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达州标志”命名为“巴人印章”，形似中国篆刻印章，源于达州巴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由图形和中英文字组成；印章外围是龙（蛇）纹，印章里面人形图案和虎纹巧妙结合犹如一个“达”字，形似远古巴人在太阳（提取于“巴人铜印章”）底下载歌载舞（战舞），也如同是神秘的远古巴人面向太阳祭祀祈福，图案正中的巴人雄踞虎上，意喻达州龙腾虎跃、兴旺发达。图案设计整体造型古朴、寓意深刻，充分反映了达州这片神奇土地上滋生的巴文化连绵不绝、生生不息，充分体现了巴文化独特元素和达州地域文化相互融合，主题鲜明，设计新颖，具有独创性和唯一性，适合于传播和推广。

巴人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一个部落。据专家学者考证，“巴”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宜昌、西达川东的地区。

公元前12世纪开始，巴地的族人从陕西的城固开始，经过安康，再到湖北的襄阳，随后又折回巴东、鱼复（今奉节），溯江而上，抵上丹山（今四川叙永）。

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以川东北的巴中、达州、重庆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巴国，逐步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在部落迁徙的过程中，巴人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也得以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流。巴文化与楚文化在秦汉统一以后，开始融入华夏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特质的传播脉络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连接古今巴文化的重要纽带。

　巴文化不仅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鲜明的风格特色，而且内涵深刻丰富的价值理念。下面谨对其中最突出的核心价值理念和精神略作初步的论述分析。

　千载之下披览史籍，巴人忠勇信义的形象扑面而来，呼之欲出。说巴人或巴文化具有“忠勇信义”的优秀精神和宝贵品格，这是有充分依据的。

　巴文化的忠，首先表现在忠于自己的父母之邦，《华阳国志》记载：

　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14

　这个故事已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不必全当为史实，但它集中强烈地反映了巴人视忠于国家、忠于职守远甚于自己生命的精神。

　第二，巴文化的忠，亦表现为坚定地忠诚于自己的誓言。相传“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根据《尚书》，在灭商大战之前，武王要求巴蜀等参战盟军“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全军立誓要“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15，坚决战胜敌人。宣誓之后，史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16正是担当先锋的巴人勇士们信守誓言，勇猛杀敌，“歌舞以凌殷人”，迫使殷人士卒前徒倒戈，联军一举灭亡了殷商王朝。

　巴人的勇，已经在上举史实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无须复加赘述。这里接着说巴人的信，亦即其讲信用，同样亦在信守伐纣盟誓的上述著名史例得以充分展示。这里再举史料加以进一步说明：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煞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珑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17

　这是史上秦廷与巴人制定盟约的明确记录，虽然朝廷履约过程中表现出了某种曲折性，但最终仍然“如约”。尤其是双方的“刻石盟要”体现出了一定的对等原则，投射出古老的契约精神，堪称优秀的文化传统。史书又载：

　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侯。故世谓：“三秦亡秦，范三侯”也。目复（请）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18

　范目和汉高祖“要与共定秦”，同样体现了上述古老的契约精神，而双方信守承诺，照例也反映了巴人信守承诺的优良传统。

　至于巴文化中的“义”，更是史不绝书，不仅已经充分体现在上述历史记载中，而且颇获先贤尤其史家的赞誉。如巴人充当武王伐纣和汉高祖还定三秦的英勇前锋，并非仅仅是由于其“天性劲勇”，“锐气喜舞”，更是因为周武王和汉高祖的“统一”战争，赋有一种征讨暴戾、“替天行道”的“道义”性质，因而巴人充当急先锋，也就体现了其尚义崇德的古老理念和精神，自古号称“义民”。如《华阳国志》的《巴志》就盛称“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书中又褒扬其地“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19尤其称赞“板楯七姓，以射虎为业，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其人勇敢能战……号为神兵！”20其英勇气概和凛然正义，可谓义薄云天。

　古代巴人一直保持着忠勇豪放、信守正义的光荣传统。史书又记载，汉初板楯蛮“从高祖定秦有功，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21打战与跳舞，现在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两者的结合实际上正是古代军礼文化的传统，毫不足怪。打仗要唱歌跳舞，以提振士气、威压敌方，古代就是这样的。古人打仗是很讲礼的，双方一定要站好阵，鸣鼓也就是奏乐才能进军，决不能队都没有排好就进攻。坚守这样一个古代的军礼，这是历史上很多民族的普遍传统，在有的民族中一直流传到近代。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苏格兰人都要整齐列队吹着风笛，穿着花格裙子，敲着鼓去冲锋陷阵。所以巴渝舞实际上就是源于賨人古老的军乐军礼传统，其雄壮优美的音乐舞蹈，形象地展示了巴人忠勇信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乐观奔放的豪迈气质。由于仗打得非常漂亮，汉高祖很兴奋，就下令宫中的乐人，也就是当时从事音乐歌舞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学习和演出巴渝舞，成为国家的传统节目，传袭影响甚为久远。

　巴文化核心价值的另一重要范畴是开放包容。巴地和整个四川一样，历来就是一个移民进进出出的地方，其文化正像学者所喻，犹如一个大型水库，水来自四面八方，又流向四面八方，在开放中形成动态的融聚。历史上的四川，曾经有过至少六次大规模的移民，小的就难以计数了。早期的大规模移民，至少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考古发掘揭示，四川盆地东面的峡江地区很早就已经有了楚地迁徙来的许多移民；而从峡江地区的今重庆市忠县以西直至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战国时期的出土资料中，也已呈现出比较浓厚的楚文化因素，并且多表现为丧葬风俗和日用陶器等，应为移民或曰人口流动的反映。《华阳国志》明确记载，战国时期巴国先后有江州（今重庆市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和最后的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等都城。22反映了楚的进逼，使巴人进一步朝西北方向后退，逐步放弃了江州、垫江、平都诸都邑，最后退守的都城就是阆中。这提示我们，到战国中晚期，楚人甚至一度据有过江州等地，而位于阆中以东的今达州地区，也应已经落入楚人之手，属《战国策·秦策》所谓“楚苞九夷，又方千里”之地，“九夷”包括群蛮、百濮、賨、卢等族群，而其中历代賨人亦即巴人所居中心之地，正位于众所周知的渠江流域达州市一带。楚人攻占这些地方后，遂依例移民其地，而且文献反映其移民数量、规模达到相当水平。如《华阳国志·巴志》即记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前154年），巴郡太守但望上疏曰：

　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二郡，一治临江，一治安汉。23

　这是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分巴动议。但望称巴郡“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意在以族系民风之差异为理由，分巴为三郡，故明显夸大其词。但巴郡地域颇为广辽，其地居民族系来源各异，亦是史实。倘以但望所言江州（亦即今重庆）至垫江（亦即今合川）一线为界，今达州一带，正在此线以东，且地理上确为滨水山险之地，而“其人半楚”云云，足可见占据江州之后楚国移民之众。从北面的万源至达州，以及达州东北的宣汉等地，无论中古以来历代相承流传的春申君故里传说24，还是罗家坝等地遗址中的楚文化因素，都与之吻合，应是楚势力曾经到达此地后，楚系移民留下的历史遗存。25

　古代最后的一次大移民就是湖广填四川，这之前，由于明末农民战争，明王朝与清军的战争，后来又是吴三桂大规模起兵反清叛乱及清廷的平叛，前后战乱好几十年，四川人口损失巨大。清政府一方面招抚土著人口，一方面大规模移民入川，形成移民与土著杂居的局面。达州、巴中等渠江流域的情况也类此，既有作为人口多数的外来移民，也有一定数量的土著。外来移民和土著和睦相处，正是巴蜀地区文化的古老传统，这里历来不排外，富有兼容并包的精神。巴本来就是多族群的联合体，内有姬姓之巴、枳之巴、廪君之巴和渠江流域的板楯蛮之巴等，倘无兼容并包精神，族群联盟绝难从夏商以来长期持续。包容必然开放，是同一过程的两大面相，实为同一回事。巴文化的兼容并包精神，与巴蜀历来就是移民区的史实和传统相关，也与在此种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开放理念分不开，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化品格。因为如果一个区域是开放的，其人民来自四面八方，又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这个区域一定是充满活力的。从系统论角度说，这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封闭的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巴蜀文化为什么能够源远流长，充满活力，并形成开放包容的优良传统，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巴文化不仅忠勇信义、兼容并包、浪漫开放，而且一旦成为华夏——中华多元一体大一统文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后，就长期认同华夏，坚定地追求、崇尚中华大一统，摈弃分裂，并以此为其极为突出的核心价值理念。

　至迟从追随旨在建立华夏一统秩序的周武王开始，巴人就长期认同华夏——中华文明，巴地则一直是追求历史上我国多元一体统一国家的坚定——“元”。正如蒙默先生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尔后在历史上，巴蜀往往成为古代王朝追求统一的“王业之基”。如秦举巴蜀，“秦益强，富厚轻诸侯”26，终并六国；刘邦任萧何，“留收巴蜀，东定三秦”，消灭项羽，威加海内；晋用王濬，楼船东下，扫平孙吴，复归一统；“隋人席巴蜀之资，为平陈之本”；宋亦先取四川，然后才略定江南；而自秦汉开发经营西南夷以来，巴蜀又是历代中央政权经营西南边疆，维护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据点和依托。27

　这一切充分表明，巴和蜀一样，这里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是维护和追求中华大一统的重要力量。崇尚民族团结和睦，国家统一安定，一直是此一方人民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基因。巴文化的核心价值，亦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富有特色的支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巴文化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如此深刻的核心价值理念，非常值得我们自豪。而以上述核心价值理念为深层结构的巴文化，无疑是优秀而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是我们今天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近年来，国家已经启动“一带一路”宏大战略，巴地正好位于南、北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文化带之间的枢纽位置上，是连接“一带一路”的枢纽之地。这无疑使古老的巴地迎来了一次空前的发展机遇。而用好本土文化资源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全方位进步，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无疑是摆在面前的光荣使命。

“巴渝舞”，是古代的巴地渝水流域地区舞蹈。（注：巴意为巴地，渝意为渝水流域）

中国古代典籍记载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巴渝舞来源于商末巴师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巴渝舞特点：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属武舞、战舞类型。“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弱起”，“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由此可见巴渝舞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汉初，巴渝舞被刘邦移入宫中，成为宫廷乐舞，既供宫中观赏，也成为接待各国使节贵宾的乐舞，还成为王朝祭祀乐舞，天子丧礼乐舞。唐时，巴渝舞仍为宫廷乐舞之一，唐以后，巴渝舞便从宫廷乐舞中消失了。尽管如此，在民间，巴渝舞遗风犹存，重庆地区、四川东部地区巴人后裔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变，薅草锣鼓、花鼓调、花灯调、莲花落、川剧帮腔、川江号子、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翻山铰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乡清”著称于世。《水经·江水注》记载：“江水又迳鱼腹县（今奉节）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清酒酿造时间长，冬酿夏熟，色清味重，为酒中上品。巴人善酿清酒，表明其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巴人自然神话有：“比翼齐飞”、“巴蛇吞象”、“白虎神话”。巴人英雄神话有：“廪君传奇”。巴人神女传奇有：“巫山神女”、“盐水神女”。

传说之一：人首蛇身的女娲、传说之二：再也长不高的马桑树、传说之三：“神女”故事、

传说之四：巴蛇吞象、传说之五：妇好征伐巴人、传说之六：“神兵”板楯蛮

“板楯蛮”在汉代被称为“神兵”，在汉代颇受汉王朝重视。神兵之名源于《后汉书·南蛮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巴山“神兵”又起，相传他们可以撒豆成兵，腾云驾雾，声势浩大。“神兵”占州夺县，成为巴山地方的一大势力。

巴文化雕塑区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风景区内。重庆是古代巴国的首都，在这里，巴人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古代文化，属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歌乐山风景区“巴文化雕塑区”旨在把这段文明从史料和博物馆中引出来，进入大众空间。巴文化馆

雕塑区在取材上尽可能搜寻能代表巴文化特征的史料、神话。大型浮雕《巴人之舟》取材于《世本·氏姓篇》，是史学界较为肯定的关于巴人种族来源的古史传说。大型雕塑《栈道文明》集中地表现了古代巴人开凿栈道的艰辛和伟大。

根据考古发掘，巴文化代表还包含巴人诗作、巴国符号文字和青铜文化等内容。由于秦朝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加之战乱、灾荒和历史年代久远等，其史料逐渐绝迹，巴文化已埋藏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里。对巴文化的更深层次研究，有待依赖考古新发现。

出土巴国文化遗存的湖北省宜昌市位于北纬30度，东经111度，达州市宣汉县位于北纬31度，东经107度；这两地分别处在长江及其支流清江和渠江两岸，均为山区。两地同处于热带海洋气团和极地大陆气团的交替控制区域，季节变化明显，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低温少雨，年降水800mm以上，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随着三峡考古工程的有序推进，有关巴文化的种种谜团正被逐步揭开。学术界对巴文化的源流至少提出了三种观点：一说巴文化源自殷周文化；一说巴文化是在楚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产生的；一说巴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并驾齐驱，但又互相影响和渗透，故也有“巴楚文化”与“巴蜀文化”之称。

巴文化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40年代，其动因与“巴国铜器”的出土直接相关。

20世纪50年代，以船棺葬在重庆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为契机，学术界正式拉起了巴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序幕。从50年代迄今，立足于考古材料的巴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为21世纪深入研究巴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既往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对巴文化的涵义界定、时代限定和文化甄别等含混不清或稍欠严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上马的三峡考古发掘，更为巴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好机会和好条件。三峡考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古代巴地域的考古，因为在长达600多公里的三峡库区中，基本上都是属于古代巴文化活动的区域。迄今为止在持续时间已长达十年的三峡库区考古中，已积累了一大批重要的巴文化考古资料，对今后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三峡地区的所获的考古资料，可谓时代早晚俱全，从史前时期到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时代环节都没有缺失，文化内涵丰富多彩且不乏精品佳作。考古学的巴文化是指巴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创造的物质文化，他们本身应有其时空范围的因素制约。对三峡库区巴文化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对巴文化上限时间无限延长的倾向，即将一些史前期的文化亦列入早期巴文化行列，有人以为此举实不可取，因为史前期巴地域的文化不等于巴文化，也不应该称为“巴文化”，应遵循史前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命名为宜。考古学的巴文化其时代上限应界定在国家制度出现的夏商时期，下限或以秦一统之前的东周末年为宜。秦汉时期的巴地区文化，已是中原汉文化中带巴地域色彩的文化融合体，也不属于前述界定的巴文化范畴。

在近十年的三峡库区文物抢救发掘中，已发现发掘并确认出一大批从夏商时期直到东周时期的巴文化遗址。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在三峡库区的发现分布一直是学术界格外关注的问题。发现和发掘的重要遗址分别有湖北库区的宜昌杨家湾、中堡岛、秭归长府沱、官庄坪、巴东官渡口和重庆三峡库区的巫山琵琶洲、江东嘴、奉节新浦、云阳李家坝、东洋子、万县安全墓地、中坝子、忠县哨棚嘴和中坝等等。

夏商时期三峡库区的文化发展，普遍呈现出巴文化、蜀文化色彩偏浓、楚文化色彩较淡的趋势，这可能与巴国、蜀国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直接相关。此时期库区内的考古学文化，与川西成都一带发现的蜀文化遗址内涵特征基本雷同，两者当存在直接的传承或影响关系。此外，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对库区文化的影响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三峡库区年来发现和发掘的西周文化时期遗存较多，重要遗址主要有湖北库区的秭归大沙坝、巴东雷家坪、重庆三峡库区的巫山双堰塘、跳石、云阳李家坝、忠县瓦渣地、丰都石地坝和涪陵蔺市、镇安、石沱等等遗址。重庆三峡库区的西周时期文化，除均带有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外，一般而言，湖北库区范围内的西周文化表现出较浓的楚文化色彩，而重庆三峡库区范围内的西周遗存则表现出较浓的巴文化味道。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巫山双堰塘西周遗址发现大量的包足鬲，有倾向认为这是巫山地区在地理上与鄂西毗邻直接受楚文化影响的结果，有人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客观而言，双堰塘西周陶鬲的形态与“楚式鬲”有明显的区别，“楚式鬲”实际上是一种中原铜鬲文化与楚地陶器文化结合的产物，而双堰塘陶鬲则明显属于中原铜鬲文化与巴地陶器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们应是目前峡区考古揭示年代最早的“巴式鬲”。

东周文化遗存在重庆三峡库区的分布发现一直享有盛名。

发现和发掘的重要遗址分别有湖北库区的宜昌杨家湾遗址、秭归柳林啧和重庆库区的巫山刘家坝、蓝家寨、巫溪和坪、庙溪、奉节新浦、老油坊、云阳李家坝、忠县崖脚（半边街）、瓦渣地、中坝、涪陵小田溪等等。三峡库区东周时期的文化基本与中原文化并轨，湖北库区或残留有楚文化的特点，而重庆库区亦或多或少见到巴文化的痕迹。由于科学发掘遗址数量的骤增，三峡库区的夏商西周文化的面目和分布特点等亦逐渐清晰。从宏观上看，包括湖北、重庆在内的整个三峡库区的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其文化内涵的风格特点多具浓厚巴蜀色彩，与川西同时期文化明显雷同，两者当有较直接的渊源发展关系。此外，库区的夏商西周考古文化又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中原和楚地夏商西周文化的影子，两者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或影响。重庆巫山双堰塘、云阳李家坝等西周遗址的宏大规模和丰富的出土遗物，暗示了重庆库区西周时期曾存在过大规模的城市聚落，它们为探索重庆库区古代巴人早期的都市聚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资料，对揭开古代巴都之谜、复原早期巴人历史则具有重要的、特别的意义。

2022年12月，经历时6个多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重庆市合川区张家院子遗址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一批春秋时期巴文化遗存，填补了嘉陵江下游春秋时期巴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

有关对巴人源流研究产生分歧意见的原因，事实上都是基于对有关文献记载内容的理解和解释不同而造成的。研究巴人历史所本的主要早期文献著作有《山海经》《左传》《世本》《华阳国志·巴志》《水经注》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书。

根据对文献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学术界至少在巴名字的来源、巴字的含义、巴族的起源、巴国的出现、巴人早期的活动区域等等问题上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学术争鸣无疑对深入探索巴人的渊源流变史具有重要的裨益。

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是《山海经》。《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今本竹书纪年》也有：“（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讼”的记录。与《山海经·海内南经》的记述如出一辙。

后代学者在注解前述记载时或认为丹山西，即今重庆巫山县境的巫山。至于巴人“廪君”，在《山海经》中并没有见到直接的记录。《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樯，食也。爰歌舞之鸟，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爱处，百谷所聚”，或认为“巫臷”即“巫蜒”，就是秦末汉初学者着述的《世本》中的：“廪君之先，出自巫蜒”的“巫蜒”。

《世本》是持巴人源于鄂西观点的最早和最主要的文献依据。

流传下来的的《世本》辑本或辑补本有多种，各种辑本都有对“廪君”的记述，尽管记述的详略程度和表述的语句不尽一至，但主体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早期巴人史迹（夏商西周时期）记录，均属于传说史而非实录史。故据此考证巴人的早期历史本身就存在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难确定性。相对而言，晚期巴人史迹（东周时期）的文献记录（如《左传》等），多属实录史，有较强的可信度。

廪君种巴人的史迹记载最早源于西汉时期《世本》的传闻述说中，依据这种传说口吻，汉晋南北朝时期及其后的文献又不同程度地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演绎出一个近似神话式的巴人起源故事。但从《山海经》中不见“廪君”的记述和《世本》中出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的语句等现象分析，“廪君”巴人集团的历史发展传说即便接近事实，他们恐怕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山海经》中的“巴国”或“巴人”。因此，认为廪君种巴人不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巴人集团，而应是巴人后期发展的支流或旁系。

重庆三峡地区不仅是文献传说巴人活动最频繁的地区，而且更是考古发掘发现巴人遗迹最丰富的地区。依据逐渐积累的考古发掘资料分析，巴人早期的中心活动区域还是以今重庆库区为主，至少在从早期到晚期之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巴人是以今重庆库区为发源和发展的根据地的。

据零散的文献记录，所知巴人最早出现的时代应是夏商时期。前列的《山海经》记录，如果所记不谬，则在夏启立国初期巴国或巴方已出现。一些学者认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之名，其地域就在今汉水、丹江之间，这些巴人在殷武丁时期就曾与殷王朝发生过较大的战斗。但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接纳这种提法，认为迄今为止甲骨、金文中所谓的“巴”字，均属于一种误释。但从《左传·昭九年》：“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周）南土也”和《华阳国志·巴志》：“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等记述看，殷商时期巴的存在应无问题。上述文献线索，为判断夏商时期巴人或巴国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夏商时期以前生活在古巴人中心活动区域中的原始先民，与夏商时期形成的巴族有否族源联系，是一个需作重点探索的学术问题。但两者都是有区别的，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巴人。巴应该是指因聚多个小族建立起大族或立国称侯的巴。巴人或巴族的概念不应是原始氏族的概念，而应是早期民族的概念。

今天的重庆地带、四川地带在中国古代的商、周时期，是以巴族和蜀族为主，分别建立的巴国和蜀国，他们和中原的商、周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秦举巴、蜀以后，巴国和蜀国被正式纳入华夏的版图。

关于古代巴、蜀两地历史的研究，这方面的材料较少，而且零星，主要是根据传说材料整理而成，这就不免带有神话色彩和后来整理者的观点，特别是汉、晋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这样无论在史料方面和认识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局限，给研究巴、蜀两地历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另一条途径。重庆、四川的考古学家们取得了丰富的巴、蜀两地文化考古材料，做了许多研究。这些成果为研究古代巴蜀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地区。a：巴文化分布则由包括重庆地区、四川东部地区（如距今4500年的罗家坝遗址）、鄂西（今恩施地区）、陕西南部、贵州北部共同构建。蜀文化分布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b：巴文化渊源于达州地区（罗家坝遗址）、重庆地区、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类型）等。蜀文化渊源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这两支考古学文化之间是有来往、互有影响的。

考古学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物质遗存，根据巴文化和蜀文化研究的结果，它们是各自有发展、有继承的考古学文化，其发展谱系是清楚的，这些就是古代巴、蜀两族留下的实物史料。当然在巴、蜀两国内，除了巴、蜀这两个主要部族外，还有一些其它部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同，所以在生活习俗、传统方面，他们和巴、蜀两族近似，这就形成了在物质文化遗存方面的近似，巴文化、蜀文化大约可以涵盖他们。以后考古材料的积累和认识的逐步深化，或许会有新的体会。

巴文化、蜀文化一开始即和外界，主要是指中原的夏、商、周文化有交往、有影响；在他们更早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交往和影响就已经存在。所以《尚书·牧誓》所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蜀，就是信封盆地西部的蜀，这从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和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上可以得到证明。蜀人已经参加了中原地区的重大政治活动，《尚书·牧誓》的记载是可信的。正因为蜀人很早就和中原地区发生交往，在中原文化强烈地影响下，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经进入文明。发展到晚期，巴文化、蜀文化成为中原地区和“西南夷”地区交往的桥梁。

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尤其是有发达的青铜铸造手工业和玉石器制造手工业。青铜器铸造、玉器制造，实际上体现了一个部族整体经济的水平，用现代的话说，即是“综合国力”。夏鼐在谈到青铜冶铸业的发明和广泛采用的重要意义时说：“首先青铜的原料铜和锡，不像石器时代那些制造石器的石料，并不是到处都有，可以就地取材。其次，铜和锡都是矿物，其中自然铜的产生很稀少，一般铜矿和锡矿都要经过提炼才能提出金属的铜和锡。这不像石料那样可以利用天然物如砾石、页岩、板岩等，不必经过化学方法来提炼。金属提炼出来后，还需翻铸，才能铸造出可用的青铜器来。这些是意味着要有一批掌握冶金技术的熟练工匠，又要有一定的贸易活动和保证交通路线的畅通，才能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这又需要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上一定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情况，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夏鼐这一段论述说明了，考古学研究的对像是物质文化，但不仅限于物质文化，要通过研究物质遗存去研究各个时期人们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青铜铸造手工业的出现必须是在经济领域里各个方面都要有一定的发展。在人们的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也要与之相适应。

玉器制造手工业和青铜铸造手工业有相似之处，如原料的开采、运输、加工等。同时这些手工业的生产专业性技术很强，需要有一批人专门从事这类生产，这就要求农业生产有相应的发展水平，以保证这一批人的食物。所以从这些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可以窥见早期蜀文化整体经济发展的水平，生产力发展的情况。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变革，相当于商、周时的蜀文化已经出现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在考古学上反映的如城市、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宫殿建筑都已发现。广汉三星堆高大宽厚的城墙、埋藏众多青铜器和玉器的祭祀坑，成都十二桥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存、羊子山高大的夯土台遗址等，都是国家机器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体现。早期蜀文化进入文明是其本身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发现的文化遗迹、遗物看，曾受到中原商、周文明的强烈影响。

巴文化、蜀文化发展到了它们的晚期，一方面荆人开明氏王蜀，作为异族的统治集团统治下的蜀国，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原先的蜀人，这样不但要容许他们在原地生活，还得靠蜀族的上层来统治广大的蜀族居民，这种情况在古代是很多的，即史书上的“变服从其俗”，另一方面这时巴、蜀两国疆域相邻、犬牙交错，相互影响势所必然，所以在各自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点外，有更多的共同性，这是“巴、蜀文化”名称的由来。

2023年4月27日，国内首个巴文化专题博物馆——达州市宣汉罗家坝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其基本陈列以“西南有巴国”为主题，设有“揭秘罗家坝”“寻踪觅巴国”“考古巴王城”三个单元，重点展出罗家坝遗址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精美文物500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