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2-15 23:50
《广政石经》为儒家经典九经三传，由于是以唐代大和本为底本，刻成后为后蜀的官方版本，亦是中国著名的儒家石经。
《广政石经》由于战乱，南宋晚期石经已亡佚，即使流传拓本也极为罕见。传世最完整的一部，明初收藏于内府，钤有朱元璋太子朱标的“东宫书府”印记，约在清中期流出宫禁，民国时为刘体乾所得，后递藏于陈清华。吴昌硕、陆恢、林纾、顾麟士、萧愻等著名书画家在册端绘图，翁方纲、段玉裁、阮元、何绍基、王懿荣、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百缁人题跋，1965年中国政府重金由香港购回，即一直保存于北京图书馆，为流传有绪的国家级重要文物。陈师曾为北京画坛领袖，见识高迈，超越时伦，在文人画遭到“美术革命”冲击时，高度肯定文人画之价值。此绘《蜀石经阁图》 ，构图取俯视角度，有一览无遗之胸襟；题字笔力苍劲，楷中略带隶意；山石、苍松、栈道，钩多皴少，略加渲染，一派生辣嶙嶙之气。陈师曾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为著名诗人，世称散原老人。刘体乾在请陈师曾作此画两年之后，复请其父陈三立题诗塘，为叙缘由。此时离师曾的英年早逝已不足三年，而如此之父子合作，几成绝响矣
陈德谦生卒不详。曾刻《广政石经》。该石经始刻于后蜀孟昶广政元年（九三八），故名《广政石经》或《蜀石经》 、 《后蜀石经》 。因地点在四川成都，故又称《成都石经》 、 《益都石经》 。其经始刻时，只有《孝经》 、 《论语》 、 《尔雅》 、 《周易》 、 《毛诗》 、 《尚书》 、 《仪礼》 、 《礼记》 、《周礼》 、 《春秋左氏传》 （只刻十七卷）等。后宋人田况补刻《公羊传》 、 《谷梁传》和《左传》十八至三十卷；席贡补刻《孟子》 ；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 ，同时并校诸经异同，著《石经考异》 ，一并刊刻于石。刻经时间长达一百八十六年，加上刻《考异》时间，更长至二百三十二年。石经至元明时不知下落。北京图书馆藏有一九六五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从香港买回《蜀石经》一部，系宋元拓本，是现存《蜀石经》的最佳本。
后蜀广政七年(944年)，蜀相毋昭裔将唐玄宗注的《孝经》 、何晏集解的《论语》 、郭璞注的《尔雅》 、王弼等注的《周易》 、孔安国传的《尚书》 、郑玄注的《周礼》 、郑玄笺的《毛诗》 、郑玄注的《礼记》 、郑玄注的《仪礼》 、杜预集解的《左传》 ，合共十经，连同注文，一并开雕上石；并由张德钊、杨钧、张绍文、孙逢吉、朋古、周德贞等上书丹。历时八年，于广政十四年(951年)全部刊刻完毕，成了著名的《广政石经》，也称《后蜀石经》 。据说石经「石凡千数」，屹立于后蜀京城成都。《广政石经》的最大特点是经文与注文合刻在石上，因而倍受后人重视。宋仁宗皇元年(1049年)，田况补刻了《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 ，前者用何休解诂本，后者则用范宁集解本。宋徽宗宣和间，席旦补刻了《孟子》 ，但其是否有注，则不详。南宋孝宗乾道间，晁公武补刻了他搜求得到《古文尚书》 ，及他所撰写的《石经考异》 。除补刻外，宋哲宗时，胡宗愈还建立了石经堂，以保护这些石经。如此浩大的工程，又备受后人重视的《广政石经》，却于南宋乾道以后神秘地消失了。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说：「如此巨制，纵经兵燹，亦不至片石无存。乃自晁公武、张之后，阒然无闻，仅知明时有《礼记》数段在合州宾馆，清乾隆间福康安修城时，有人于城址得残石数十片而已。」(《凡将斋金石丛稿》 )其消失的原因，也可称作「历史之谜」了。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石经又可以分为太学石经和释道石经两类。
一、太学石经
又称为“儒经”，历史上共有七次大规模的刊刻，对于传统的学术和文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前三次刻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和开成石经。
1、《熹平石经》。西汉设五经博士后，经传传授都有严格的师法、家法，经文章句在长期传抄过程中也多有舛误。东汉桓、灵之际，诸经博士试甲乙科时，竞争激烈，有人甚至行贿来求得改易经籍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 (175)今文学家蔡邕、李巡等人主持订正经籍文字，经灵帝许可，刊于碑石。至光和六年(183),历9年刻成，立于太学讲堂的东侧。
熹平石经据记有46碑，刻有《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经文。石经碑面无纵横界格，系一字隶书直下行文，故也称一体石经。每石行数、每行字数各不相同。经文自右至左，每经自为起讫，先表后里,每经的每篇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占一行。根据王国维考证，每碑一面约35行，每行75字左右，为标准的四分体隶书，每10字约合“建初尺”一尺许。
董卓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遭破坏。熹平石经东魏自洛阳迁邺，北周又迁返洛阳，隋开皇年间复运入长安，以后被用作柱础。民国时洛阳有残石残片出土。其大块者现分别由上海博物馆和西安碑林等处收藏。
2、《正始石经》。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复立太学于洛阳,正始二年(241)又立正始石经于太学讲堂西侧。特立古文经石以补之，所刻的石经只有《尚书》、《春秋》2部。经文用古文、小篆和隶书3种字体书写，故也称《三体石经》。
正始石经在每一碑面刻有纵横线条为界格。一字三体直下书刻，每面约33行，每行60字。每碑行数各不相同。王国维经推算认为最可能是35碑，马衡根据1922年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的一块石经，推断正始石经应是28碑。
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迭遭破坏，原碑已不复在，自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自宋洪适在《隶释》中著录石经拓本以来，历代有人传拓收集石经残字以校勘经文、研究文字书法之用。对于经学和学术史研究而言，这批资料弥足珍贵，也值得作更为全面而细致的研究。
3、《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因共刊物12种经典，还称《石刻十二经》。唐文宗大和七年(833)至开成二年(837),用楷书刻《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尔雅》十二经于长安太学，并以唐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为附丽，是为开成石经，今存西安碑林。明代嘉靖年间因为地震多有断裂损字，王尧典就其缺字别刻小石立其旁，多有谬误。清康熙时巡抚贾汉复又补刻《孟子》。
4、后蜀广政年间（938-965）所刻立的《广政石经》。《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左传》、《仪礼》、《礼记》、《毛诗》共十经。
5、北宋嘉祐六年（1061）刊于汴梁太学的《嘉祐石经》，因以楷、篆二体刻制，又称《二体石经》。《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九经。
6、南宋高宗时刻，御书，《易经》、《书经》、《诗经》、《中庸》、《左传》、《论语》、《孟子》共七篇。现存浙江杭州，已残缺，存八十七石。
7、清石经。乾隆年间刻，共十三篇。刻石存北京国子监，比较完整。汉石经只有7篇，后朝代石经增加了《彀梁传》、《孝经》、《孟子》、《周礼》、《礼记》称为“十三经”。这是历代封建阶级的经典著作。
二、释道石经
佛教经文刻石的风气盛行于北朝，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所刻经典以《金刚经》、《心经》、《般若经》、《华严经》、《陀罗尼经》、山东邹县的《四山摩崖》、北京房山的《房山石经》。
??北京房山区石经山（原名白带山）和云居寺，因其洞穴中藏有石刻佛教大藏经而名闻遐尔。房山石经及碑刻，始刻于隋唐，经辽、金、元、明至清，历时千科载，刻经1100多部，3600多卷，各种碑刻180余种。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道家经典常刻石的一般为《道德经》、《消灾护命经》。有赵孟頫所书，三次上石的茅绍之木，墨池堂本和安素轩本《道德经》，有传为柳公权书的《消灾护命经》。
始刻于后蜀孟昶广政元年(938年)，故称“广政石经”或“蜀石经”、“后蜀石经”，因地点在成都，故又称《成都石经》、《益都石经》。
其经始刻时，只有《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札礼》、《周礼》、《春秋左氏传》(只刻17卷)等。其后宋人田况补刻《公羊传》、《谷梁传》及《左传》之18至30卷；席贡补刻《孟子》；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同时并校诸经异同，著《石经考异》，一并刊刻于石。
蜀石经的特点：一是经文和注文同刻，与过去只刻经文者大异，从而保存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史料；二是历时久远，刻经时间长186年，加上刻《考异》的时间，更长至232年，可见其工程之浩大，刻办之艰难。
该经所用底本与开成石经同。刻石确数不可考，每石行数亦不详。可知者，据“周礼”、《左传》等每石分为若干层，每层可能为13或14行；《公羊传》、《谷粱传》，每石若干层，每层约10至20行不等，每行之字数，大字13—16字，小字10—23字。据《石经考》估计，该经所刻字数共为127254字。
蜀石经书人有张德钊、杨钧、孙朋吉、周德贞、张绍文、田况、席旦、彭慥等。校刊刻石者为毋昭裔。镌石者为陈德谦、武令升、张延族、陈德超等人。
经刻就后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南宋前期尚完好，至元明之际不知下落，现在拓本也极罕见。
该石经拓本，拓说宋时有96册，明万历年间内阁大库犹存全部，清时内府藏《毛诗》半部，其余多在私人手中。
北京图书馆藏有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从香港买回来的《蜀石经》一部，系宋元拓本，是现存《蜀石经》的最佳本。这部石经拓本，计有墨拓本7珊、木刻印本一册、题跋姓名录一册共计9册。其中《左传》、《谷梁传》、《周礼》各2册，《公羊传》一册，道光年间木刻《蜀石经》印本一册，《石经题跋姓名录》一册。在《左传》册页上钤有“东宫书府”等宋代的内府官印，可证该册为宋拓无疑。墨拓本中分别有清朝乾嘉时代的著名金石家翁方纲等数十人的题跋和观款，对《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