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1834年间，在教皇国驻扎着法、奥占领军，而在其余各国，政府力量都超过革命力量。就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马志尼决定在撒丁王国的热那亚发动起义，派人深入到军队的官兵中间去组织密谋。因一名军士告发，许多人被捕殉难，大量爱国者逃往国外。马志尼从马赛辗转到日内瓦，计划以远征萨伏依的方式攻入撒丁王国，同时委托加里波第到热那亚去策划王国海军起义。但是，他好不容易集合起来的200名远征者，溜的溜，走的走，到1834年2月只剩下寥寥数人；已潜入萨伏依的那部分人被宪兵击溃，而在热那亚策划海军起义的计划也流产了。在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行动起来。

遭到失败的“青年意大利”瓦解了。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它已不再存在。许多人离开了马志尼。1837年初，马志尼被迫移居伦敦，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1839年夏，他在少数朋友的支持下，恢复了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1840年4月30日，他宣布重建“青年意大利”。

为了扩大爱国运动的群众基础，他在伦敦建立了“意大利工人同盟”，创办了工人报纸，并在意侨中从事教育和慈善活动。他认为，劳动和资本的联合以及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因此，他反对在意大利传播社会主义学说；主张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他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互相对抗的力量，他本人的使命就是使它们团结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他也不懂得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结果，他在劳动者中间的活动收效甚微。

19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出现新的高潮，争取独立和憎恨奥地利的情绪在各社会阶层中大大加强了。这时，马志尼把争取意大利的统一、独立提到首位，而把建立共和国看作是统一以后的历史任务。为了加强统一、独立运动，他准备与教皇庇护九世和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实行妥协。1847年9月初，马志尼致信教皇，要求他来领导意大利的独立统一运动。而在1848年第一次反奥战争中，马志尼又准备与撒丁国王进行合作。

1849年2月9日，罗马制宪会议宣布罗马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志尼被补选为制宪会议的代表。3月5日晚，他来到罗马。他要求共和国把全部力量用于反奥战争上，而不要花在制订宪法上。为此，他要求加强政府的权力，但一字不提关于改善城市下层群众和农民的处境问题，“听任康帕尼亚农民处于比他们罗马帝国时代的祖先更悲惨的奴隶境地”。制宪会议根据他的建议，3月29日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拥有无限权力的三执政政府。

罗马共和国是在欧洲革命已经衰落，反动势力已在许多国家抬头的时候宣布成立的。由于害怕革命会从罗马扩散到它国去，法国、西班牙、两西西里王国和奥地利决定进行武装干涉。1849年4月25日，法国开始军事入侵。4月30日夜里，6000名法军向罗马发起进攻。守城的共有10000名正规军和志愿军。经过6小时的激战，守卫城墙的加里波第部队击溃了法军，追击敌人达20公里之远。但是马志尼幻想巴黎会改变自己的政策，命令加里波第停止追击，返回罗马。法国为了赢得增援的时间，要求与共和国谈判。这时，加里波第部队击退了两西西里军队的入侵，一直追击到敌人的领土上。马志尼害怕与法国的谈判会因此而破裂，又把加里波第召回罗马。

法军得到增援后，立即撕毁停战协定，突然重新发起进攻。加里波第部队不断向敌人反击。6月21—22日夜里，敌人占领了共和国的第一道防线。罗马的士兵们已经疲惫不堪了，在这种情况，马志尼要求组织反攻，夺回丢失的阵地，遭到加里波第的反对。加里波第建议组织千把人的队伍去袭击敌人的后方，马志尼又拒不采纳。他们之间的分歧急剧加深。6月30日黎明，法军发起总攻，占领了第二道防线。虽然共和国的保卫战是十分英勇的，但它始终没有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结果还是失败了。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马志尼估计欧洲革命的新高潮很快就会到来。为了取得胜利，他建议全欧的民主派联合成一个战斗组织。1850年，他在伦敦建立了“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以进步、联合、道德规律；自由、平等、友爱；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向人民提供贷款和教育等原则，作为全欧民主派联合的基础。

马志尼的宣言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批评。他们指出，当资产阶级社会新的经济繁荣时期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时候，爆发欧洲新革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他们揭露了宣言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各个阶级忘记利益的对立去求得和解的实质。事实上，马志尼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各国民主派在宣言的原则和委员会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1851年12月后，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再存在。

在建立欧洲中央委员会同时，马志尼还建立了“意大利民族委员会”，宣布该委员会以实现独立、自由、统一为目标，以反奥战争和召开意大利制宪会议为手段。但是他没有把民族解放运动与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把实现社会革新的普遍要求搁置一旁。因此，这些主张在意大利民主派中间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五十年代马志尼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是以驱逐异族统治者，争取意大利独立、统一为目标的。1852年他决定在伦巴底发动反奥起义。奥地利警察当局发觉了密谋活动，许多爱国者被捕或遭枪杀。伦巴底-威尼斯王国境内的秘密组织被彻底破坏。在马志尼的追随者中间又产生了新的分歧。负责制订起义计划的军事委员会批评并要求改变不考虑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从国外来领导起义的方法，遭到马志尼的坚决拒绝。

就在这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下，马志尼支持米兰平民举行起义，并派人前去领导。1853年1月，他本人也到了靠近伦巴底的瑞士边界，准备一旦起义成功，立即进入伦巴底。2月6日（星期天）米兰起义开始了。起义者趁奥军士兵在度假的有利时机，突然向兵营和堡垒发起进攻。计划夺取武器库，占领战略要地，号召居民起义来击退奥军的反扑。但是小小的起义队伍远不能完成偌大的战略计划，进攻完全失败，二、三百名起义者被捕，不少人被判处死刑。米兰起义失败后，马志尼还指示追随者在伦巴底-威尼斯王国境内先后发动过5—6次规模很小的起义。起义队伍少则30人，多则40人，最多的一次也不超过100人。每次都以惨败而告终。

1857年，马志尼筹集经费，决定远征南部的萨普利，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两西西里王国的波旁王朝。第一次因中途遇到风暴，远征没有成行。第二次，一支300多人的远征军到达了萨普利，但当地秘密组织没有响应，人民对他们很冷淡。那不勒斯当局及时采取了镇压措施，远征又告失败。

从此马志尼运动分裂了。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马志尼丧失了领导地位。他对1859年收复伦巴底的第二次反奥战争，1860年推翻波旁王朝的西西里远征和1866年收复威尼斯的第三次反奥战争都没有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尽管如此，“……谁也不会否认30年来意大利革命是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而且在这同一时期欧洲承认他是他的同胞的民族愿望的出色表达者。”

马志尼虽然在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但他对国际工人革命运动带来很大的危害。当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际，马志尼试图以他的观点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驳斥。因此，马志尼便同国际断绝关系。为了抵制国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他对国际和巴黎公社进行诽谤，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所以恩格斯对马志尼的反动言论进行了批判，指出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贯立场。1872年3月10日，马志尼在比萨逝世，终年67岁。

宗教思想上马志尼是一个反对传统天主教的基督教徒。他认为每个人的天良深处都存在着宗教意识，但是他反对一般宗教所具有的偶像崇拜，他没有认为上帝是神圣的。正是在这种宗教观的影响下，他极力的反对教皇的统治，虽然在引导意大利走向独立和统一的过程中他曾想过得到教皇庇护九世的支持，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要把教皇赶下台的政治理念，同时，这种宗教思想亦使他成为一位坚定的反君主制人士，不论是君主专制抑或是立宪君主制。在他眼中，共和制才是国家存在的最合理形式。马志尼的政治观与他的宗教观是紧密相连的，由此可以看出马志尼是一个忠实的宗教主义者，但是他力图将基督教改变为一个适应于革命以及革命后所要建立的政治体系的新宗教。同时他宣扬他的新宗教思想其实是在为革命人士寻找一种共同的信仰和宗旨，他正是在为他所描绘的社会寻找或是创造一种赖以存在的共同信仰和宗旨。这也许就是马志尼提出新宗教思想的原因。

关于国家的建设，马志尼有一套独特的理念。他认为“国家是为道德而存在的”，在他的眼里，道德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亦是一个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赖以存在的基础，而道德的来源是责任。马志尼对责任看得很重，他把所有事情都上升到责任的层面，而在他的国家理论当中，国家的责任就是：确保自由与鼓励合作并使之与自由相协调。马志尼毕其一生为革命而战，为的就是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的自由，但他似乎并没有能过弄清楚自由的确切含义，在他的思想里，自由就是“连民主政治都没有正当理由予以侵犯的本质性自由”。他不仅避而不谈不道德行为的自由，而且避而不谈反社会倾向的自由，这不仅会误导意大利民族的自由意识，而且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马志尼认为自由应该通过合作来实现的，没有合作，自由就毫无意义，既然国家是为自由而存在的，国家就用该鼓励合作。但是马志尼的合作观亦带有明显的缺陷，参与合作的人不受任何约束这一种绝对自由的思想只会导致这一种合作的分裂与解体，同时也导致了自由的丧失，然而马志尼终其一生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绝对自由思想的危害性。但是马志尼的自由主义把教育自由排除在外，他认为教育并没有自由可言，国家应该对教育施加大规模的干预。在马志尼眼里教育的核心是道德教育，所以马志尼将教育视为国家应当承担起的有一重要责任。马志尼明显没有看出自己这一套教育理论的巨大缺点：一旦教育遭到政府的大规模干预，教育就会迅速政治化，而这样一种政治化极强的教育只会成为一种统治工具而无道德可言；他更没有看到教育自由与人身自由之间的关系，教育自由的丧失最终也只会导致人身自由的丧失。马志尼一直在强调自由但其思想当中却暗含了诸多破坏自由的因素。关于国家整体的问题，马志尼一直是以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马志尼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立宪君主制，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民主的制度，因而自始至终他并没还有想过将意大利改革为一个立宪君主制的国家，他并没有看到改变一种制度比创新一种制度要来的容易一些。这就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进行一种毫无结果的反君主运动的原因。总的来说，马志尼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绝对自由与合作为基础的共和国，但这只是一个难以实现过于理想化的国家。

马志尼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而他的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泛欧的民族主义。他在为意大利革命奔波的同时亦在极力地将意大利革命上升成为欧洲革命，将青年意大利组织发展成为青年欧洲组织。他的这一种泛欧民族意识在其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反对“不干涉政策”，他反对一个国家不应该干涉别国内政的论调，所以他在流亡国外期间一直在争取英法等国支持意大利革命，在他的晚年，他还与普鲁士达成了一个最终没有付诸实践的交易。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独立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离不开外国的支持。不知道马志尼本人有没有考虑到在这一种干涉背后所隐含的对一个民族发展的危害，外国的干涉并不可能是没有利益动机的帮助，其实法国对意大利城市的占领就已经告诉马志尼这一事实，但他似乎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一种想法。他的民族主义的泛欧性还体现于他对欧洲联盟的一种设想，他设想以意大利民族为先导，在全欧洲进行民族解放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的联邦形式的欧洲联盟，看来欧盟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志尼的年代。马志尼的民族思想中包含着十分强的民族优越感，他认为意大利民族曾经以法律和艺术征服欧洲，现在的意大利也会以革命来感染欧洲，意大利将成为全欧洲的先导，他的这一民族优越感使得他并不关注殖民主义，他认为亚洲就应该从属于欧洲，从属于一个统一的欧洲联盟，由此可见，马志尼的民族思想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局限性的。

《论人的责任》是马志尼于1860年著成。马志尼撰写此书时，意大利正渐次地归于萨丁尼亚王国的统治，其写作目的则是希望意大利民众达到自身的解放，争取更佳生活条件，以及让人民争取共和制。

在中国大陆，《论人的责任》一书及马志尼思想，由于集中地表达了对意大利独立与统一的愿望，因此被称为“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他强调人们对家庭、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责任，因而被视为“在今天仍不失其道启示作用”。

马志尼毕生为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事业奉献，他的思想学说深刻影响着为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献身的仁人志士。他在流亡瑞士、法国及英国期间仍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奔波：撰写大量文件，培育一代又一代的革命青年；为革命招募同情者，筹集革命经费。马志尼为意大利革命奔波一生，无愧于“意大利独立之父”的称号。

马志尼对意大利的独立与统一，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理论，但他的过于理想化的理论始终无法实现，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或多或少地阻碍了意大利革命的进程，但他对意大利革命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和积极的，他始终是意大利独立三杰之一，无可否认的意大利独立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