民间流传兵书，并明确将《阴符》等兵书列为禁书。据范仲淹在天圣时说：“今孙武之书禁而废学，苟有英杰，受亦何疑？且秦之焚书也，将以愚其生人，长保天下，及其败也，陈胜、吴广岂读书之人哉？”可知《孙子兵法》也长期遭到查禁，这便不能不对武将素质的提高造成限制。

北宋官方对诸家兵法的正式开禁，大致始于熙宁五年，“枢密请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而武举时兴时废，完全无法与辞赋科考的地位相比拟，所录之人既少，又很少获得重用，自然无法发挥提升武臣队伍素养的作用。宋哲宗朝，苏辙即指出：“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废天下之武举。彼其见天下之方然，则摧沮退缩而无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故臣欲复武举，重武臣。”则说明许多武臣子弟眼见武举没有前途，与其学习兵略不如读诗诵经，遂转而从文。

至宋室南渡后，最高当政集团在统治稍稳定之后，又全盘继承了祖宗的衣钵，无视更为严峻的边防形势，对武备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甚至不惜杀害岳飞，打压武将群体。这显然是继续僵硬地沿袭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方略。

宋代时期，“崇文抑武”最初被确立为重要的治国思想方略，是最高统治集团对唐末五代军阀分裂割据、“武人跋扈”历史经验的汲取，是顺应时代需要的产物。但随着以后不断地被加以贯彻和放大，形成一种极端化的国策，便造成突出的“双刃剑”效应。

“崇文抑武”作为宋代治国思想和方略而被长期推行，强调文治，在处理“内”与“外”的关系上，主张“守内虚外”，不事穷兵黩武，这对维护国内专制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宋代虽农民造反、起义频仍，却始终未能酿成以往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此所谓“有外患而无内忧”。较长时间安定的内部环境，士人能享受相对较多的自由，都与“崇文抑武”的大氛围有关。这对促进宋代经济和文化科技的发展，无疑也产生了的积极作用。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即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惊世骇俗之论。

但是，宋统治集团矫枉过正，以短浅的眼光过度推行“崇文抑武”，遂使国家武备建设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影响。武将群体长期遭受打压，致使其从精神到素质都趋于退化，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边防造成严重的后果。诚如南宋学者吕祖谦沉痛地指出：“国朝治体，有远过前代者，有视前代为未备者。夫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此所谓远过前代者也。故于俶扰艰危之后，驻跸东南逾五十年，无纤毫之虞，则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故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元人修宋史时也指出：“宋恃文教，而略武卫。”

宋代长期存在的“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还对当时社会风尚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又以对文武价值取向的影响最为直接。宋朝历史上，文官、武将之间出现一道显著的鸿沟，彼此换职呈现出日益困难的局面，特别是文臣、文士不愿出任武职的现象极为突出。而作为领风气之先的文人士大夫的这一行为，又无疑对当时社会价值观产生重大的影响，

随着科举制度的迅猛发展及其地位的日益显赫，从“文”成为宋代世人追求的目标。如宋人所言：“今也举天下之人縂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这就难怪田况引用时人的话，抒发了如此惊人的看法：“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下，“军功”的感召力就不能不受到严重地腐蚀，优质人才也不再愿踏入军营，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从军为耻的观念。于是，宋代形成重文而轻武的时代风尚，民族的“尚武”精神遭到严重的腐蚀，以往积极进取、勇于扩张的理念也自然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