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经济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普遍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制度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一般来说，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

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意两个消费者，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得到最大化。

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生产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

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

帕累托法则又称80/20法则、二八定律、帕累托定律、最省力法则、不平衡原则。

什么是80/20法则

80/20效率法则（the 80/20 principle），又称为帕累托法则、帕累托定律、最省力法则或不平衡原则。此法则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80/20的法则认为：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努力和报酬之间本来存在着无法解释的不平衡。一般来说，投入和努力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多数，它们只能造成少许的影响；少数，它们造成主要的、重大的影响。

一般情形下，产出或报酬是由少数的原因、投入和努力所产生的。原因与结果、投入与产出、努力与报酬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不平衡的。若以数学方式测量这个不平衡，得到的基准线是一个80/20关系；结果、产出或报酬的80%取决于20%的原因、投入或努力。例如，世界上大约80%的资源是由世界上 15%的人口所耗尽的；世界财富的80%为25%的人所拥有；在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中，20%的人口与20%的疾病，会消耗80%的医疗资源。80/20 原则表明在投入与产出、原因与结果以及努力与报酬之间存在着固有的不平衡。这说明少量的原因、投入和努力会有大量的收获、产出或回报。只有几件事情是重要的，大部分都微不足道。

80/20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准。一个典型的模式表明，80%的产出源自20%的投入；80%的结论源自20%的起因；80%的收获源自20%的努力。 80/20原则包含在任何时候对原因的静态分析，而不是动态的。使用 80/20原则的艺术在于确认哪些现实中的因素正在起作用并尽可能地被利用。 80/20这一数据仅仅是一个比喻和实用基准。真正的比例未必正好是80%：20%。 80/20原则表明在多数情况下该关系很可能是不平衡的，并且接近于80/20。

80/20原则极其灵活多用。“它能有效地适用于任何组织、任何组织中的功能和任何个人工作。”它最大的用处在于：当你分辨出所有隐藏在表面下的作用力时，你就可以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最大生产力上并防止负面影响的发生。

80/20法则专家告诉我们，要遵守下列事项：

鼓励特殊表现，而非赞美全面的平均努力；寻求捷径，而非全程参与；选择性寻找，而非巨细无遗的观察；在几件事情上追求卓越，不必事事都有好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找人来负责一些事务，我们可以让园艺师、汽车工人、装潢师和其他专业人士来发挥最大的效益，不需事必躬亲；小心选择事业和雇员，如果可能，就自己当老板；只做我们最能胜任且最能从中得到乐趣的事；从生活的深层去探索，找出那些关键的20%，以达到80%的好处。

80/20法则能做什么

80/20法则是如此普遍，凡是认真看待80/20法则的人，都会从中得到有用的认识，有时甚至因此而改变命运。运用80/20法则有两种方法：80/20分析法和80/20思想。

1、80/20 分析法

80/20分析法检验两组类似数据之间的关系，并用来改变它们所描述的关系。一个主要用途是去发现该关系的关键起因——20%的投入就有80%的产出，并在取得最佳业绩的同时减少资源损耗。

假如20%喝啤酒的人喝掉70%的啤酒，那么这部分人应该是啤酒制造商注意的对象。尽可能争取这20%的人来买，最好能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啤酒消费。啤酒制造商出于实际理由，可能会忽视其馀80%喝啤酒的人，因为他们的消费量只占30%。

同样的，当一家公司发现自己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顾客时，就该努力让那20%的顾客乐意扩展与它的合作。这样做，不但比把注意力平均分散给所有的顾客更容易，也更值得。再者，如果公司发现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产品，那么这家公司应该全力来销售那些高利润的产品。

80/20分析法的第二个主要用途是对80%的投入只产出20%的生产状况进行改进，使之发挥有效作用。

不同于线性思维，我们应该系统并谨慎地应用80/20分析法，因为线性思维会导致对80/20原则的误解，也可能会导致滥用。“不要轻易地认为某一变量是关键的原因是其他每个人都会关注……这就是线性思维。80/20分析法赋予的最有价值的洞察力总是检验别人都忽视的非线性关系。”

2、80/20思想

80/20 思想如果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它能帮助你改变行为并把注意力集中到最重要的20%的事情上。80/20思想的行动结果就是使你以少获多。使用 80/20 思想，你必须不断自问：20%凭什么因素能导致80%？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是你知道的答案，还是用点时间好好想想。一份真正的深刻领悟需要上百份的知觉和感觉上的理解。

3、80/20原则和你的商务

将80/20原则应用于商务的主要思想就是怎样以最少的资金和努力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和价值。通过实际应用这个原则，任何个人商务都能获益无限。原则最重要的用法是“明确你在何处获利，同样重要地明确你在哪里失利。每个实业家都认为他们已经知道，可他们几乎都错了。如果他们有正确的概念，那么整个经营面貌将大为改观” 。

该策略就是找出你目前正在赢利的地方，它可以是一件产品，一个市场，一种顾客类型, 一门技术，一个销售渠道，一个部门，一个国家，一笔交易，一名员工或一个团队。充分关注他们并找出你没抓住的环节加以解决。

4、80/20原则和革新

革新是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如果你使用80/20原则并考虑以下几点意见，革新将变得更简单：

顾客所获价值的80%与你组织所作努力的20%有关；产品或服务的利益的80%由成本的20%提供；在你从事的行业中有80%的利润由所有商行的20%创造。如果你不是其中之一，想想他们做对了什么而你又做错了什么；你资源的80%仅仅创造了20%的价值，这一比率总是给真正的企业家和改革家创造套购机会。

5、在商业中，有十个顶尖领域值得你去应用80/20法则

战略：除非你用80/20原则仔细观察过你企业的不同层面并重新制定你的战略，否则你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为太多人浪费太多精力。“这个原则对确定您的事业发展方向具有极大价值。”

质量：很小比例的质量缺陷往往造成最频繁的质量问题。如果你弥补了最关键的20%的质量缺口，你将获得80%的利益。仅仅靠纠正 20%的起因，你就可排除80%的客户投诉。降低成本:“所有降低成本的有效技术都采用80/20的三个洞察力：简化，通过排除无益活动；集中，在改进的几个关键推动力上；和业绩比较。”降低成本是一项昂贵的业务，请集中你80%的精力花在那些（大概是20%）最有潜力降低成本的地方。

市场：营销应致力于提供优质服务，而现有的产品或服务的20%创造了80%的利润。应该以最大努力来留住为公司提供80%利润的20%的客户。

销售：监管销售业绩的关键是停止考虑平均力量，而要开始考虑80/20原则。留住表现佳的销售员，让每个人都能采用取得投入、产出的最高比率的方法。让销售员努力用20%的产品创造80%的销售额，并把握那些能做成80%生意的和创造80%的利润的客户。

信息技术：投资的回报通常遵循80/20原则：所得利益的80% 源自最简单系统的20%。大多数软件用80%的时间仅仅完成20%的有效指令。

决策和分析：收集80%的数据，在最初有效的20%的时间内，作出80%的相关分析。

库存管理：大约80%的存货仅仅占据所有销售额的20%。

管理：任何工程的80%的价值源自20%的行为。

协商：问题的20%或更少将包含争议部分的80%的价值；在最后20%的有效时间内将会出现80%的让步。

要想成功进行管理变革以及成功地将80/20理论运用到你的公司，你需要证明简单就是美并讲明原因。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永远都不会放弃你目 前业务上没有效益的80%及其管理费用。

不要单一地应用80/20分析法和策略。像任何简单而实用的工具，80/20分析法有时会被误解、误用，成为经常犯错误的借口。如果不恰当并直接运用80/20分析法，它会让你误入歧途。你需要始终警惕，不要犯逻辑上的错误。

维弗雷多·帕累托（1848年7月15日 - 1923年8月19日），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入分配的研究和个人选择的分析中。 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并用无异曲线来帮助发展了个体经济学领域。他的理论影响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帕累托因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著名，后来被约瑟夫·朱兰和其他人概括为帕累托法则（20/80法则），后来进一步概括为帕累托分布的概念。

帕累托指数是指对收入分布不均衡的程度的度量，参见基尼系数。

帕累托的父亲、热那亚人马尔凯塞·拉斐尔·帕累托似乎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典型产物、马志尼（②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复兴运动）中民主共和派的领袖。曾加入烧炭党，后被捕，被驱逐出国。1831年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参加1848年意大利革命，为1849年罗马共和国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1860年支持加里波第对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远征，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未果。19世纪60年代，宣传在“劳资合作”和“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解决工人问题。——编辑注）的热情拥护者——或许较多地由于国家原因而不是由于社会原因——他是“阻碍意大利走向全国统一的一切政府”的毫不妥协的敌人，而且是在这一意义上而不是在其他意义上的一位革命家。因此他流亡国外，逃到巴黎，娶了一位法国妻子。本文的主人公在那里出生了。如果加雷尼将军曾经把自己描述为“法国人但也是意大利人”，那么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意大利人但也是法国人”。他于1858年被带回意大利受学校教育，1869年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他立即从事工程学和工业管理工作，并在几次调换工作以后升任意大利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应该是“董事长”——直到1893年，他才到洛桑大学，并被任命为瓦尔拉的继承人，虽然几年前他就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专职的经济学家了。这样，他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间大约是1892-1912年，后来他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都是社会学性质的。1906年，他辞去教授职务，退休回到位于日内瓦湖畔的乡村的家里。在充满旺盛精力和富有成果的老年阶段，他成为“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

首先，理论家们会注意到，由于他受过工程学的训练——而且他似乎形成了理论观点——他早年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已达到专家水平（①我不能准确地说明这水平有多高。帕累托需要沃尔泰拉告诉他。Xdx+ Ydy表达式经常有无限多的积分因子，而当它有两个以上变数时就不需要这样的因子存在。我不知道一位真正的专家能否忽略这一点。）。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经济学家，他完全熟悉工业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学院经济学家、公务员和政治家靠所能利用的方法获得的熟悉、精通程度是十分不同的。但是，第三，正因为他对当时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表现出了强烈兴趣，才使得他在开始创造性工作之前，差不多就已是一位经济学家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马上在另一处加以评述。弗朗西斯科·费拉拉当时仍然声名卓著，而自由主义者不加批判地赞美的那种理论结构仍然没有遭到冷遇。费拉拉的著作，特别是发表于《经济学家文库》中为古典经济学著作而写的著名序言使帕累托深受教益，其影响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帕氏学生时代的大学课程。帕累托对瓦尔拉著作的研究则源于马费奥·潘塔莱奥尼为建议。

上述事实没有一样能全面地说明帕累托的社会和政治观点，或者说明他对那个时代和意大利的实际问题的态度。我绝不相信他的个性能像极易被抽干的池塘一样轻易地被人了解。但是，贵族出身对他的影响多于对一般人的影响，我相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特别是这一背景使他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在精神上成为兄弟，不能成为在各种团体中完全被接受的成员。它也阻碍了他同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建立感情联系，例如被称作“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这一背景的作用是，使他有足够维持生活的经济收入——起初勉强够用，后来变得相当富裕了（①这是由于继承了一份遗产，而不是由于早年担任总经理所致。）——使得他更加离群索居，因为这为帕累托提供了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古典学识按同样的方式起着作用。这里指的不是他与同时代受过教育的每个人共享的那部分古典学识，而是他通过不懈地研究希腊与罗马的古典作品，经历许多不眠之夜后形成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古典理论。古代世界是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一间应用科学的实验室。他太相信那里面所积累的智慧，结果必然会远离生活于1890年或1920年的任何人群。参加本国的政策和政治辩论使得他完全孤立，以至于在接受洛桑大学邀请之前，他就已决定移居瑞士。孤立对他的暴躁脾气有影响——只是在晚年，第二次结婚所带来的家庭和睦才使他脾气好些——而暴躁脾气实质上是不能容忍孤独的。

但他为什么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他从内心深处热爱她，祖国的新生不但是他所渴望的，而且是他亲眼看见了的。公正的观察家很可能提出这一问题，因为在这样的观察家看来，似乎在帕氏离开祖国以前的30年里，这个新的民族国家的情形不算太糟。除了以相当快的速度促进经济增长和从财政混乱中解脱出来以外——得向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者们表示歉意——这个国家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进行社会立法，并成功地把意大利建成当时所谓的列强之一。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的观察家们将会对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这样的政权表示极大的尊敬。而且考虑到新的民族国家在初创阶段容易遇到的困难，观察家们会原谅那些不太令人高兴的情景。但是帕累托没有任何原谅的表示。他所看到的只是无能与腐败。他怀着公正的愤怒与走马灯似的政府进行战斗，于是那时他就成了公认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其涵义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毫不妥协的鼓吹者——而且在那个时期的德国新政者们中间，他帮助造成这样的印象，即边际效用只是被用来反对改革者的邪恶诡计。（①因此，德国的批评家接受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事实上书中很少含有可作不同解释的内容。但是它包含有这样的观点：在这里所断言的纯粹的竞争的优点对实际经济过程不起任何作用，因为纯粹的竞争实际上没有普遍盛行。）关于帕累托对经济政策问题的态度以及1900年以前他在科学著作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迹，这可能就是全部的内容了。但是即使在那时，在他的那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中仍然有些东西是直接反对官方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口号的。他确实是一位反国家干预主义者，但这是出于政治理由，而不是出于纯粹经济的理由：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反对政府活动本身，但是反对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热烈拥护的那种议会民主制的政府。从这一点来看，他这种类型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了引申意义，与英国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完全不同。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其他的就容易理解了。

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前20年中，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也意大利人开始表示不满，从单纯地表示失望，发展到对议会民主不断更迭的方式及其在法国和意大利所产生的后果表示强烈厌恶。有这类情绪的人有很多，如E．法盖和G．索雷尔，而他们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分析这些情绪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更不用说去评判它们了。

他把这些年间的一切动乱都归因于颓废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软弱性。这位罗马史学者可能想到罗马共和国元老院使用过的一个方案，即：为了应付紧急局面，元老院常常命令执政官们任命一位实际上具有无限权力——虽然是临时权力——的官员，即独裁者。执政官应该注意不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在意大利宪法里没有这一条款，而且即使有了这一条款，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独裁者必须自己任命自己。帕累托决不曾超越这一界限，也不曾超越只赞成墨索里尼恢复秩序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界限。墨索里尼为了标榜自己，向这位始终宣传温和主义、始终主张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人授予参议员职位。（①参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第182－194页相关叙述。）但直到去世前，帕累托都拒绝信奉这种“主义”，就像他拒绝信奉任何其他主义一样。从英美世界的传统观点来看，没有任何必要去裁判他的行为——他的任何行为或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