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 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 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The Lost Decade）。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日本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一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部分相似。

纵观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是，将日本“失落十年”完全归咎于“广场协议”则很牵强，“广场协议”像是美国放的一把火，与后续日本政府政策上浇的“油”一起烧掉了日本十年。

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日本经济从“广场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会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

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这一改变不仅巨大，而且持续到今天。这又作何解释？

对这个问题一种解释是所谓的“打耳光理论”（Slash the Face Theory）。

核心内容是：市场上某种商品特别是金融工具的价格，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偏离其“真实价格”许多，却依然有人追捧。但泡沫终究要破灭。而破灭的过程可能非常迅速。形象地说：市场有时就像是“范进中举”，需要胡屠户的大巴掌扇一下才会清醒过来。泡沫破灭以后，市场参与者往往因为恐惧心理会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暴跌和雪崩。比如股市泡沫的破灭。

不知道究竟是谁想到了“打耳光”这个说法。据了解，最早的表述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保罗·克鲁格曼应该不太可能从范进那里得到灵感。

根据这一理论，美元其实早就该贬值了，“广场协议”仅仅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打耳光”角色。否则，如果美元下跌是违背市场意愿的，那么，政府的干预即使能起作用，也是一时的，不可能维持太久。理由很简单，政府不可能长期重复同样的市场操作，一旦政府停止干预，市场终究会回归到其合理的价格范围内。

“广场协议”后，美元急速下跌。大量市场参与者因为恐惧非理性地抛售美元，这也正是卢浮宫会议上各国首脑不得不朝另一半脸也打上一耳光的原因。

但是，广场协议以及1987年旨在稳定美元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通过使美元走弱提振了美国经济，从而使白宫有了更大的削减赤字的余地。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卢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的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广场协议”，日元受该协议影响升值后，日本政府的货币政策也有巨大影响。此外，也有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经济泡沫的产生和破裂是“失去国家主权”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