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兴场旋卷构造位于成都平原北东，德阳、罗江、中江、金堂之间。由东、西帚状构造与被改造了的华夏系构造组成。组成地层为白至系以前的老地层。绵阳环状构造，位于平原北部边缘，占绵阳、盐亭、射洪、中江之间地域。组成地层为上侏罗系至白垩系地层。

●成都（断陷）

成都平原受新华夏系、雾中山褶断带、龙泉山褶皱带夹持，在侏罗一白垩纪沉降的基础上，陷落成为接纳巨厚第四纪松散堆积的断陷盆地，其范围北起安县秀水，南到名山、新津，西起大邑、都江堰、东止成都龙泉驿、金堂。其长轴呈北30-40°东方向延伸，为西陡东缓的不对称凹陷盆地。这一断陷盆地内，形成了一系列北东向延伸的凹陷、隆起，且发育北东向、南北向延伸的隐伏断裂。断陷边缘由系列北东一北北东向褶曲、断裂构成。因此断陷又分为三部分：西部边缘构造；东部边缘构造；中央凹陷。

①西部边缘构造，由一系列北北东走向的不连续梳状褶皱以及北东向、南北向隐伏断裂组成。褶曲东翼陡，西翼缓，东翼20-90°，一般西翼10-25°，构造面大都倾向北西。自东向西为邛崃一大邑一彭县断裂，悦来金马场背斜，聚源一关口断裂等。邛崃一大邑一彭县断裂，为西部边缘构造与中央凹陷的分界，该断层地表未见出露。断裂由一组北东向断裂和南北向次级断裂组成。断裂在侏罗系沙溪庙统以上的地层内，倾北西，总体走向北东，属压扭性，断距200-400米。

②东部边缘构造：由一系列箱状短轴背斜及其间宽缓向斜组成，轴向北东30°，呈雁形排列。这些褶曲西陡，倾角15-80°，甚至直立倒转，常伴生逆掩断层，东翼缓，倾角10-40°，有挠曲现象。自西至东是：苏码头背斜、

盐井沟背斜、牧马山一普兴向斜、总岗山熊坡背斜、蒲江一新津断裂、双流一成都隐伏断裂、磨盘山断裂、新都一广汉隐伏断裂、绵远河隐伏断裂。蒲江一新津断裂，与成都、磨盘山、新都、双流、广汉断裂，是断陷东部边

缘构造与中央凹陷的分界。蒲江一新津断裂西南段出露地表，长30千米左右，倾向南东，倾角45-55°，北东段在被第四系所覆。该断层北过新津，总长超过80千米，总体走向北东，断层面倾向南东，倾角25-35°。在蒲江境内最大垂直断距达3300米，水平断距4000-5000米，到双流王家山后即不明显。断裂向北东延伸，过成都西可能与磨盘山断层相接，隐伏延伸至广汉以西。

③中央凹陷：形成于邛崃一大邑一彭县断裂与蒲江一新津断裂及其隐伏延伸断裂之间，系一向斜型的凹陷，延伸方向受两断裂控制。凹陷内主要存在两组隐伏构造：北东向断裂，如灌县青龙一唐县一彭县、怀远一什郁高骄断裂、大邑新场一郫县红光断裂、邛崃桑园一崇庆集贤断裂;南北向次级断裂：邛崃西河断裂、灌县上元场一崇庆道明场断裂等。受构造控制，凹陷内发育更深的凹陷和相对隆起，主要有彭县竹瓦凹陷，崇庆一大邑凹陷，这些凹陷，西翼陡而东翼缓，沉降中心均偏西侧。相对的隆起有高山镇隆起，聚源崇义铺隆起等。

成都平原四周群山环抱。龙门山山脉（邛崃山）斜列于西，龙门山横拦于东，南连名邓冰汛形成之高台地，北接安县秀水一带山地丘陵，地形上形成南北对峙，东西夹持，从平原中心向周边阶梯状抬升的、封闭的菱形盆地景观。平原内部地形平坦，南北长约200千米，东西宽近90千米，地面高程730-460米，由北西向南东倾斜，地面比降3-11‰。从地形上可将平原分为扇状平原和周边台地两大部分。前者位平原主体，称为平坝区；后者围绕平原周边断续分布。

●冲洪积扇群

冲洪积扇群主要分布在平原西测山前地带，自北向南主要由干河子一绵远河扇，石亭江扇、湔江扇、山民江扇、西河扇和南江扇。各扇地势，均自北西向南东倾斜，联缀成群。扇前缘，犬牙交错的叠置于晚更新统之上，与河流漫滩，阶地呈渐变关系，扇间位低洼地带。其中崛江扇规模最大，其范围可由都江堰至郸县犀甫、永定一带。

●冰水堆积扇

冰水堆积扇由晚更新统冰水一河流堆积组成。广泛分布在平原东、南、南东部，以2-3‰的比降向东及南东微倾。表面形态有“大平小不平”的特点，沿河分布时，为河流的二级阶地，比高4-17米，但有时与一级阶地之间不具明显的陡坎，呈条梗状或覆舟状，构成河间地块。近平原边缘部位，表现为基座。阶地分布高程440-700米。

●河漫滩及一级阶地

河漫滩、心滩呈舌形、条形、新月形分布于河心与岸畔，高出水面0-2米，往往不具明显陡坎，滩面倾向河心，组成物为灰白砂砾石层。一级阶地，分布在平原南东侧河流中、下游地段，及名邓高地河道内。呈条带状顺河断续展布，嵌叠于冰水扇状平原上，比高2-4米。阶面平整，微向河床或下游倾斜。各河以崛江阶地最发育，阶面宽可达数公里，长度数十千米。为全新统砂卵砾石层所组成。名邓高地或部分山麓河流，因再造一、二冰期堆积或红层母岩风化物混入，色调偏黄棕。

●冰碛—冰水台地

冰碛—冰水台地由中、下更新统冰债和冰水堆积组成，断裂环绕于平原周边形成台地，台面由西向东呈缓坡倾斜。名邓台地平均比降‰，平原内显示三个台坎，比高因地而异。

成都平原四季分明，日照少、气候温和，降雨充沛，属暖湿亚热带太平洋东南季风气候区。平原西北龙门山山前一带，气温较低，降水充沛，蒸发量略低，向东及东南有雨量略减、气温略高的趋势。

成都平原区气温变化小。多年平均气温为16.1℃，年最高气温一般出现于7、8月份。从多年资料看，最高月平均气温不超过26℃，最低月平均气温一般不低于4℃。因此冰冻极为少见，无土壤及地下水冻结现象。

降雨充沛是成都平原气候特色之一。龙门山横亘于平原西侧，对大气降雨影响甚为显著，东来水汽受龙门山屏障阻挡，形成地形雨，致使雅安一都江堰一安县出现多雨地带，年平均降雨量达1200-1600毫米，向东南方向雨量递减，温江、郸县、新繁、广汉一带降雨量在1000毫米左右，致金堂、成都、新津、龙泉山麓为900毫米左右。降雨在季节上分配不均。6-9月受热带海洋暖湿气团的控制产生大量降水，四个月的降雨总量为753.7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6%。冬季，在大陆干冷气团的控制下，气候干燥，降水稀少。

成都平原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2.1%，多年平均蒸发量为994毫米，最高1151毫米，最低960毫米。夏、秋季降水大大超过蒸发量，冬、春季降水量小于蒸发量。地域上存在西部山区向龙泉山麓递增的趋势。

成都平原西侧为地表水系进口，发育岷江、沱江两大水系。岷江和沱江进入平原后，呈扇状分流，在平原东侧龙泉山山麓收束，于金堂、苏码头、新津三处流出平原。平原内河流众多，平均每隔2.5千米即有一条河流。

岷江水系：岷江于都江堰山口进入平原，且由水利工程分为内外而江。内江分为蒲阳河、走马河、柏条河、江安河。外江分为金马河、羊马河、沙黑总河。此外，尚有龙门山山前地带发育的文锦河、斜江、南江、蒲江河等均纳入金马河正流，于新津流出区外。

沱江水系：主要由绵远河、石亭江、湔江组成（一说为毗河、清白江、湔江及石亭江四条上游支流），三大河流入平原后呈扇状分流，并接纳山前发育的马尾河、射水河等于金堂流出区外。

渠系密集是成都平原水系分布的重要特点。区内主要干渠多自然河道略加改善而成。在干渠的基础上，支、斗、农、毛渠密如蛛网，从而构成了平原区水网化的态势。

成都平原的土壤类型主要以水稻土、紫色土为主，形成的土壤既有地带性黄壤、黄棕壤，也有非地带性潮土和水稻土，以及石灰土、紫色土等岩性土。平原内耕地土层深厚，质地适中。

成都平原是在中生代前陆盆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四纪断陷盆地，但范围明显缩小在龙门山中南段的山前地带，而且盆地的沉降中心也发生迁移，三叠纪时沉降中心在江油一带，侏罗纪时沉降中心迁往大邑、灌县地区，第四纪沉降中心已迁往郸县竹瓦铺一带。

早更新世时，龙门山山前推覆构造带中南段首先活动，沿绵竹一彭县一大邑一线发生逆冲运动，导致南东侧相对沉降，形成向北西倾斜的单侧断陷。该种现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竹瓦铺断陷最早，其二是同时断陷但竹瓦铺断陷最深。

中更新世时，山前推覆构造带继续活动，东侧的蒲江一新津一成都一德阳断裂复活，开始了向北西的逆冲运动，此时成都平原内部的深断陷开始形成。中更新世沉积厚度基本一致的事实表明此时深断陷东西两侧的沉降幅度大体相同。中更新世后期，龙门山前山推覆构造带中南段开始活动，向南东逆冲抬升，断陷扩大，成都平原的西边界移至龙门山前山断裂带。

晚更新世时，龙泉山西坡断裂复活并向北西逆冲，使之成为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界。虽然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沉积覆盖了成都平原，但自西向东厚度减小，粒径变细以及沉积物年龄逐渐变新的现象表明，晚更新世以后四川盆地的沉降作用仍然是由北西向南东推进的，再度表现了龙门山推覆构造带在成都平原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控制成都平原第四纪沉积分布的断裂活动时代表明有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变新的基本规律，成都平原的形成过程则是平原中心断陷向两侧扩大的过程。成都平原形成、演化的历史反映了成都平原断裂的活动史，这些断裂的近代活动水平不但影响成都平原的地文特征。

成都平原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总量为42.98亿立方米，其中，当地降水入渗补给12亿立方米；灌溉入渗补给量12.76亿立方米；河道入渗补给量11.72亿立方米；渠系入渗补给量6.40亿立方米。成都平原多年平均（1980～2000年）年降水量929.4毫米，可换算为61.9亿立方米/年。

成都平原共有土地资源1331800公顷，人均地资源占有量约0.1044公顷/人。2010年，成都平原耕地资源总量为478069公顷，占平原幅员面积的35.90%，占该区域农用地总面积的42.36%，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约为0.0375公顷。

成都平原自然环境复杂，动植物种类繁多。据《成都市志·地理志》统计，成都平原共有脊椎动物578种，兽类112种，鸟类384种，两栖类24种，爬行类29种，估计昆虫总数在一万种以上；各种植物三千多种，其中裸子植物53种，占中国裸子植物总数的27.5%，占全川裸子植物总数的60.2%；被子植物2699种，占四川的三分之一。

成都平原河网密集，易爆发洪灾，平原的洪涝灾害是由于暴雨汇流的滞后时间短，暴雨过程尚未结束，各处洪流即已纷纷向平原内地势最低的两处汇口集中，等待排出，而两处出口均有泄洪能力不足的缺点，于是先期到达的洪流尚未排完，后面又来了新的洪流，以致在汇口冲刷扇范围内形成涝灾。

公元前256年望、丛两帝兴建都江堰工程，经过历代劳动人民不断维修和改建，都江堰工程起到了“引水以灌田，分洪以减灾”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渠首工程设在灌县崛江上，因此分洪作用也主要针对来自眠江上游的洪水，对于来白平原西北暴雨中心的洪水（分别为邓妹南河及沱江源头的十余条支流汇流区）造成的洪涝灾害的消减作用就不明显，故成都平原局部洪涝灾害几乎年年不断，全流域洪涝灾害依然时有发生。

1947年6月30日至7月6日，成都平原出现一次历时长、范围广、雨量大的降雨过程。特大洪水使成都城区、府河沿岸、岷沱两江严重受灾。成都市80多条街道被淹，市区尽成泽国，安顺桥被冲毁。

1981年7月中旬，成都平原部分地区爆发特大洪水，被称为“81.7”特大洪水，望江楼水文站洪峰流量1050立方米/秒、重现期为70年。“81.7”暴雨主雨时段出现在7月12～14日，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暴雨笼罩面积大；二是前期降雨频繁；三是暴雨时间集中，时程分布恶劣；四是暴雨区走向与江河流向一致，形成雨洪同步，洪峰叠加。基本上雨峰伴着洪峰前进，雨洪同步，洪峰叠加，形成三条江的特大洪水。成都市是“81.7”洪水的重灾区，全市绝大部分县（区）被灾，68个场（镇）、243个乡（公社）被淹，其中：金堂县赵镇、双流县黄龙溪、新都县石板滩3个镇被洪水围困，成为孤岛。全市直接经济损失达3亿元以上。

成都平原是扬子地块的一部分，其基底至少在八九亿年前已经形成，没有发现有深大断裂存在的证据，因此是一个稳定的地体。故成都平原具有完整和稳定的基底，不具备发生灾难性大地震的大地构造背景条件。

成都平原边缘和中部仍然存在断裂，但其规模小、连贯性差、活动性弱，无法和龙门山断裂带相比。并且这些断裂大都在几公里深度下消失在沉积岩层中，后者强度差，不会积累强的地应力而酿成大型地震。

成都平原自身不会发生大的地震，但会受到其它地方地震波的影响，处于地震波影响带。如有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来自龙门山、秦岭、松潘、甘孜等地的地震。

成都平原地处四川盆地，盆地特殊静小风气象特征导致大气环境容量极为有限，远小于扩散条件好的沿海城市。在相同排放条件下，成都平原会比扩散条件好的城市更容易受到污染。成都平原风速小、云雾多、湿度大、中性及稳定性天气多、逆温出现频繁且强度高等气象特征是形成该地区空气流动不畅、阻碍大气污染物扩散、迁移的不利气象条件。

成都平原区域内的成都市高污染燃料占比较重，2012年，成都市全社会煤炭消费量为895.19万吨标煤，燃煤占全部能源消费的比例仍高达25%以上。燃煤贡献了大气中约90%的二氧化硫、约40%的氮氧化物。

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川南、川北、川东地区工业企业众多，各类废气排放量大。加之四川省能源结构是以燃煤为主，燃煤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超过50%。当废气扩散条件不利时，大气污染随之加重。

成都平原河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入，由于不同地区的工业结构、规模，人口密度及自然条件不尽相同，排入河水的污染类型、数量和河流的自净能力也有差别，因而河流的水质污染各有其特点，主要分为成都区、青白江区、温江区等3大污染区。

成都市区的河水以COD、BOD5等有机污染为主，石油含量及细菌数量也较大；整体上，成都市河水以有机污染为主，重金属污染影响不大。青白江区是工厂集中分布的地方，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大，水质以氨氮、COD污染为主。温江地区河水中污染物含量较小，水质较好。

成都平原作为四川省经济中心和粮食主产区、工业集中区，工业中的点源污染和农业上的面源污染日益加剧，直接造成了平原大量粮田不同程度受到重金属的污染。

成都平原土壤重金属中以镉、铅污染相对较大，其中以镉的生物有效性最高，镉污染相对严重的地区有德阳、广汉、新都、成都周边等地。

先秦时期的成都平原文明自成一体，被后代称为“古蜀文明”，并与中原文明齐驾并驱，一同形成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结构。古蜀文明源自于崛江上游的河谷地区，历经蚕丛王、柏灌王的带领逐步迁移到成都平原，并且形成了宝墩文明。此后继任者鱼凫王则初步统一了成都平原，建立了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古蜀王国，这标志着三星堆文明的来临，这也代表了成都平原地区由酋邦到国家的转变过程。随之杜宇王取代了鱼凫王建立杜宇王朝，进入了十二桥文化时期。杜宇王时期的古蜀王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并且逐步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强国。公元前600年左右，开明因治水有功，取代杜宇王成为新的统治者，古蜀王国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

开明王朝的繁荣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直到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人灭蜀，古蜀王国覆灭，其文明就此终结。秦惠王九年，按照秦国的郡县制，在蜀地设蜀郡。

汉代承秦制，仍设蜀郡，但从成都平原东北分出广汉郡，汉代在全国设置13刺史部，蜀地置益州刺史部，治成都。益州之名延续了1000多年，直到元代终止。自秦朝置蜀郡以后，蜀郡之名一直沿用到唐代，唐置成都府，成都府的行政区划，一直延续到民国。从秦国置蜀郡始，成都平原行政区域内各个县的边界二千多年基本保持稳定。自秦设置蜀郡以后，成都平原就成为国家的主要粮食供给地之一，汉朝建立起来战国至西汉之前，人们将关中渭水平原称之为“天府之国”，但在东汉初，班固在《两汉赋》中则说“郊野之富，号曰近蜀。”由此可知成都平原的富庶己超过了关中地区，“天府之国”的美誉此时转移到了成都平原，以汉末诸葛亮在《隆中对》“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为始。

三国时期，刘备在成都称帝，史称蜀汉，分益州和梁州，其下置24郡，其中有16郡在四川境内，而16郡中大部分是在成都平原。两晋时期，因为战乱，成都平原迎来了第一次移民高潮，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由于为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隋朝不断调整四川的政区建置，对旧有的郡、县进行大量的省并，四川（包括重庆地区）共设24郡，174县，成都仍为蜀郡治。

唐朝建立以后，对地方行政机构不断调整，形成了道、州（府）、县制三级制，并将全国分为巧道，四川地区分属剑南、山南、江南三道。因“安史之乱”唐玄宗逃难于成都，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时，成都一度成为唐朝的另一统治中心“南京”。唐朝，成都平原的经济发达，卢求就在《成都记》中将扬州和益州（即成都）作了比较，明确阐释成都在各方面己经超过了扬州，“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日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肢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件其半。”

五代时期，成都先后成为割据政权前蜀和后蜀的都城，并在军事基地设“军”，在灌州（今都江堰市）置“永康军”。两宋基本沿用唐朝的地方建制，只是代改唐代的“道”为“路”，并成为一级行政权力机构，形成地方路—（州、军、监）—县三级行政区划，四川地区设四路，其中益州路治成都。两宋时期，成都平原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农业商品经济发展迅猛。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成都平原地区产生了交换的纸币“交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代实行行省制，巴蜀合一为四川省，治成都。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四川境内建立大夏政权，复置了元朝废黔的州、县，并且对地方政区进行了调整，即“分蜀地为八道，更置府、州、县官名。元初，成都平原因受战乱的影响，经济一度受到波及，但在元代中后期，经济在逐渐恢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威尼斯商人马克·波罗曾经描述成都平原河流上货物来往的繁华景象“商人运载货物往来上下游”。

明清时期一直沿用元朝的中书行省制，清朝只是在省之下增设了道。明朝时期的成都平原经济较为平稳地渐进式发展，但在明末清初，成都平原地区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乱，人口骤降，经济遭受了巨大打击，与商品经济高速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的江浙地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到了清朝，政府通过劝耕免税等措施促进生产，以及凭借成都平原良好的自然条件，经济逐渐走向了复苏，个别手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已经非常明显。清朝末期时期，国家败落，成都平原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但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成都平原的粮食产量一直相对稳定。

民国时期，撤道设行政区（专区），成都平原的范围涵盖多个行政督察区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对灌溉系统的修复，荒地的改造，成都平原的耕地面积大幅度逐步增加，成都平原的经济得到了长远稳步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进程迅速，经济快速发展，成都市居于整个平原的中心首要地位甚至成为带领着西南地区发展的领头羊，尤其是联同重庆成为中国首个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影响广泛。

成都平原地处四川省的中心地带，经济发达，是中国西南部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四川盆地主要的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中国人口分布高度密集的区域之一。

成都平原以成都市为核心，产业产品特色明显，包括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制药产业，德阳的重型机械装备制造业，绵阳的电子信息产业、核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乐山的电子元器件、医药化工、建材产业等。

成都平原交通通讯条件不断改善，成都中心城市辐射力较强，是四川省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园区的集中之地，也是外资、港澳台资投资四川的主要区域。另外，成都平原区内以旅游为龙头，交通、商业、餐饮、金融、通讯、文化、娱乐、租赁、房地产及相关服务业优势突出，区内还广泛分布着各类现代农业基地，各县区还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和产品。

成都平原以成都为枢纽，公路、铁路呈放射性分布，公路四通八达，构成以高速公路为主体，国道、省道、县道为辅助的密集运输网络，主要包括成渝高速、成绵高速、成南高速、成灌高速、成彭高速、成乐高速、成雅高速、国道G108、G213、G317、G318、G319、G321等；宝成铁路、成渝铁路、成昆铁路、达成铁路四条铁路主干线，连通全国；民航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为依托，连接中国国内各大城市以及国外主要城市。

四川话是以由中原移民带来的北方官话为主体，并接受巴蜀古语影响的地方方言。它作为汉族西南官话方言的一个分支，使用范围包括四川全省、陕西南部的8个县、湖北西部的2个县和甘肃南部的1个镇，大致相当于西南官话分片中的成渝和灌赤两个片，使用人口达1亿多，是中国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支方言之一。

四川话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时期，它发源于上古时期的巴语和蜀语，并不断地接受中原地区北方官话的影响，形成了梁益方言；最后以由明清时期植入四川的湖广移民所使用的西南官话为主体，吸收当地的梁益方言，涵化形成。

成都话在地域上虽处于川西，但受古蜀语的影响较少，而更接近中原官话，是四川话中无古音的方言支系之一。成都方言发音婉转，具有吟唱风味和阴柔之美。所以在北方官话语系中，成都方言最易被北方人听懂。故说成都方言是一种标准化的四川官话。

蜀绣，又称“川绣”，起源于四川，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的总称。因古代川西平原属蜀国，所以被称为蜀绣。蜀绣早在晋代就已出现。据《华阳国志》记载，晋代的蜀绣与蜀锦齐名。盛唐时期，蜀绣一直是民间艺术，没有大规模生产。清道光年间，蜀绣渐渐形成规模，成为一种行业。

蜀绣的原料以软缎、彩丝为主，题材多是山水、人物以及花鸟鱼虫等。针法有套针、旋流针、晕针、斜滚针、编织针等一百多种。蜀绣织品多是日常用品，如被面、枕套、衣服、鞋面等，除此以外还有工艺品，如台屏、挂屏等。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蜀宫乐女演乐图挂屏和双面异色的水草鲤鱼座屏都是蜀绣中的代表作。

川菜历史悠久，最早较为系统地记述川I菜的烹饪原料、烹饪技巧和川菜筵席的，是西汉辞赋家扬雄的《蜀都赋》。据《古文苑》载，此赋对川菜烹饪有“调夫五味，甘甜之和，芍药之羹…五肉七菜，朦厌腥臊，可以练神养血”等描述。西晋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对四川的物产、风俗、饮食习俗的描写更为详尽。如描写宴请宾客有“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的句子，所谓“金莹中坐，肴桶四陈，觞以清醺，鲜以紫鳞”则说的是以什么酒菜待客。宴席期间还有歌舞助兴。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四川的饮食习俗是“尚滋味”、“好辛香”，说明川菜的特色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四川时曾被川菜的魅力所吸引，称赞“蜀酒浓无故，江鱼美可求”。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不仅是个美食家，而且擅长烹饪，他创制的“东坡肘子”和“东坡鱼”仍为四川名菜。南宋诗人陆游对川菜也称赞有加，他在返回老家浙江后曾感叹“未尝举著忘吾蜀”，在《思蜀》诗中写他对川菜的回味是：“老子馋堪笑，珍盘忆少城。流匙抄薏饭，加糁啜巢羹...”川菜菜系的正式形成大约在清代。明末清初，大量外籍官员入川，随行厨师将南北各地的饮食习惯和美味佳肴带进四川。川菜便吸收南北各家烹饪之长处，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全面而又独具特色的烹饪技艺。清乾隆年间，李调元在《函海·醒园录》中总结了腌、酥、煮、熏等30多种川菜烹调方法，使川菜烹饪技艺上升到理论化阶段。自此，川菜菜系正式形成，并与鲁、苏、粤菜一起，被列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

川菜的特点是突出麻、辣、香、鲜、油大、味厚，重用“三椒”（辣椒、花椒、胡椒）和鲜姜。调味方法有干烧、鱼香、怪味、椒麻、红油、姜汁、糖醋、荔枝、蒜泥等复合味型，形成了川菜的特殊风味，享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美誉。川菜的烹调方法很多，火候运用极为讲究。众多的川味菜式，是用多种烹调方法烹制出来的。川菜烹调方法多达几十种，常见的如炒、熘、炸、爆、蒸、烧、煨、煮、焖、煸、炖、淖、卷、煎、炝、烩、腌、卤、熏、拌、糁、蒙、贴、酿等。川菜的十大经典菜有：四川火锅、水煮鱼、回锅肉、麻婆豆腐、鱼香肉丝、水煮肉片、辣子鸡、酸菜鱼、宫保鸡丁、毛血旺。

四川茶史最早可追溯到3000年前，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自秦人取蜀之后，始有茗饮之事。”意思是，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四川也是中国最早种茶、饮茶、售茶的地区之一，茶文化源远流长，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历史上，川茶成为历代中央政府政治稳定边疆、经济富裕边疆、文化兴旺边疆的重要载体。

川蜀饮茶习俗源于先秦，成都特有的矮桌竹椅和茶碗、茶盖、茶船子的“三年头”茶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茶船文化，也叫盖碗茶文化。茶馆、茶肆遍布巴蜀城乡和街巷，或隐于闹市，或立于郊野，置身于其中，品茶者不但可以品茗养性，还可以听评书、看围鼓，体味巴蜀的风土人情。

成都武侯祠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惠陵时，其是中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历史人物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1961年，武侯祠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成立成都武侯祠博物馆，2008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武侯祠博物馆分为文物区、西区和锦里三部分，总面积230亩（15万平方米）。

三星堆，即三星堆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广汉市南兴镇鸭子河南岸。最早于1929年（一说1931年）在遗址上发现一坑玉石器，1934年试掘。20世纪60年代对遗址范围内的月亮湾遗址等进行发掘，80年代以后又历经多次发掘。遗址为东、南、西三面有城墙的城址，面积12平方千米。城内发现有房址、祭祀坑、作坊遗址、墓葬等遗迹。其中，1986年发掘的两个器物坑出土了大批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和象牙等。三星堆遗址的早期遗存属于宝墩文化，主体遗存属于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

杜甫草堂，又称杜甫草堂博物馆，坐落于浣花溪畔，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先后在该地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240余首。唐末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今草堂占地面积近300亩，仍完整保留着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和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葺扩建时的建筑格局。1955年成立杜甫纪念馆，1985年更名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2001年2月，在成都市区发现的金沙遗址，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距今约3200年—2900年）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金沙遗址发现的重要遗迹有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大型墓地等，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珍贵文物5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以及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

明蜀王陵位于成都市十陵镇正觉山山麓及青龙埂等地，是明代（公元1368～1644年）藩王蜀王的家族陵墓群。明蜀王陵以僖王陵为中心，包括僖王赵妃墓、僖王继妃墓、黔江悼怀王墓、怀王墓、惠王陵、昭王陵、成王陵、成王次妃墓、半边坟郡王墓10座明代蜀王、蜀王妃、郡王及郡王妃的墓葬，形成了一处类似北京十三陵的王陵墓葬群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