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光绪八年 壬午）

常恒芳，号蕃侯、字尔价。1882年9月30日生于安徽寿县南乡保义集一农民家庭，兄弟三人，行三，幼年随其长兄尔俭在其合肥亲戚张厚甫家伴读。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18岁，入泮。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考入安庆武备练军学堂，并参加进步组织“同学会”从事反清运动。

是年 与柏文蔚、余亚农、郭廷康、张树侯、卞炎武等人，在安庆、青阳、望江、怀宁等地发展会众数万人，准备起义，事泄未成。

1904年（光绪三十年 甲辰）

22岁，赴省应试优拔，为备取，即入安徽公学师范班（李光炯创办，在芜湖）。不久，和陈独秀、柏文蔚一起创建“岳王会”，以效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兵的精神，宣传革命，进行反清活动。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23岁，出任邓鐩侯在安庆创办的尚志堂训导主任，同时任“岳王会”安庆分会会长（即分部长），分会机关人员约30余人，后组织“岳王会”的外围组织“维新会”和“同心会”等进步团体。

是年，吴旸谷（寿阳）在合肥组织“武毅会”，与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的“岳王会”互通声气，联系密切。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24岁，安庆督练公所成立炮、马、步、工、辎五个训练所。入炮兵训练所当学兵，以便领导革命活动。吴旸谷、袁子金也参加了训练所。不久，常恒芳担任了马营哨官（排长）。

是年，加入同盟会，和袁子金等人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策划活动。后又和孙少侯（毓筠）、方植之、陈英士、吴瑛等人一起密谋暴动，未成。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丁末）

25岁，在安庆参加徐锡麟刺恩铭的起义，失败后，化装逃到怀远粹华堂当教员，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26岁，秋，与骈锦芳、廖传祺、管鹏、杨宪珍、黄甲诸等人在怀远粹华学堂向学生灌输新思潮。

是时，结识“暗杀党”领袖王亚樵。

是年，与熊成基等人在故乡寿县一带。联络百姓，发展组织。同年又与熊成基一同赴日本留学，攻读日本大学法科。

1909年（宣统元年 己酉）

27岁，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吴玉章的各省同盟会负责人联席会议，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同时专心向学，认为“革命不仅在于破坏，同时也应注意建设”。

1911年（宣统三年 辛亥）

29岁，从日本回国，准备参加黄花岗起义，未赶上。后武昌起义爆发，常恒芳参加占领南京起义。后任沪军参谋，记者。

1912年（民国元年 壬子）

30岁，出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

是年年底，在安徽众议院复选名单中，常恒芳作为国民党代表被列为第三区第一名。

是年，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国都迁至北京。常恒芳愤而办，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期间还常到安庆秘密发展国民党新党员。

1913年（民国二年 癸丑）

31岁，从南京返回安庆，担任国民党安徽支部长和国会议员。

1913年8月27日，袁世凯以串通乱党为辞，复逮捕国民党议员朱念祖、张我华、丁象谦、高荫藻、常恒芳、褚辅成、刘恩格七人，并政友会议员赵世钰一人；史称“八议员事件”。两院议员提案质疑，袁皆不理。

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

34岁，黎元洪任总统，孙中山先生回国，电请释放政治犯，常恒芳等被释放出狱。

1917年（民国六年 丁巳）

35岁，孙中山在广州任护法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常恒芳被邀出席广州非常国会。

1918年（民国七年 戊午）

36岁，2月，与柏文蔚、陆建章、孙毓筠等人在上海商议对付北洋军阀倪嗣冲办法，打算利用冯玉祥部队南下之机一举消灭倪嗣冲。他们与3月初发出了安徽讨倪军的电文，并在电文中列举了各人担任的职务：陆建章为总司令，袁家声（子金）为中路司令，岳相如为西路司令，王建芳为东路司令，薛宜民、毕靖波、程华亭、廖传铭、李厚生、姚铁民、陈亚东为团长。

3月，陆建章、柏文蔚、常恒芳、王庆云（龙亭）等人赴宁波与江苏都军李纯（秀山）接洽，请李督军支持，给讨伐倪军各种方便。

1921年（民国十年 辛酉）

39岁。与柏文蔚、李少川、关芸弄、王亚樵、汪幼农等组织“安徽旅沪同乡会”。常恒芳后又回到安庆，参加反对张勋定武军和倪嗣冲安武军的斗争。

是年，参加省议会，反对盐斤加价，拒绝和抵制安徽都督张文生和省长许世英对省议会的拉拢收买，极力支持，参加学生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和增加教育经费的斗争。因常恒芳等人的努力，终于设立了教育经费管理委员费。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40岁。春，与柏文蔚、王乐平、王亚樵、关芸农、杨虎等人，在关芸农家里聚会交谈联俄、联共问题。杨虎持异议，遭王亚樵痛打。是时，常恒芳作为旅沪同乡会代表赴芜湖参加财政审查会议，与会代表一致主张裁军废督，经过斗争，终于通过废除张文生的议书。

夏，与柏文蔚、王乐平、王亚樵等人一起在上海环龙路晋谒孙中山先生，请示讨曹（锟）、吴（佩孚）直系问题。

夏秋间，与黄郛、褚辅成、沈钧儒、王乐平、李少川等国会议员一起，在沪反对受贿议员。

是年，段祺瑞倒台，黎元洪复任，南北统一，国会恢复，常恒芳赴京参加国会反对曹锟贿选。

1924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

42岁，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一大”，确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常恒芳参加了这次会议。

是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各地党部筹备委员会，孙中山指定安徽省党部由常恒芳、朱蕴山、光明甫、高语罕等七人负责筹备。

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44岁。1月，国民党“二大”后，国民党中央发表：光明甫、周松囿、朱蕴山、沈子修、常恒芳、史恕卿、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九人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

2月，担任国民党安徽临时党部妇女部长。

春末，任安徽宣慰使，王亚樵任副宣慰使，并在上海设有宣慰使驻沪办事处。之后与李少南。郑青士到太湖宣慰起兵，宣慰使署设于太湖县城。常恒芳受命后即通电讨伐孙、吴军阀和北洋政府，并分电安徽各县人民国体，要求一致奋起，响应北伐。江淮流域，立时为之震动。

是年，派沈子修为国民党军皖中路司令，潜回六安、霍山两县，联络地方武装相机起义。

10月，陈调元派其旅长倪朝荣，由安庆率兵两团，向太湖进攻。常恒芳以太湖形势不利，率部移驻宿松，占领宿松东门外鲇鱼山据点，居高临下，与来犯之敌展开战斗，激战一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常恒芳率部队转移到湖北黄梅县。此时，安徽各方面同志来到黄梅县，计有薛卓汉、裴继华、童汉章、李宜春、黄梦飞等人。

秋末，许习庸、董伯荣、沈子美等人研究决定，在合肥外围发动武装起义，以配合北伐进攻合肥，并派董伯荣向常恒芳宣慰使汇报有关起义事宜。常恒芳即表示赞同，并指令蔡晓舟、董伯荣、许习庸为此次的领导人，迅速按原计划组织武装，集中于合肥与寿县处吴山庙举行起义。

是年，兴师北伐。与柏文蔚、袁家声等商议合组军队，以淮上军、陈雷部为主体，扩编国民革命军第33军，柏文蔚任军长，常恒芳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是年，在开封，常恒芳得到靳云鄂将陇海线集中部队发动攻势的密报，即星夜赶往陇海线马牧集33军袁家声旅部，指示袁部即刻采取对策。

1927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

45岁。3月23日，蒋介石在安庆制造反革命“3·23事件”，镇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常恒芳在汉口率33军全体政工人员通电反蒋。

是月，国民党左派常恒芳、光明甫、朱蕴山、沈子修等人在安庆城郊外集贤外举行紧急会议，商议反蒋事宜，柯庆施、周范文、胡浩川等人起草通电，揭穿国民党右派捣毁省党部暴行。

4月18日，安庆国民党右派省党部成立“清党委员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通缉光明甫、周新民、沈子修、朱蕴山、常恒芳、朱子凡等一百余人。

是年，宁汉分裂。常恒芳通电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并将第33军汉口开往皖西，经过六安时与军阀孙传芳部接火，后撤至舒城，取道霍山，岳西，黄梅，最后屯兵广济。此时。武汉成立政治分会，常恒芳当选为委员。不久，蒋汪合流，国共分裂，遭蒋通缉，隐居上海。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46岁。秋，与柏文蔚、王乐平、王亚樵、余立奎等上海密谋反蒋。

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47岁。与石友三、方振威、王亚樵等方面联合反蒋，原定计划：石从浦口进兵，直取南京；方由安徽发动策应后援；常、王负责发动京、沪一带地方军警武装起义，破坏交通。

是年，与王乐平、王亚樵、刘芦隐等人在上海组织反蒋集团，准备以军事推倒蒋介石。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

48年，2月8日晚，赵铁桥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乐平寓所，将王乐平刺杀。常恒芳对赵铁桥恨之入骨，嘱咐王亚樵嗣机杀赵。

1931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

49岁，2月，与柏文蔚、许世英、高一涵、李次山、王亚樵、关芸农、李少川、王德林、洪耀斗等数百人，于上海四马路大西洋餐厅召开安徽在沪人员反“米捐”大会，决议推五路代表向国民党各级政府请愿，呼吁立即撤消米照捐，不达目的不罢休。

9月下旬，与沈钧儒、柏文蔚、李次山、王亚樵等千余人在沪集会，声援马占山抗日，并募款支援东北义勇军。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50岁，“国联”派英国李顿勋爵率领国际调查团来华，到我国东北调查，发表沈阳原是满洲国，不一定属于中国版图，激起国人义愤。常恒芳与沈钧儒、柏文蔚、许世英、吴迈、李次山、朱庆澜、许翼公、张君劢、王亚樵激于爱国热情，遂假上海四马路大中华饭店召开秘密会议，筹商对策。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51岁，4月中旬，安徽在上海的寓公们，对安徽省主席吴忠信开征捐一事提出反对。胡宗南从江西派人见你王亚樵，要王与胡合作，改组安徽省政府，胡任主席，民政、财政两厅厅长和委员人选请王推荐。王亚樵乃与常恒芳、许世英、李少川、关芸农等人商讨应付办法。许、李极力主张与胡合作；常、关则认为事实上不可能，但不妨略与周旋。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55岁。王亚樵之弟王述樵携妻看望常恒芳，常先生对他们表述了亚樵被杀的原因，“亚樵之死固戴笠杀害，但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关。白事反共的，亚樵密谋投共，被白发觉，岂能容之。当时，李与白正谋与蒋介石合作，戴笠获悉亚樵在梧州，即与白秘密交涉，以逮捕王亚樵作条件。白不同意在广西境内逮捕王亚樵，以免各方舆论，暗杀可以。广西管理极严，二十几个特务乘汽艇开进梧州，白岂有不知之理。亚樵之死，乃白崇禧开门揖盗，假戴笠之手杀之。毋忘此仇。”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56岁。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五战区安徽省动委会于2月23日成立，李宗仁参加了大会，在第一次动委会委员会上，公推章乃器等十人为常务委员，代省主席张义纯为主任委员。章乃器为常委兼秘书，常恒芳先后出任后勤部长和组织部长，张劲夫（中共党员）为动委会内地地下党负责人，周新民（中共党员）为组织部副部长，狄超白（中共党员）为宣传部副部长。“省动委会由章乃器及本省先进光明甫、常恒芳、沈子修、朱蕴山诸先生参与支持其事，一时人心振兴，青年向首，可谓自北伐以后在安徽省政治史上第一次得到全皖民众热烈的拥戴和企望。”（张劲夫话）

是年，经常为《大别山日报》、《中原》报刊撰写文章，宣传国共合作，抗日人人有责。还常发表演说：“参加共产党合法，言讲马列主义无罪。”后到寿凤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任总司令（原为李宗仁兼任），不久，被蒋介石削职。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64岁。10月20日，在《安徽文献》第四期刊首发表“中央对于文献事业的决策”一文。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65岁。3月31日，在《安徽文献》上发表“维护地方文献事业”一文。

是年，由常恒芳口述，金白描、许大钧整理出“常主任委员谈辛亥革命”万余言，原件现存安徽省博物馆。

是年，为石德宽烈士作传文，该文约1200字，后又写“人生、历史、文献”和“安徽革命始末”等文，前两篇刊于《安徽文献》。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监察委员兼任安徽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支持侄儿常持青和长孙常传綍从事地下活动。

1949年（己丑年）

67岁。回祖籍寿县城关镇休养。党和人民政府每月拨给四百斤大米，聊补生活之炊。

1950（庚寅年）

68岁。3月23日晚，因脑溢血突发，谢辞长世。葬于寿县南谷贝乡常氏墓地。

人生·历史·文献

——为《安徽文献》发刊而作

常恒芳

一弹指顷去来今（东坡句）

人类活动的意义和鹄的，在于配合社会的向上性运动，利用祖先遗留的经验教训，以联合的努力，就个别的岗位，从现实的阻力踏过去，以迎接共同的理想世界的新生。但怎样才能确知社会的本质及其归趋？怎样才能从积累的生活知识内辨别出真正积极的东西？怎样才能具体地把握新理想的现实条件？这就有赖于一种深刻的系统学问，把我们对于客观事实的基本条件——人生观与宇宙观，健康起来，坚定起来，一切着眼于未来，而不局限于现状的尊重和陈迹的悼念；一切着眼于泛爱，而不局限于狭隘的利害圈子里。否则，被愚昧扼死了视觉，必认识不清，方位不明，善恶难分，是非莫辨，不是惘迷徘徊，便是公然倒退——直倒退到可悲的覆灭，这样，不仅误己，而且害众，人世间最大的罪恶灾难，岂非根源于此吗？

上面所说的这一种学问，它比如一架最高倍望远镜，有了它，我们就可以穷目纵观这滔滔滚滚的人事巨流，了然于源流全貌。这一种学问，它利用科学方法，把如许悠长，广泛而繁赜的人类社会演进迹象，小而个别人物的事业表现，大而民族、阶层、意义、制造的生克盛衰，从其相互激荡和不断嬗变上，作一全盘观察，发现其中基本的动因，不同的特征，以及普通的理法，从而认清人类生活的必然方向，简而言之，这一种学问，它使我们真确而透彻地了解过去、了解现实、了解未来，这该给我们人生多大的乐观与活力。

这一种学问就是历史新史学。

历史是人类全部活动过程的实录和判决书，也就是人类活动过程本身。人生活在历史里面，人类的活动要受历史所规定，同时也起反拨作用于历史，两者之间是有这样的血肉关系。因此，我们在生活实践里，不仅要虚心向历史学习，来创造历史，而历史的保存工作也同样成为我们的切要的课题。

科学旨在求真，历史尤其是着重凭实据的科学，历史的根据是什么？当然是史料或文献。历史作品的撰著过程，一般地说，是根据足征的文献。完成主题的发现，而主题展开时，又须处处以加工后的文献为佐证。以指尖与天花板为灵感的唯一源泉，且为真正文艺家所力戒：假如有这样的冒牌史家，不愿意重视史实，只观察天上浮云，而玩弄点文彩的肥皂泡儿，那不过徒显其无聊与庸劣。历史的著作是绝对不许擅托空言，妄加虚构的。所以说：无文献即无历史。更进一步，一个民族，果无历史，还有什么文化？还有什么民族？所以，地球上凡是自强不息的国家，没有一个不珍视历史，宝爱其文献的。

保存文献，无疑是一切历史工作的起点和基础。

我国在悠远的古代，政府即选派史官，职司直言行记录，其后，亦几乎历代照例设专管机构与专门人员，从事历史文献工作。至于个人方面，也确乎出些杰出史才，其传真巨笔，固已惊人：而求真热情，尤足折服。象司马迁遍览名山大川，章实齐的亲询乡妇委曲，便是显著例子。所以，假如我们一定要承认，中国文化遗产上真有所谓“国粹”这种东西，那我们只有提出一种谨严勤奋的治史精神，这是值得师法而发扬的。

可是，文献的征集，业务至为繁巨，范畴至为广泛，一方面，古代资料自然不容漠视，甚至关于洪荒宇宙的最后论定，还得不断就教锄头先生，以资发明；而另一方面，现实的见闻尤其属珍视之列。历史过程是整个的，以历史眼光看，过去千百万年的史迹，何尝不恍然如在目前；今天的事实，又何尝不是 明天的史料？而且，当前的时代，更赋于我们史料工作者以空前的任务，其艰巨程度是千倍于畴昔的。

这世界正面临着转折点。原子能工业应用，开始尝试时期，所以，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以及社会基础的全部摇荡，可能是最近将来的事。再就国际政治的形势看，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虽然暂得到了胜利结束，但民主国家人民的智慧意志和力量，仍在最严格的考验中。一方面，速度和效率无限制地把空间减量，把时间增质；一方面，光明与黑暗各倾其最后的实力展开尖锐的生死线。

当前的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这世界里的中国，确已临到动荡的高潮；人事的关系日趋复杂，社会的矛盾日益加剧，现象纷呈、瞬息万变，真是所谓“一弹指顷去来今！”将来史家能否有适切业绩，全视目前准备工作能否积极把握时政效以为断。历史奋翅欲飞。在这一刹那间，她的姿能及光彩，呼吸及脉搏无一样没有摄取记录的必要，无一样没有稍纵即逝的危险，可见今天的文献工作，任务时何等急迫与繁剧，而意义又何等重大与崇高！

我们，安徽省文献委员会，它的活动经过：是从民国27年至28年的本省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采集组起，直到去年一月间开始了本会正式的成立。在这一工作岗位上我们不断地熬持了八年。它的任务范围：是从本省抗战史料的专门征辑，扩展为一般文献的普通收罗，它的实际成绩：共计搜存的各种资料数万件，其中经过初步整理的约三分之一。对于这点收获，我们当然不敢自满，却也不能不异样珍惜，这珍惜是有点理由的：因为它们将我们不时忆起政府和社会，从战时到战后，一直是怎样支持我们的工作，特别是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热心人士，他们所有的投赠，更可以作为我们之间同志爱的永恒纪念；同时因为，它们曾经傲视过立煌“转进”的剿火，而岿然独存，这一应变事实的本身，也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文献，多少反映出会一贯的艰苦认真的工作作风，尤其因为，伴随着它们同时存在的，是江淮的抗敌儿女们鲜明的求生血迹，和战时安徽全面的动态，时间的急流并没有冲掉这一些留痕的事实。所以，就安徽整个战时文化事业发展来考察，文献这一部门表现得未能尽如人意，却是最具韧性的。那末我们更应该怎样就这初步的基础，而益自奋进于来兹！

配合着今后工作的需要，本会决定继过去“采集”、“史料”、“文献”等刊之后，发行会报性质的“安徽文献”。它所肩负的，是如下的三点使命：

第一， 依据本省本年度行计划的规定，各县正普遍成立文献委员会，从事采集地方性

公私资料，以供异日编修志书取材，这可以说是国内文化建设上一件大事，本会更引为无上的兴奋。不错，在这以前，我们在事业途程上并没有过深的孤寂感，而现在，我们既有了这些实在的基本组织，那就必须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所以，此后关于工作消息的沟通，学识经验的交换，理论技术的商榷，当然是我们共同的要求；而本刊即是我们共同的园地。

第二， 史料，正因为为它是史料，所以就时间性说，并不因为其内容有关古代或现实

而异其价值；而就来源说，无论其出身官方与民间，也都同样有的必要。我们古代史家，于搜集素材之际，对于典章制度簿书图籍，固然不肯放松；就是稗官野史退卒老兵，也都是采访对象。因为，欲谋史作之精淳，必先求史料之量的广博，惟具资源广博，故能有效利用互相参证的方法，达成严格鉴定的目的：这才有了真实史料。惟具史料真实，故不能产生真实的史作。亦即古人所说的“信史”。但怎样能够达成这种要求，这绝非少数几个史学家只凭一己的见闻所能包办。史学工作应该是而且早已是分工合作的，集体方式原是一切精神劳动的效率的保证，现一代的人，从我们祖先在历史文献上辛劳业绩，取得最佳的实生活指导。有所取应有所予，为着继往开来，致力文献事业，实成为每个人应尽的人生责任。刘知几说：“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撰定，归于后来之笔。”可见文献工作者，不一定同时必须具有非凡的史笔。同时我们更可以进一步说，一般的人也都有资料方面帮助我们的机会。况且，事实摆在这里，仅以省县等专管机构这点单弱人力，而无普遍之支援，那么，这空间诺大，时间无限的安徽全省文献搜存工作，如何能完善成绩可言？则异日事过境迁，沉泊者无由勾索，残缺者无由补充，讹缪者无由辨证，其增加未来地方志书修纂困难、影响未来国史征信价值，以及对于民族文化发展商的实际损失，都不难想见。可是，我们就本会现有的全部文献来看，实在不够普遍，这显然是一大缺点，无可讳言。为着针对这一缺点，扩大史料来源，我们要藉本刊向外界发出恳挚的心声，报道经常的工作状况，提出迫切的工作要求，以促使社会对于这一工作的亲切认识，俾能人人引为己责，做即时即地的搜求，所见所闻相供给，这是我们非常企盼的。

第三， 我们要谋予本刊以另外一个当前急务，就是和国内史学互通声气。因为，我们

觉得，在今天，我们学术界是太需要加紧协作作共肩重任的了，固然，谁都承认，我们老早就是重视历史的国家，我们以往的史书，确有可观的数量。不幸的是，作为一种科学看的史学，新的史学，真正的史学，在中国还年轻的很。新史学，它同意识观念上其他新兴科类一样，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同受德赛两先生的哺养，它需要立于一个坚实的高度，把这社会的变迁能势，重新考察，重新记载，使一切忠实从神权、王权及特权的奸污下，御用史家的骗人妙笔下，——还诸本来面目，予以重新评价。（这样说，当然并不是全部否定中国亿部著作的存在价值，它是具体有足资利用的史料用过，这也承认。）历史学已经换了主人——平民。历史学必须为平民服役；章实齐那时提出“史德”的意义，是应该在这一新的解释下被丰富起来的。时代在要求着新的正确的良史。但是，我们自己检讨一下，我们史学界在这一期间的成就怎样？那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可以看到，真正诘实的著作是寥寥可数的。而且，有许多基本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有许多重要的事业甚至还是空白。举例说，至今连一部像样的中国通史未见到呢。而随着整个社会思潮的逆转，史学界也搅起多样的沉渣：一般抱残守旧之辈，仍在像煞有介事的瞑目潜心，来干他们的名山事业，自以为确能数往窥来，其实“守旧派实在没有懂得过去是什么？”（引鲁滨逊语）哪能顾得预见未来！然而，他们究竟还不失为老实的家伙；最丑恶的却是奴才学者，他们打着各式各样的时髦幌子，为各式各样的罪恶威势帮腔造证。妄想以腥臭的毒涎来湮灭历史的光彩。学术界这种乌烟瘴气的怪象，真是所有上进学人的奇羞！再来到这多难的世界吧，战神才赶跑不远，又听到了它回转的震人的步声。黎明在阴天，却引起更深沉的黑夜感。这里，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具体的因果律，它具有着深刻的讽示性：学术界本身的松散和萎缩，即是落后学派力量的加强；现实阻力的不断抬头，我们要勇敢承认，这正是我们主观作用低落的残酷结果，“愚昧”永远是紧压在人类头上的黑云，但是，真理的光，可以，而且一定要照它的。这当然是今天史学界同志一致的努力方向，建立相互间的真诚协作，加强踏实艰苦的再教育，这样，新史学的基脚必将有满意的工程，是可以断言的。在这无比严肃的共同的时代任务下，我们热切地向国内学术界，伸出这只待握的手来！

最后，总括的说，我们必须认识，历史学术与人类生活革新，有其血肉关联，人类需要继续和创造历史，当然也需要研究和保存历史。因此作为历史著作根本凭藉的文献，无论其时间属于过去或现在，来源出自官家或民间，性质视为重要和平凡，都在搜采范围。本会任务即在以安徽为其空间限制的征集工作。但为着继续八年的艰苦事业，提高今后的工作效率与意义。其胜利的保证条件，乃是对县文献工作联系的加强，社会普遍认识的促起，以及史学界学术协作的建立；这三点，正是本刊今后的服务目标。

今天，岁月在怒流，社会在急变，历史不容中断，文献亟待搜存，“时乎，孟晋！”这一句节奏急促，激情跳跃的名诗，这是“克呢俄”（史之神）的力量的号召呢！

《淮上先贤常恒芳》一书摘要

淮上先贤常恒芳先生，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为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民国老人诞辰105周年，淮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淮上先贤常恒芳》一书，籍以缅怀常先生对民族做出的贡献，发扬常先生赤诚的爱国热忱和科学的求实精神，表达我们的深切怀念，这对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专辑中收录的几篇常先生亲友、旧部回忆文章，从不同侧面追忆和再现了常先生矢志革命、秉性耿介、清廉俭朴的高风亮节，对教育青年，启迪后人，无疑将起到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