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至光绪初年，富荣盐场已拥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占全川产额一半以上。所产之盐“其色白，其质纯，川贩因之居奇，淮岸因之日废。”富荣盐获得了极好的声誉与销路，除行销本省40余州县外，还运销湘、鄂、滇、黔百余州县。1868年，四川总督崇实的奏折中即称：“四川盐井近来获利数倍，富顺尤为最旺”。到光绪初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奏道：“富厂产盐之多，远过犍为”，“富厂秋冬春三时，每日产盐在一百万斤以外，四五六三月较少，然通年合算，每日总在八十万斤”，“每年全厂所入，约银五百万两上下。”年征税银达170万两之谱，约占全川盐税收入的40%以上。据美国人弗吉尔·哈特于1887年调查统计，当时自、贡井盐年产值约为4940万美元。

川盐济楚促进了自贡地区盐业的繁荣，使这里迅速发展成为了四川井盐业的中心，被称为盐都，誉作“富庶甲于蜀中”的“四川省精华之地”。

“川盐济楚”时期是四川盐业界的黄金时期，也就是所谓“自流井四大家族”：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兴起的时期。下面简要考察一下四大家族在“川盐济楚”时期兴起的过程。

李四友堂是从外省移居到四川富顺县鸿鹤镇定居的，他们在明末就已经从事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了。道光七至八年间(1827-1828年)到成都参加乡试的李维基，与陕西盐商兼茶商的高某一见如故。高某给四友堂投资了白银3，000两，打下了7口盐井和3口火井，煮盐水产盐。“川盐济楚”时期，食盐的需求量大增，达到在湖广地区流传“1斤盐1斤银”的程度。为了适应这一趋势，李四友堂又新打下了100余口盐井，不仅生产食盐，也开始从事食盐的运输了。李祥阉和王三畏堂的王朗云、王相荣，以及陈辉延等人合资往湖广运输食盐的三四年间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是由于内讧而解体，于是担任食盐运输的祥兴泰独自开设了盐号，主要承担了楚岸、边岸、计岸的食盐运输。祥兴泰解体之后，在重庆设立大生号，担任了楚岸、计岸的食盐运销，在綦江县设立了大生美，在仁怀县设立了协兴隆，承担了边岸綦江和仁怀县的食盐运输和贩卖。而且在宜昌和沙市也开设了盐店。李四友堂的盐场有1，300多名劳动者，拉盐水的牛就有1000头，而且也是拥有能收5，000石田租的大地主。

王三畏堂的兴起始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生的王朗云时代。他的祖先在明末清初(1660年前后)从湖北移居到了四川富顺县自流井。由于王朗云兄弟为三人，所以称王三畏堂。王朗云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引进陕西商人的资金开凿了盐井，一经成功，就开始边生产食盐边积累财富。“川盐济楚”一开始，王朗云就在泸州、重庆、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等地设立盐号和支店，运输、贩卖食盐。王朗云在富顺县、荣县、威远县、宜宾县拥有能收4，000石田租的土地，后来发展到收17，000石的田租，“富甲全川”。

胡慎怡堂的开创者是胡元海，他在嘉庆年间(1796-1820年)从江西省吉安府移居到了四川富顺县的自流井。在自流井由棉布商做起，积累了资金，在道光(1821-1850年)初年成了专门的盐商。煮盐水的胡元海抓住了“川盐济楚”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打下了5处盐井，而且也有自然喷出的天然气可以煮沸盐水的火井。胡元海成长为拥有能收2000石田租的地主。胡慎怡堂不仅生产食盐，也从事运输，在自流井开设了聚义场盐号，往重庆、宜昌、沙市输送食盐。到了光绪年间，一共拥有21口盐井和火井。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7-1908年)，每年仅在盐业的利润就达12万两白银。盐场雇佣的劳动者为1000多人，而且还有700头牛和100多头马。

颜桂馨堂是自流井的颜昌英在1830年起的堂号。在广东海丰县居住的颜氏移居到四川时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昌英的祖父廷跃移居到威远县开垦荒地。昌英的父亲仲秀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从威远县移居到了自流井马冲口。由于当时还没有发现马冲口的盐水，所以颜氏在此务农。后来颜昌英从路边的水沟中感觉出盐味道，于是开凿了盐井，由于产黑卤水的同时能喷出大量煮盐水的天然气，所以命名为永兴井，开始正式从事盐业。永兴井一年的利润为10万两白银。这是1825年的事，当时李四友堂、胡慎怡堂还没有兴起，而王三畏堂的王朗云不过才12岁，颜桂馨堂在自流井的四大盐商家族中最早开始了盐业。1828年开凿了来龙井，每天生产100多担卤水。1830年又开凿了北海井、龙坳井等。之后在马冲口相继开发了东海井、海元井、富海井等，扩大了影响，而且把这一带的地名改成颜家湾。还开发了周家冲的自成井，杨家冲的同沅井、同兴井、同盛井，在马草山开发了涌全井、沅流井、福海井，扩大了经营。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又在伍加坡一带开发了江海井、沧海井、龙海井，仅在这一地区每天就能产700-800担的黑卤水，所以被称为“黑水大王”。

颜桂馨堂经营了太和贞和恒兴隆两个盐号。太和贞主要负责楚岸地区，在宜昌、沙市、汉口设立分号。恒兴隆主要负责计岸地区，在江津、重庆、涪陵设立了分号。“川盐济楚”时期，颜桂馨堂也进入宜昌、沙市、汉口等地参与了食盐的运输和贩卖，在沙市与王三畏堂的竞争非常激烈。沙市居民担心运盐的船靠岸会损伤码头，所以不允许船只靠岸。因此四川的盐商只能在江中间卖盐，非常不方便。这时，资金雄厚的王三畏堂用石头在船靠岸的地方砌了码头称“洋码头”。王三畏堂向利用“洋码头”的商人船只收取昂贵的使用费。中小盐商虽有不满，但是只能忍受。颜桂馨堂就把这些中小盐商组织起来设立了盐业公司。于是和中小盐商合资，共同运输食盐来抵抗了王三畏堂的横暴。

到了颜昌英的晚年，由他的第四个儿子觉吾掌管盐号。他因捐款而获得了荣禄大夫、布政史衔和贵州候补道员的官职。一方面，觉吾觉得自己作为贵州候补道员对贵州有一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川盐济楚”期间四川盐商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关闭了负责楚岸的太和贞盐号，放弃了楚岸。他认为，贵州交通不方便，竞争者也少，如果行使自己的影响力，就会获得高额利润，于是打人了贵州市场。在四川的丰都设立了乾丰泰盐号，越过高山峻岭前往贵州东南部和接壤的湖北几个州县，运输和贩卖食盐。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贩卖食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70年颜昌英死后，颜桂馨堂的所有子孙都戴孝，很长时间没有经营盐业。这样一来，乾丰泰盐号的职员采用欺骗的手段私吞资金并携带大量的金银逃走，使得颜桂馨堂负债高达30万两，逐渐地没落下去了。乾丰泰盐号的营业区域大部分是贵州的山区，自流井的人都不愿意前往。所以乾丰泰盐号的大部分职员是与颜桂馨堂没有纽带关系的贵州人。可以说，颜桂馨堂没落的主要原因是职员的欺骗，以及忽视了新井的开发。

综上所述，四川盐商特别是自贡盐商，他们是借“川盐济楚”的大好时机急速地成长起来的，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们所掌握的白银以各种渠道流通，对地区社会起了很大的影响。

川盐济楚促进了自贡地区盐业的繁荣，使自贡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了四川井盐业的中心，被称为盐都，誉作“富庶甲于蜀中”的“四川省精华之地”。

中国行盐制度，某产区之盐限定行销某区域，不许越雷池一步。楚岸是湖北湖南及其相邻的一些州县，地广人多，素不产盐，历来是国内最大的食盐销售市场之一，在清代前中期，楚岸一直由实力雄厚的淮盐独占。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大江南北，阻碍了淮盐通道，使食盐供应短缺，盐课收入锐减，军饷困难。为解决困难，户部议准：“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销。”于是川盐源源不断地运销湖广市场，这就是“川盐济楚”。

古代盐赋一直是国库收入大宗，直到清代，仍居天下财赋四分之一，其中两淮（淮南、淮北）最多，淮盐引岸中又以两湖市场最大。作为国库收入重要来源的淮盐，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在两湖“片引不行”，这严重影响了清政府财政收入。此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期，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白银外流、银贵钱贱问题更加严重。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对国库本已虚弱的清王朝更是雪上加霜。

为解决财政困难，户部提出，“此后湖南、湖北需盐接济，应饬令仿明王守仁立厂抽税之法，凡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不必由官借运。惟择楚省堵私隘口，专驻道府大员，设点抽税，或将本色抽收，或全折色输纳，均十取一二，以为定制，一税之后，给照放行”。于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湖北省首先在长江进入湖北的入口，即巴东县的万户沱设立了川盐分局卡，实行对四川盐的调查和征税。咸丰五年（1855年）在宜昌设立了湖北川盐总局，同治六年（1867年）在沙市设立了稽查分局，咸丰七年（1857年）还在巴东县的平善坝设立了调查食盐量和盐税缴纳与否的掣验厂。除设卡收税外，清政府为解决军饷问题，咸丰三年（1853年）还规定军需供给由地方督抚或统兵将领自行筹集。从此，设卡抽收厘金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而厘金中，盐厘为主要收入来源。

在“川盐济楚”中，通过设卡征收税厘，四川税额大量增加。据王守基在《四川盐法议略》中所记，“川盐济楚”前，四川盐课额有限，正课只有14余万两，正杂课加在一起也不过30余万两。“川盐济楚”后，川盐盐课急剧增长，咸丰年间在征收“关厘”、“厂厘”、“局厘”以后，每年课入达200余万两，最高时可达到四五百万两。由此四川财政由外省协济一跃而为协济外省。同时，在楚岸也对川盐征收税厘，仅厘金一项，据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称：“鄂省财赋以盐厘为大宗，每年川盐济楚湖广所收盐厘不下100万两。”

“川盐济楚”也解决了湖广人民淡食之虑。由于川盐自长江顺流而下，运输便捷，同时川盐色白质干，两湖人民喜食，加之川商经营灵活，所以川盐在两湖市场销售情况极好。咸丰七年（1857年），胡林翼奏称：“约计入楚之盐，以旺月计算，约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张。”按道光三十年（1850年）核定章程，水引一张计捆巴盐8千斤，花盐1万斤，每月入楚川盐九百引，按巴盐、花盐各半计算，即为800万斤左右，年销量在1亿斤左右。到同治二年（1863年），湖北全境皆食川盐，湖南省之岳州、常德、沣州等府州属地，直至省城都是川盐销地。同治八年、九年（1869年、1870年），川盐在湖北省年销量已经超过1.2亿斤。川盐大量销售，基本解决了湖广人民淡食之忧。

随着川盐在湖广市场的畅销，极大地刺激了四川盐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井灶增多，技术提高，产量增大。一是私井大量出现。“川盐济楚”后，私井广泛开凿。据光绪《四川盐法志》记载：“射蓬各地，私井日开，近年则几无处不有。”二是一些原已淤塞的盐井在川盐济楚中，修旧凿新，井灶又发展起来。三是原有的大盐场进一步发展。如犍为盐场，在乾嘉年间有井1206眼，煎锅1654口，“川盐济楚”后，其井达到两千余眼，锅也达到近两千口。再如自流井盐场，据统计，咸同年间盐井数达到728眼，灶锅达到7919口，而咸丰前井灶不过400百余眼，锅不过1000余口，井眼增加了1倍，锅口增加近8倍。

同时，富商大贾在利益驱动下蜂拥入井，以累万盈千之银投入盐业生产，为凿井采卤采气和制盐技术提高奠定了基础。如在自流井地区，盐工们根据凿井过程中不同的工序和遇到的不同情况研制了100多种工具，井深达千米以上者屡见不鲜。为了在同一口井能水气共采，还发明了“裸井采气法”。丰富的卤源和天然气，使盐产量、质量大大提高。咸丰（1851~1861年）以后，自流井年产盐大体保持在三至四亿斤左右，最高年产量曾高达六亿斤，与“川盐济楚”前相比，常年增长4.6倍，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井盐产地。

出现了以富荣为中心的近代手工工场。一是富荣盐场内部有了明确分工。就每一井灶而言，有司井、司牛、司车、司蔑、司梆、司漕、司涧、司火、司草，还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等。而整个盐场内各种职业的分工更是类别繁多，有山匠、盐匠、灶头、担水夫、担盐夫、盐船夫等。二是盐场规模很大，各工种按劳取酬。正如李榕在《自流井记》中记载：“担水之夫约有万，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复运送，日值可得千钱。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夫，担盐夫又倍之，其价稍差。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其价益昂。”三是盐场管理体系逐渐完备。“盐厂之管事有四：规画形式，督工匠以凿井者，为井之管事。综核水火，计成数以烧盐者，为灶之管事。安置竹笕，由近及远以达咸水者，为笕之管事。储盐运盐，行水陆以权交易者，为号之管事”，“凡计议官私厂务者，谓之档首。商酌买卖盐斤与时为低昂者，谓之经纪。驱使杂佣接待宾客者，谓之外场”②。这里的井、灶、笕、号诸“管事”以及“档首”、“经纪”、“外场”等，都是盐场的管理人员，这些都表明在富荣地区已经出现了近代手工工场。

出现了集井、灶、枧、号于一身的盐商资本集团。在“川盐济楚”中发展最快的富荣盐场，出现了盐商资本集团，其代表为“自流井四大家族”，即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他们集资凿井，经营枧运，联合运销食盐。如李四友堂，在“川盐济楚”中联合晋商新开凿了100余口盐井，其盐场用工1300多名。还与王三畏堂的王朗云、王相荣，以及陈辉延等合资往湖广运销食盐，在三四年间就获取了巨额利润。同时他们为凿井、枧运等，还通过租借、入股、借贷客资等方式，取得大量地产。如李四友堂拥有能收5000石田租的土地，王三畏堂拥有能收17000石田租的土地，“富甲全川”。在利益驱使下，四大家族通过合资、借贷、入股等各种方式，已迅速形成盐商资本集团，推动了四川盐业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盐业经济是由国家垄断并严格控制的。清王朝对盐业的控制主要偏重于流通环节，采取的方式是专商引岸制。其特点是：盐商认销岸，以销岸确定盐产地，根据所领盐额运输食盐；政府掌握盐引以确定产销额数，据此征榷盐税。引岸制度将食盐的生产与流通规模定向地限制于法定的区域内，形成一块块相互割据的封建世袭领地。专商引岸制不考虑生产技术水平高低，市场供求关系状况等内在经济因素的变化，是封建政府的强制性经济，目的是把盐业经济固定在小农经济基础上。

但专商引岸制在“川盐济楚”中却受到沉重打击。在“川盐济楚”中规定，不管是川盐还是潞盐，也不管是商人还是平民，都可以自由贩卖。这就打破了清政府规定的楚岸是淮盐计岸，是淮盐销区的定制，使楚地盐市场成为了自由市场。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后，曾国藩要求“禁川复淮”，恢复楚岸作为淮盐引地。虽然历经曾国藩、李翰章、刘坤一等不断上奏力争要求“禁川复淮”，恢复楚岸作为淮盐引地，也实施了对川盐的“重抽厘金”、“以征为禁”的政策，但最终也未能实行“禁川复淮”，而是实行了“淮川分界”政策，即半禁川半复淮。直到清末，尽管各方都承认湖广是淮盐引地，但淮盐计岸一直无法收回，楚地的专商引岸制受到沉重打击。

四川的专商引岸制也受到沉重打击。如奉节在盐法上非报部盐区，规定配食云（阳）厂盐引，但咸丰初年，乡民开始淘井试煎，产盐极旺，奉节地区食盐自给，云阳盐厂在奉节的盐引无法销售。有的盐场也因“川盐济楚”后运往楚地销售更便捷、得利而放弃了原配岸。此类状况使得四川原有引岸被打破，盐引税额难以征收，因而四川实行了“盐课归丁”，即将盐引课摊入地丁银内征收抵补，食盐任听民间贩销。“盐课归丁”实际是对自由贩销的承认，可见四川的专商引岸制所受的打击程度。

总之，“川盐济楚”严重打击了封建专商引岸制，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盐业走向市场化，同时它促进了四川盐业发展，为四川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