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尚有遗踪可寻的文化事象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一要抢救，二要利用。抢救是从调查经整理得到研究的一项系统工程，从中可以培养出宜昌自己的一批学术名家来。利用是在抢救的基础上开发，这就不能像抢救那样一切都讲求原汁原味了，而是又要继承、又要创造，以求化腐朽为神奇，制作出宜昌自己的一批文化精品来。

巴文化和楚文化都是多源的文化，本来就赋有融合遗传的优势。彼此交流，容易产生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文化事象，融合遗传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楚式的虎纹，在离巴人近的地方已见惯不怪了。在离巴人远的地方则殊为罕见，无疑脱胎于巴式的虎纹。巴式的钟和钲，无疑取法于楚式的钟和钲，只是年代较晚、工艺较粗、形制产简罢了。

巴人以干栏为居室，今称“吊脚楼”。芊姓楚人来自中原，起初与干栏无缘。后来发展了“层台累榭”，想必是仿照干栏营造 的，但有踵事增华之妙。巴人的干栏大概是向越人学来的，但有出于蓝而青于蓝之妙。巴人遗裔的“吊脚楼”，在鄂西南、湘西北、渝东南、渝东北、黔东北都有，而以鄂西南的最为出众，缘由应是其地离故楚郢都距离最近，或多或少都带有层台累榭的遗风。建筑方面，巴与楚的影响是双向的。

荆门车桥出土的铜戚铸有奇异的神像，殊难索解。巴地有形制相似的铜戚出土，然而上面没有类似的神像。由此，对于车桥铜戚的神像究竟是源于巴人的信仰还是源于楚人的信仰，抑或源于巴人与楚人共有的信仰，至今还不能论定。

战国时代，郢都有流行歌曲《下里》和《巴人》。学者大抵认为《下里》是楚歌，《巴人》是巴歌。然而，楚歌与巴歌流行在同时、同地，彼此难免相互影响，即楚歌有巴风，而巴歌有楚风，这也是至今还不能论定的。

有些文化事象，巴人的与楚人的相似，早晚难分，源流难辨。例如，巴人传说有盐水（清江）神女，楚人传说有巫山神女，彼此不乏相似之处，某些方面颇有扑朔迷离之状，究竟是巴人传播给楚人的还是楚人传播给巴人，抑或纯属巧合，也因线索不清、证据不足而至今仍是悬案。

无论在巴文化和楚文化 中，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说，都有cross culture即杂交型文化或混融型文化的成分，其遗传优势即由此而来。

巴人与楚人的交往，以及巴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因此，无论部族和文化，都是楚中有巴而巴中有楚。

最迟从楚君熊渠在位时起，巴与楚就有文化交流关系了。

最迟从楚武王在位时起，巴与楚就有通使行聘关系了。

最迟从楚共王在位时起，巴公族就与楚公族通婚了。

巴地有楚国的移民和戍兵，移民如夔国的公族，戍兵即驻守巴郡的楚军战士。楚地则有巴人与楚人错居杂处，江陵陀江寺曾发现东周时期的巴人聚落，荆门车桥曾发现与楚墓同地的巴墓。

巴墓中偶或有楚器出土，而楚墓中也偶或有巴器出土。

可以断言，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不是板块结构，而且不是双鱼形太极图结构。它们交错、交缠、互渗、互补，难解难分。

作为历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巴楚文化从来是巴楚二元复合的文化实体。复合，始则耦合，继而融合。

竹枝词就是巴楚文化融合遗传的产物，有雅俗共赏的优势。

近代和现代鄂西南的民间歌舞也是巴楚文化融合遗传的产物，有古朴与奇巧兼备的优势。

总之，巴楚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它主要分布于渝、陕、鄂、湘、黔五省市交界区域，以长江三峡为其活动中心。按《光明日报》上《三峡宜昌地带的巴楚文化》一文分析，巴楚文化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地域内的重合交叉，二是内核中的深层融合，三是民族间的联姻通婚，四是习俗上的涵化混同。

愚意以为：巴楚文化研究应该“立足一城（宜昌），挟带二水（沮漳河、清江——分别为楚、巴文化的发祥、勃兴之地），依托三峡，辐射四方”。宜昌既是巴、楚文化的交汇之地，又处在古文化沉积带与长江经济开发带的交叉点，縻带巴楚文化腹地。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才汇聚，研究巴楚文化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以上种种有利的本土条件，加上湘、鄂、渝三省市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指教，使得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巴楚文化立项，进行学术研究并结集成书的夙愿。在此，谨向支持、帮助过我们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巴楚文化”这个术语，不仅涵盖了历史和现实，而且显示出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和开放精神。

“中国的地形，从西到东，从高到低，大致可分为三级阶梯。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区，位于第二阶梯中段的东缘和第三阶梯中段的西缘。这里是连山叠岭的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东面的大平原和西面的大盆地舒缓得多。若在深山最深处，此中人乃如桃花源中人，说文化文化精品，为中华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