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一些问责官员频频复出感到非常气愤，认为问责成了问题官中的避风港，成了休假。问责后，问题官员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在事后不久又异地做官。包括有最牛县委书记之称的王志国，瓮安事件发生时的原县委书记勤，“黑砖窑事件”中的副县长王振俊，等等，虽然只是县级干部，而且只是平级交流或是什么临时负责，但已经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并对于干部选拔的公信度产生了质疑。

问题官非但得不到处理，反而异地升迁，很难让人们信服。对于问题官员进行惩处，既是对干部个人负责，更是对广大群众负责。有的问题官员已经在异地升迁了，但处理结果却在升迁以后才出来，是对他本人的处理还是对他以前职位的处理，让人摸不着头脑。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这对于坚持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的根本标准，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好人用好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指明了方向，从干部选拔任用的角度来说，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然而“带病提拔”显然有违选人用人公信度的要求。

无论如何，对于问题官员一定不能予以提拔。这种“带病提拔”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如果“带病提拔”不能得到阻止，那么类似于“三鹿事件”就会永无休止。

即提拔前就存在违法违纪行为，但一直未能被发现。据有关部门调查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领导干部腐败潜伏期正逐渐变长；在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来的平均潜伏期为6.31年，而最长的达14年，当年作案当年被查处的只有不到两成。潜伏期变长给腐败分子带来很多“带病”被提拔的机会。韩桂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韩桂芝从1991年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起，就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950万元，一直未能被发现，先后提拔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

在某些方面有一定能力或特长的少数干部，虽个人在某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干部群众也有所反映，但有关部门却以生活小节无大碍、人才难得为由，在群众不断的举报中、争议中不断被提拔重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曾被认为是一个有经济头脑、发展思路清晰、工作有魄力的难得的领导人才，虽然反映其问题的信件不断飞向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也知道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却始终认为群众所反映的问题都是一些生活小节问题。因此，尽管王怀忠声名狼藉，却依旧步步高升。

这主要是指被提拔者正在被执法执纪机关了解核实问题过程中提拔，或被提拔者正处于处分影响期内而被提拔。

一些用人者明知被提拔使用的干部“带病”，但因为与其有着种种不可告人的关系，还是明知故犯，仍然予以“带病提拔”。这种明知故犯，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权力私有化，把手中的权力视为己有，把自己管辖的地区或部门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经营自己的自留地，拉自己的小圈子，只要是圈子里的人，尽管有“病”也能得到提拔。另一种就是权力商品化，把手中的权力当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利用手中掌握的用人权或借掌握有人事权的“圈内人”而大肆“卖官鬻爵”，明知“买官”者劣迹斑斑、“病魔缠身”，但只要是交足了“拜门钱”、“烧香费”、“捐官款”，就将“乌纱帽”拱手奉送。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大肆利用手中的用人权“卖官卖爵”，其中一笔“交易”就受贿500万元。如马德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工作6年，受贿及礼金物品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其任市委书记期间，平均每个月受贿108万元，每天收受3.56万元，全市到他那里买官的干部有260人之多，几乎覆盖了全市所有的部门。

德才兼备历来是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把握用人标准上自觉不自觉地出现了偏差：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用人只要看“才”就行了，有德无德无关紧要；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急于改变落后面貌，在用人上片面强调大胆起用能干“大事业”、“敢说、敢闯、敢干”的“创新型”干部，而对干部的“德”重视不够、考察不到位；有的明知干部在“德”方面有问题，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一些“带病者”选拔到了领导岗位。

少数干部善于伪装、隐藏，善于做秀，在被查处前大都披着冠冕堂皇的外衣，用假象掩盖真相。在公开场合讲廉政勤政往往是头头是道，说一套做一套，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有的还故意把一些不便收、不值钱的礼品或数额小的红包拿出来上交组织，以标榜自己。

现在的干部工作领域、生活和活动范围愈来愈宽，给干部考察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一些地方对干部的考察方法比较简单、范围狭小、力量薄弱、时间短促，而很难准确发现干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的即使在考察中听到一些反映，也因缺乏具体线索，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事实，有的一时也难以定性；对干部品德方面的考察缺乏有效办法，难以掌握到真实情况。另外，一些考察人员自身素质不过硬，识人用人标准的偏差，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彻查，对一些重要“病症”把脉不准，也使得一些“带病”干部得以顺利提拔。

一些地区、部门用人上产生的不正之风，其根源往往就在“一把手”身上。目前，对“一把手”人事权的监督，形式上的东西多，实质上的东西少。上级领导对“一把手”迁就多，同级对“一把手”盲从多，下级对“一把手”服从多。如果“一把手”不坚持原则，不带头廉洁自律，自我要求不严格，自身素质不过硬，就很容易发生腐败问题。很多“买官卖官”就发生在“一把手”身上。

比如前述四种带病提拔类型，“藏而不露”型，反映出监督力度、监督体系方面的问题，“露而不究”型，反映出监督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究而未定”型，主要反映出干部考察机制方面特别是情况沟通方面的问题，“明知故犯”型，主要反映出对权力的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问题。

对用人失察失误实施责任追究难度较大。发生的一些干部“带病提拔”的问题，真正追究用人者失察失误责任的不多。客观上讲，实行“带病提拔”责任追究确有不少困难，其主要表现有“四难”：“带病提拔”中的“病症”认定难，责任主体区分难，责任行为确定难，责任追究落实难。因此对“带病提拔”者的处理比较到位，但对那些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的追究比较难，这也是造成用人上不正之风乃至少数干部“带病提拔”后长期得不到查处的一个重要因素。

防止干部“带病提拔”，治本之策是要在深入抓好已有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贯彻落实的同时，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关键是狠抓落实，强化执行力。把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切实贯彻到干部考察考核的具体实践中去，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选拔提名、考核、监督的机制，扩大考核工作中的民主，扩大选人识人的视野，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提拔起来。

改进群众参与的方式，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实群众公认原则。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加大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和干部交流的力度，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各展其能的机制，使“带病”干部相形见绌，使“带病”的干部无机可乘。

干部“带病提拔”，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影响恶劣，严重损害党的形象，败坏组织工作的声誉，干部群众反响强烈。解决好干部“带病提拔”是贯彻落实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净化纯洁干部队伍，确保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