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分别为总则、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各级政治机关、党支部、党务委员会、青年团及红军政治机关与地方党的关系等10个具体条例。

条例的总则规定：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红军中的政治机关“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是“党在红军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是“红军中的政治指导员。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实施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使红军的指战员明了红军所担负的阶级的政治责任和与敌人作战的意义。要把红军的指战员训练成为“有军事技术的战士”，成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巩固苏维埃政权有阶级觉悟的公民”，还要成为“完成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

因此，条例作了具体的规定。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指导员是红军战士政治工作的指导员和进行者。

二、政治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全权代表，他是代表政权及党的双重意义，在执行行党在红军政治路线及纪律方面，是完全负责者。政治委员在政治方面有单独发行命令之权，并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发生争执时，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

三、团及独立营设立政治处，师以上各级设立政治部。

四、连队党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基本单位的组织，每连中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得组织支部”。

此外，条例还规定：军团、军、师政治部均设立党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维护党纪，发展党员等有关党务工作的部门。

1930年8月24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当时红一军团辖红三、四、十二军，红三军团辖红五、八、十六军。

1931年8月，张云逸、邓小平的红七军编入三军团。同年12月24日，宁都起义的国民党军（26路军）编为红五军团。1932年6月改称红一方面军。

1933年编成为红一、三、五军团和江西军区独立师，其中，一军团辖四、十四、十五军（十四、十五军原为五军团编制），三军团辖一、二、三、四、六、七师，无军一级，五军团辖三、二（原一军团十二军）军。红七军团原为1930年赣东北红军部队扩编而成的红十军，1933年1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划归一方面军，1933年7月20日改为红七军团，红九军团于1933年10月28日由红一军团三师、红五军团十四师合编而成。红八军团由红七军团二十一师和中央红军直属二十三师，在1934年9月合编而成，兵力最高达24个军共7万余人。1933年编成为，一、三、五、六、七军团，1934年7月红七军团北上，改名“抗日先遣队”，10月与1933年初成立的新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后失败；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先前进至湘西和二军团会师。

1934年长征开始时，一方面军编成为红一、三（各三个师）、五、八、九（各两个师）军团，其中八、九军团为长征前最后一次“扩红”时组建，多为新兵，装备及战斗力较差。湘江之战时，八、九军团被打散。湘江之战后，八军团番号撤销。余部编入五、九军团，一直是作为全军后卫。九军团在贵州曾经单独作战，以掩护主力进行机动作战。

1935年毛儿盖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离开红四方面军向陕北前进，其时五、九军团因驻地在四方面军中，未能随军北上，编入红四方面军。俄界会议后，一、三军团与干部团编成中央纵队，至陕北组成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前全军整编为红一军团，1935年11月与红十五军团汇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原为红二、六军团，1935年接中央命令编为红二方面军，后来和四方面军会师后编成中还包括九军团和三十三军一部整编为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九军区分）。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萧克，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年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奉命组成红二方面军，并将原属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三十二军就是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编入。

红四方面军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黄麻起义后成立的红七军，黄麻起义失败后余部以后发展成红11军第31师。加上在六霍起义和商南起义中诞生的红32师和红33师改编成红1军。1930中红15军与红1军合并成红四军，军长为邝继勋，政委曾中生，参谋长徐向前。1931年11月,以红4军和红25军正式成立红4方面军。四方面军总指挥为徐向前，政委为陈昌浩，政治部主任为刘士奇。

鄂豫皖时期：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包括红四军及红七十三师。后第四次“围剿”后红四军转移向川陕发展，留红七十三师于鄂豫皖坚持。后徐海东率部向陕北突围而去，到达陕北后编为红二十五军，与当地的二十六、二十七军编为红十五军团。

川陕时期（一、四方面军会合前）：红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

毛尔盖会议之后，南下时：红四、五、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军，与国民党大战之后，损失惨重。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已有三十三军，在当时左路军编制内三十三军是川东游击队改编的。南下受挫后也没有取消建制，至少在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被分隔时还有三十三军。

长征会师之后：

西路军：红五、九军及三十军一部。

东路军：红二、六军团及三十二军。

此外还有红四军及三十军一部。

红一方面军：红一、十五军团。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宣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那为什么没有红军第三方面军。

比较流行的说法：

中央原计划将红军1、2、3、4军团依次扩编为四个方面军，后来因为红3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主动提议红3军团和1军团合编为第一方面军，放弃了单独扩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遂造成第三方面军缺编。其实，据历史档案资料考证，缺编是另有原因的。

另外一个说法：

红军方面军是由开始第几军演变而来。关于第四军开始是1930年5月黄公略5000人的第三军（后加入朱毛的第一方面军）。1931年贺龙成立10000人的第三军，1934年10月26日改称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合并成为第二方面军。第一方面军领导第一军团林彪、第三军团彭德怀、第五军团季振同、第八、第九军团。而红四军成为第四方面军。第三方面军准备让第七军团寻淮洲6000人、第十军团方志敏10000人领导，但是北上损失惨重，未能合并成为第三方面军。如果不北上，在南方根据地，将成为一大主力，这就是历史。

还有一个说法：

1930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和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还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为四个方面军。同年6月，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湘鄂赣边部分地方红军组成红十六军，也编入第三军团。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鄂豫皖的红军当时则未编成第四军团。

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则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彭德怀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1931年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长竹园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同年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长征途中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

中共中央军的统一规划

红军由军发展到方面军，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30年1月以前，中央还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那时中央认为：“中国，只有朱、毛、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其余如贺龙等都不能叫做红军”，只能算作游击队。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了。

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支较大的红军编为一至八军。4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按地域组成三个军团。5月间，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对该计划作了调整，决定组成四个军团，即三、四军为第一军团，二、六军为第二军团，五、八军为第三军团，十一、十二军为第四军团。1930年6、7月间，第一、二、三军团分别成立，只有第四军团没有成立。从所见到的史料看，在1930年时，中央及中央军委并没有发出成立方面军的指示。8月23日，朱德、毛泽东所领导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随即根据第二次攻打长沙的需要，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自发组成了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中央在得知此情后，仍然没有发出组织方面军的指示。8月29日，中央在给长江局的信中提到：“关于红军问题……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并没有指示其组成红一方面军。这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红军的军团和方面军都取消，统编为一至七军，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按统一规划编为红四军。中央在此期间的多次指示中，仍然坚持取消军团和方面军的意见。

1931年11月，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可见，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

诚然，1931年底中央也曾有过组织方面军的计划。按照该计划，全国较大的红军部队将基本上被编入第一、二方面军。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行。因为鄂豫皖地区没等到与湘鄂西及鄂北等处打通，早已成立了红四方面军（中央本来的计划是让他们成立红二方面军）。后来，他们得知中央这一指示后，也曾打算改称红二方面军，可是这个打算却一直没有付诸实行。造成红三方面军缺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一、四方面军的成立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但毕竟已成事实。在那个年代，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因交通不便而造成很多困难，各地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因而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央在后来的指示中，也承认了这些组织。作为主力红军，除此两大部外，尚有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这两个军团遵照中央的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于是，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

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七、八、九军团（长征前）。

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前）

红二方面军：第二、六军团，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二、四方面军会师时）

红十五军团：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包括第四、二十五军，后四军转移开辟川陕苏区，二十五军留在鄂豫皖，后来长征至陕北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组编为红十五军团。

红军抗日先遣队：红军长征前，红七军团首先转移至闽浙赣根据地，与当地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领导。

东北地区红军：1932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将吉林省磐石、海龙县等地农民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全军共500余人。由李红光、孟洁民负责。1932年11月间，受中共中央派遣，杨靖宇赴红三十二军担任领导工作。从此，红三十二军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最早的武装抗日力量。随着红三十二军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参军者日众，很快就发展至3000多人。1933年9月，红三十二军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

1933年6月以后（第五次反围剿前）的序列表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参谋长叶剑英，（后）刘伯承

共辖：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徐彦刚、（后）左权，共辖：红一师、红二师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后）杨尚昆、参谋长邓萍，共辖：红四师、红五师、红六师

以上两个是红军战斗力最强的军团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牺牲在西路军上）、政委朱瑞、参谋长陈伯钧、曹里怀，共辖：红十三师、红十四师

红七军团（1933年9月成立）军团长肖劲光、（后）寻淮洲、政委肖劲光（兼）、（后）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共辖：红十九师、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

红九军团（同为9月成立）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共辖：红三师、红三十四师

红六军团（未设军团指挥机构，由十七师首长指挥），共辖：红十六、十七、十八师

另外，红一方面军还有以下几个直辖军和师：

少共国际师（后改为第十五师）师长陈光、政委肖华

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共辖：红七、八、九师

闽浙赣新十军，军长匡海龙、政委聂洪钧，共辖：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师

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共辖：红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师

红二十六军，下辖第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

红二十八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共辖：第八十二师、八十四师

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

红四方面军

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共辖：

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共辖：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

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共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

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共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

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共辖：第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

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共辖：第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师

（当时未有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7月2日于四川甘孜成立）

1934年10月以后，即长征开始时的序列表

中革委及红军总部

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

共辖：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共辖：红一师、红二师、红十五师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后）叶剑英，共辖：红四、五、六师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共辖：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即湘江血战中的全军后卫，全师几乎无人生还。）

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更、参谋长黄睿，共辖：红二十一、二十三师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后）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共辖：红三、二十二师

还有两个军委纵队及教导师

军政委员会共辖：

主席：方志敏

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共辖：红十九、二十、二十一师

中革军委分会共辖：

主席：贺龙

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参谋长李达，共辖：红四、六师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共辖：无师。只有第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团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共辖：

主席：张国焘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李特

共辖：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后）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共辖：红十、十一、十二师

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陈海松、参谋长王学礼，共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

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共辖：红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

红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政委詹才芳、参谋长龚炳章，共辖：红九十一师、九十二师、九十三师

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张广才，共辖：第九十八、九十九师

以下三个军为各根据地独立军

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参谋长戴季英，共辖：四个团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刘志丹，政委杨森

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荣、参谋长朱子修

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此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9，第30，第31，第33军的番号不变。

1935年8月15日，由朱德和张国焘率第5，第9，第31，第32，第33五个军（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开进，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第1，第3，第4，第30四个军（右路军），向巴西，班佑前进。

1935年10月23日，直罗镇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1935年11月组成军委后方办事处，统一领导前、后方的供给、运输、医院、学校和地方武装。1935年11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936年2月，主力东征时，曾用“中国人民红军先锋军”称号）。第4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同第4方面军行动）。

1936年9月，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同年12月，扩大组织，组成中央军委。1936年10月组成前敌总指挥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辖第1方面军（西征期间称西方野战军，之后，所辖部队统归前敌总指挥部指挥）、第2方面军、后方司令部。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相关课文[人教版课标本第十册课文]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1931年3月9日双桥镇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四军于1931年在平汉铁路广水地区双桥镇，仅用7个小时，全歼国民党第三十四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的速决战。为粉碎国民党对鄂豫皖的第一次围剿，我红四军决定利用敌人后撤的有利时机，以十师、十一师6个团的兵力，向平汉线信阳至广水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段出击。

1931年3月8日，我红四军参谋长徐向前决心乘敌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集中红十师的二十八团（今我团二营）、二十九团（今团部、三营）、三十团、十一师的三十一团（今一营）、三十三团和罗山县独立团等5个团的兵力，从50里以外实施奔袭，宁9日凌晨5时，包围了敌三十四师,随后即发起迅猛进攻。到13时战斗结束，仅7个小时，全歼敌三十四师（1个师部、2个旅部，4个团和1个炮兵营），活捉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枪6000余支、山炮4门、迫击炮10余门，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

这次战斗，是我红军指挥员抓住有利战机，实施进攻作战，红军战士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发扬勇猛冲杀、速战速决的战斗作风，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鄂豫皖红军创建以后在一次作战中歼灭整师敌人的一次空前大捷。这一仗，重挫了敌人的锐气，打出了红军的军威，鼓舞了苏区人民，影响十分深远。

1932年3月21日—5月8日苏家埠战役，是徐向前元帅1932年3月亲自指挥的一次“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大歼灭战，歼敌3万5千余人，是红军战史上的一个范例。我红军团（当时的七十三师）参加了这个战役的围点和打援，在实战中提高了部队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进一步锻炼了部队勇猛顽强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战后二十九团（即我团三营前身）曾荣获方面军授予“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光荣称号。

整个战役历时48天，我仅用7个团的兵力，共毙俘敌3万5千余人，内生俘敌总指挥1名、代师长1名、旅长5名、团长11名，以及营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步枪1万余支、机枪171挺、各种炮43门，击落飞机1架，我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这是鄂豫皖苏区一次空前的大胜利。

1934年8月9日夜袭青龙观战斗，是红四方面军粉碎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苏区发动的“六路围攻”的关键一仗。1933年12月，蒋介石驱使刘湘，纠集四川大小军阀140多个团的兵力，向我川陕苏区发动了“六路围攻”。我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与敌人进行了7个月的战斗，使敌人遭到了大量的死伤和消耗，被拖得精疲力尽。此时，红四方面军决定我军由防御转入反攻，将攻占青龙观，作为全军大反攻的突破口。

青龙观地势险要，正面只有一条石阶小路，两侧全是刀砍斧削般的悬崖峭壁。当地群众说青龙观是“猴子难攀，飞鸟难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军攻此，更易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突破口选定之后，徐向前总指挥把主攻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今我团二营），并亲自给全团指战员作战斗动员。青龙观一战，全歼敌周建辰一个旅及刘育英旅一部，共毙伤敌人千余人，俘敌近4千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

战斗结束后，徐向前总指挥由孙玉青军长陪同，亲临二七四团慰问。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予二七四团一面锦旗，上面题写着:“备袭常胜军”。这次战斗的胜利，为红四方面军大反攻开辟了通路，同时，也丰富了我军指战员组织夜间训练、实施夜摸奇袭的经验。在部队以后的作战中，起了范例的作用。

1935年4月2日剑门关战斗，是红四方面军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在川南、黔北的行动，接应红一方面军入川，实现两大主力红军在川西北会师而进行的一场恶战。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9日西渡嘉陵江后，碰到的最大障碍，就是通向川西北要道上的溢口剑门关。

剑门关地势极为险要，在行经川陕的古道上，南入成都的北大门。整座大山北高南低，峰峦高耸入云。北面是犹如刀切的万丈深壑，只有一条隘口通道，穿行在几丈深的绝壁夹道之中，真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四川军阀邓锡候，令其宪兵司令刁文俊亲带三个团的兵力，把守于此，企图阻止我红军西进。

徐向前总指挥以“出其不意，避强击弱”的谋略，作出决策：从剑门关以南渡过嘉陵江，由南往北攻关。这使我军避开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要隘，同时，迫使守关敌人由原来的面北防御，变为面南防御，天然屏障的雄关，起不到阻挡我军的作用，反而阻住了敌人自己的退路，变成我歼敌的有利条件。攻占剑门关主峰的重担，落到了我九十三师（今红军团）二七四团“夜袭常胜军”二营的肩上。4月2日拂晓，王树声副总指挥亲临前线，指挥兄弟部队八十八师一部由西向东，九十一师一部由东向西，九十三师一部由南向北，对主峰外围敌人阵地发起猛攻。我三支部队象三把利剑，突然插向敌背部。敌人虽然拼死顽抗，经过几番争夺战，终于迫使其撤出原占阵地，退向主峰。

为了不使敌人有喘息机会，我二七四团一、三营不顾几天连续作战的疲劳，向主峰阵地发起总攻击。经过艰苦鏖战，4月2日黄昏，攻克剑门关的战斗胜利结束，我全歼守敌3个团，敌司令刁文俊只身漏网。 红军二七四团二营的英雄们，在友邻部队配合下，攻克了剑门关，为一、四方面军6月份在川西懋功地区会师，扫除了一大障碍。现剑门关红军墓旁的松柏，郁郁葱葱。徐向前同志题写的“红军攻克剑门关纪念碑”巍然屹立，永放光芒，将传之后世，激励万代。

关于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着将：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周恩来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决定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新四军随即开赴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从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旗经过数次修改。1934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军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角上有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部队着穿国民革命军的服装，系红领巾以示区别。　同年九月湖南秋收起义部队穿各式服装，佩戴着红布袖章。1928年5月红军在江西宁岗县建立起红军第一个被服厂--桃寮被服厂。

1929年3月，红4军解放长汀后，筹5万余元，赶制4000套军装，从此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诞生。军服款式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中山装式，下有两个口袋)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进行缝制，然后在军衣的领子上缝上两块红布领章、八角帽前缝上五角星。1929年5月1日，中央苏区的红军为了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红四军前委决定将4000套灰色军衣的红领章上都缀上黑边，表示纪念。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后，依照赵品三设计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服，各根据地红军的服装逐渐统一，但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布料、颜色还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