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以社会学家V.帕累托，迪尔凯姆、M.韦伯和经济学家A.马歇尔的学术思想为经验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他们对一般社会理论的探讨虽然方法论起点不同，但都趋向意志自主的行动理论。在此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了自己的意志论行动理论。他认为，社会行动最基本的单位是单元行动。在分析的意义上，单元行动具有如下性质：①有一个行动者；②有某种行动目的；③有一定的行动情境，这样的情境包含两个要素，即行动者能加以控制的手段要素和不能控制的条件要素；④有一定的行动规范取向。单元行动就是由目的、手段、条件、规范这样一些要素构成的。每一种行动都涉及主观目的，并构成行动中的意志自主因素。这种意志自主的努力，使行动情境得以区分为手段与条件。而规范作为一种主观要素，对行动者的这种努力起着调节作用。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单元行动中相互关联的这些性质，构成了各种行动科学的共同参照系。他还强调社会共同价值的重要意义，认为是规范使行动与社会秩序结合起来。这种多维度的行动分析观点是塔尔科特·帕森斯以后发展行动系统理论的重要基础。

结构功能分析学说

塔尔科特·帕森斯从40年代开始致力于建立其结构—功能分析理论。他在《社会系统》一书及与席尔斯合写的《价值、动机与行动系统》一文中，对结构—功能分析理论作了系统阐述，并在后来的许多论著中不断加以发展。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社会行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由4个子系统即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组成。行为有机体系统与行动者的生物学方面有关。人格系统组织着个人行动者的各种习得性需要、要求和行动抉择。社会系统组织着社会互动中的个人或群体，使之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形式之中。文化系统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及其他一些与行动相联系的观念构成，是一个具有符号性质的意义模式系统。这4种系统都有自己的维持和生存边界，但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控制论意义上的层次控制系统。

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一种行动者互动过程的系统，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就是社会系统的一种基本结构。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通过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与社会发生联系。一种身份就是社会中的一种地位，角色是与这种地位相应的规范行为。角色是相互性的，角色之间相互期待，由此而形成社会的角色结构。集体则是一系列互动的角色组成的系统。另一种结构单位是各种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由价值观和规范构成，是围绕一定的功能焦点而组织起来的权利与义务的模式，是制度化了的身份与角色的复合体。一种制度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的集体中，在同一集体也可存在几种不同类型的制度。结构所形成的关系模式具有社会整合意义。社会互动中的角色与人格和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塔尔科特·帕森斯吸取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超我”的思想，提出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人格的观点，认为这种内化过程与社会化密切相关。

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为了保证其本身的存在、持续以及有效性，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要求。在一般意义上，有4种必要功能：①适应（A）。能够确保从环境获得系统所需要的资源，并在系统内加以分配。②目标达成（G）。能够制定该系统的目标和确立各种目标间的主次关系，并调动资源和引导社会成员去实现目标。③整合（I）。能够使系统各部分协调为一个起作用的整体。④潜在模式维系（L）。能够维持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并使之在系统内保持制度化，以及处理行动者的内部紧张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紧张问题。这就是习称的AGIL功能模式。为了充分满足这些功能，社会系统在组织上产生功能分化，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意义上的模式托管系统分别执行适应、目标达成、整合与潜在模式维系这4种功能。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这4种功能要求在各层次的系统中都存在。对行动系统来说，执行这4种功能的亚系统依次为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

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在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在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输入—输出的交换关系，形成社会系统的过程。由于社会行动有着符号—文化的一面，这些输入—输出关系具有信息性质，基本的行动过程就带有沟通特点。简单的输入—输出交换可以是直接的，但在比较复杂的系统里，则需要交换媒介。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金钱、权力、影响、义务就是一些交换媒介。一般化了的媒介具有符号性质。这些媒介在集体互动和个人互动中被使用。通过交换，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

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的各部分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交换的关系，使社会系统趋于均衡。4种基本必要功能的满足，使系统得以保持稳定性。当系统出现越轨和偏离常态的现象时，可通过系统本身的自动调节机制，使系统回复到新的正常状态。

塔尔科特·帕森斯还提出了著名的5对模式变项：①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行动者是按普遍的规则行事，还是按自己的某种特殊参照方式行事。②成就表现与先赋性质。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是注重他的效绩或能力方面，还是注重某些先赋性质，如性别、年龄、种族、种姓等。③情感与非情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是按满足当下情感的方式行事，还是在行事时保持情感的中立性。④专门性与扩散性。与他人的关系是限制在特定的具体范围里，还是处于宽泛的、不单一固定的范围里。⑤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是注重自己的利益，还是注重自己所感知到的集体性需要。在每一种社会关系中，行动者都要面临这些关系方式抉择。第一、二对变项涉及行动者自己对他人的界定方式，第三、四对变项涉及行动者自己对他人的取向方式。塔尔科特·帕森斯后来取消了第五对变项。这些模式变项是分析工具，可用于人格、行动角色、组织、制度和总体社会的结构分析，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动态研究。

二战结束后，人们渴望建立没有战争、没有社会冲突的理想世界，这与帕森斯在其理论中试图得出的解释本世纪上半叶社会行动中的非理性，建立新的道德伦理的结果和愿望相吻合，但从50年代末期开始，这些美好愿望在人们心目中逐步消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方国家内部一度出现的社会稳定和进步局面已经过去，人们从主观理想中又回到现实中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削弱了在战争中所产生的那种鼓舞人心的各阶级阶层的暂时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心理因素，先前制度中不能克服的缺陷又开始暴露。

其次，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上，50年代，西方社会重新受到阶级冲突种族冲突的困扰。如在美国，民权运动把西部各州搅得一团糟，人们对福利国家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富裕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上来。第三世界的崛起曾给进步知识分子带来希望，但其自身痼疾及内部日益孳长的不稳定因素使他们对社会发展道路提出新的思考。

再次，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把年轻一代推向反对现存制度的种种运动，学潮工运此起彼伏，而战后社会强制一律的高度整合却对此不能容忍。

所有这些思想、情感、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在50年代末期促进了悲观主义、批判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对帕森斯美妙的设想产生怀疑，这些事实证明了其理论的外在效度不高，成为动摇其理论的直接证据。

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社会变迁过程是从原始阶段经中间阶段过渡到现代阶段。在社会阶段的转变过程中，文字的出现和一般法律体系的制定相继起了重大作用。社会变迁有4种主要的结构变迁过程：①分化。社会原先的某一单元分化成一些在结构与功能上皆不相同的新单元。②适应性提高。社会诸单元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变宽，因而摆脱了原先较少演进的单元所施加的某些限制。③容纳。新出现的资源被整合入更大的结构。④价值普遍化。通过在比原先较少演进情形时更高的一般化水平上所建立的价值模式，使新出现的资源与结构合法化。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从注重先赋性与特殊性转变为注重成就性和普遍性。

塔尔科特·帕森斯还在许多论著中对经济组织、现代职业、社会分层、官僚制、民主过程与法律、宗教世俗化、科学、教育、家庭、儿童社会化、年龄—性别角色、越轨行为、病态角色与精神健康、种族问题以及反文化问题等方面作了广泛的探讨，其中包含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量论点。

《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学理论论文集》、《社会系统》、《关于一般行动理论》（合著）、《经济与社会》（合著）、《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社会结构与人格》、《社会：比较观和进化观》、《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理论》、《政治与社会结构》、《现代社会的系统》、《社会演化》、《社会系统与行动理论的演变》、《行动理论与人类状况》。

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学学术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对古典社会学进行了现代重建，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和结构—功能分析学说不仅在国际社会学界有着巨大影响，对其他社会科学如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等也有广泛影响。他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如K.戴维斯、M.J.利维、斯梅尔塞、H.加芬克尔等人都是当代有名的社会学家。

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理论在其追随者和反对者两方都激起了强烈反响，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主要流派，诸如冲突理论、交换理论（见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等，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批判或补充其理论的过程中产生的。

现实社会的变化促使意识形态的变化，也激发了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战后欧美大学中社会学系、所迅速建立，并逐步把斗争矛头指向盛极一时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家们从帕森斯理论的预见能力开始讨伐，逐步深入到理论本身。

帕森斯时代以后的社会学家们不论其理论流派如何，他们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大体都集中在3个方面：

1.致力于全面否定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一般理论层次上，他们认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根本理论上有目的论之嫌，在具体方法上是同义反复，在经验层次上则是这一理论可操作水平太低。

2.批判的实质在于恢复帕森斯之前的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地位，并且对古典社会学思想重新评价。

3.批判的目标指向帕森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

二战以后的十几年中，帕森斯理论一直处于主宰地位，他的创造性思想更主要是其社会理想得到人们普遍认可，任何一个企图用新方法研究社会病的人都必须和这位后古典主义大师打交道，力图突破其理论的羁束，因而帕森斯理论成为众矢之的。

挑战者不能简单轻易到摆脱帕森斯理论，于是他们从古典社会学那里吸取批判的力量，同时借助古典社会学家的权威来动摇帕森斯的影响。

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剖析了古典社会学家，特别是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很自然，当批判者在抨击帕森斯理论的时候首先涉及到他对古典社会学的界定。其中一个问题便是哪些人应被称为古典主义社会学家，然后才是如何理解这些古典主义社会学家的思想。帕森斯认为迪尔凯姆和韦伯是古典主义社会学家，而批判者认为他的提法具有强烈的个人倾向，他们一致肯定还应有米德在古典主义社会学中的历史地位，同时不断指责帕森斯对迪尔凯姆和韦伯社会学的解释。

在其后二十多年的发展中，韦伯主义的社会学、齐美尔主义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胡塞尔主义的社会学各树一帜，成为当代社会学的主要派别，在四分五裂中，结构功能主义走向衰落境地，帕森斯在批判古典主义社会学，建立功能主义的时候，曾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写到：“现在还有谁在读斯宾塞的书？”而到70年代末，学者们又开始问：“现在还有谁在读帕森斯的书？”

60—70年代的社会学家们虽然从古典社会学理论中汲取精神营养，但又不得不根据自己的理论与学说的关系来确定自己的理论范畴，由于这些理论只能依据对帕森斯理论中否定的方面来界定自己，这一点与帕森斯批判古典社会学理论一样，缺少对先前理论的合理继承，批判者不是向现存理论的倡导者学习，而是觉得只有完全否定前者才能肯定自己，于是他们也为自己树立了在帕森斯理论中不存在的或是不必要的不足方面，各自带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进而缺少衍生能力，直至走向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