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的作品是内容丰富多样的巨大财富。没有哪两部小说用同样的手法写成。但所有的作品都表现出一个相同的主题：如何在逆境中获得拯救。作品的主人公往往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但他们总是能从失败中获得力量。

对库切所进行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有从美学角度展开的，有从情感塑造方面展开的，也有从分析作品的历史、政治意义角度入手的。库切通过作品中对人性残酷、隐忍、贪欲、爱恨的刻画来表现人类最本真的特质与动力，尤其当人已处于濒临崩溃绝望边缘时，如何燃起生存的希望与动力，是其作品中反复关注的主题之一。当然，库切作品的非凡之处绝不仅限于此，对伦理与政治、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探讨也构成了库切作品主题涉及的重要方面之一，其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可构成切入库切文学创作的主线之一。库切在创作中致力于从不同角度深入浅出地探讨他者责任问题，这种责任包括个人责任、伦理责任、社会责任等众多领域。学者们对有关库切作品中所渗透的责任问题如今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大卫·阿特韦尔的《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南非与写作策略》和罗斯玛丽·乔丽的《论白色南非写作中的殖民、暴力与叙事》都探讨了库切如何运用叙事策略来表现他者问题。本研究的立足点与创新之处在于从伦理的角度在纵深层次上扩展了对库切作品中“他者”以及“他性”的研究范畴，通过分析库切的系列作品对“他性”进行了深入浅出开放性的定义与阐释。

库切创作的最大可取之处就在于他对人物与历史关系的独特认识，在创作中他甚至不惜把一个可能“非真实”、“被异位”的历史情境加诸于其笔端人物之上——因为他坚信，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真实绝不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具体主观描述或某利益集团权利意志的体现，它更应包括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甚至被湮灭的“他者”的声音，因为正是这些被遗忘、被湮灭的声音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如实地体现这些声音才是真正负责任的作家需要完成的任务。

库切的作品不像以往那些被打上“后殖民”类标记的创作一样，老生常谈式地呈现给读者西方列强是如何实施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与压迫——剥削与压迫是客观存在的，是应暗含于作品的字里行间，为读者所体会、感知的，但这绝不应是文学创作所要表现的全部内容。库切没有选择人们所期待他走的创作之路：从不同角度描述南非所经历的沧桑与不幸，白人如何惨无人道地实施对有色人种的剥削与压迫，给别人包括他们自己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等等。库切认为这些是有目共睹的，完全毋庸赘述的东西。相反，那些事实的成因与人们在这场浩劫中所承受的种种才是真正需要呈现给读者的:“他者”是如何被历史隔离、疏远、直至湮灭，如何用不确定的指称于残缺的叙事中淋漓尽致地再现这些，如何在叙述这些的同时建立起作家的权威性与责任感，才是真正重要的。

库切创作的最大特质之一莫过于他对权威性主导伦理观的持续排斥，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读者远离各种预设性观念，着力给予长期被忽视的“他者”自己的声音、让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正如《等待野蛮人》中老行政长官那困惑复杂的人道主义情节，《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迈克尔·K的遁世策略，《福》中苏珊·巴顿的迂回曲折的创作磨炼历程，《耻》中大卫·卢里令人费解的人生选择……这些无疑都给读者留下了最大的想象与阐释的空间。

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库切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似乎招致了南非文学圈众多批评家的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会比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来得更加紧要迫切。库切的创作令他们觉得匪夷所思，作为一名南非当时在世界文学创作圈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在南非政治局势突变的时刻，不去行使自己应尽的政治使命呼吁世界关注南非民生，而返回到18世纪的故纸堆里做文章，从这些批评家的角度看来，库切不仅缺乏敏锐的政治觉悟，更缺乏基本的伦理责任感——从作品他们似乎觉得库切总是试图卸下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与历史责任，完全置自己同胞的苦难于不顾。从根子上讲，顺着这条思维走下去，读者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库切对他者的“他性”熟视无睹，全无丝毫的敬畏与尊重——缺乏政治敏锐性就这样很自然地“被发展”为缺乏伦理责任感。

面对如此这般的指责与非难，库切选择用写作进行辩驳与回击——他在《今日小说》中一篇名为《走进黑暗的房间》的文评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篇文章中，库切明确阐释并辨析了依附于既定的历史模式、担当历史补充剂的“补充式写作”与占据主导地位、与历史竞争的“竞对式写作”的异同。读过库切作品的人很容易看出，他比较倾向于后者。库切这样说道:“‘竞对式写作’在作者须根据自己所要阐述的观点与计划按步骤进行，在依次所要进行的步骤中，写作本身自能呈现出历史的独特与神秘之处。”在这篇文章中，库切详细论述了他对两种文学创作形式的感悟与理解——对库切而言，在作品中一味地着重再现时代的暴力，如虚构各种极端痛苦与死亡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恰是在为“暴力”建立某种不可一世的权威性。在一篇谈到依拉斯默斯《傻人颂》的文章中，库切畅谈了他所理解的作家在创作中应处的立场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援引了依拉斯默斯有关“立场”的理论。依拉斯默斯认为: 如果人们想要了解所谓的事实真相，那么，他就必须站在一个完全超然的角度，处在一种存于其中、飘忽其外的近乎“疯癫”的境界，也只有在这种远离事实真相的状态下，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事实的真相。换言之，库切在这篇文章中阐释依拉斯默斯“立场”论的目的在于厘清“疯癫”境界与文学立场的一致性关系，在库切看来，无论是文学立场还是“疯癫”境界与政治都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这个观点在库切的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库切时，表示库切的数部小说“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他的作品《耻》、《等待野蛮人》和《内陆深处》是这一风格的典范这几部作品“构思纤美精巧、文白韵味深刻、分析精辟入微”，是难得一见的闪光之作。此外，库切在批判西方文明的理性主义和伪道德方面也“笔锋犀利、入木三分”。但库切的小说也存在“是非不清的观点，尤其是在一些泾渭分明的问题上”。瑞典皇家颁奖委员会在其颁奖辞中，指出库切的获奖理由为：“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在谈到中间形态的写作观念对库切研究的意义时，评论家多维说：“他（库切）的小说一直是在争论中被阅读和评判，这种争论关涉他到底是站在压迫者一边，还是被压迫者一边。”据瑞典文学院介绍，库切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种族隔离下人们的生活。这些作品的一大特色是对所塑造的人物进行了非常透彻的心理刻画。瑞典文学院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库切所创作的小说结构巧妙，对话含蓄，观点鲜明。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审慎的怀疑论者，在其作品里无情地鞭挞了西方文明的残酷理性主义和虚伪的道德观。

库切对成为公众人物向来敬谢不敏，这从他从未出席布克奖颁奖典礼就可证明，诺贝尔奖主办单位也已警告全世界的记者，不要冀望采访得到他。《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女主角在得到某个奖项时表示：要劝他们别浪费时间筹备什么颁奖典礼，把支票寄来就好了。这大概可以暂且充当他的得奖感言吧。库切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界红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其作品丰富的内涵和罕见的深度，对它们进行诠释和评价常常如履薄冰。在这个平庸为患的时代，大师的出现固然让人精神振奋，然而大师们对读者的要求也不比一般作者。面对不易理解的作品，作者的背景和创作花絮或许能暂时把读者从疑惑中解救出来。不过，不少大师都深知这种“解救”多半和文学无关，仅仅是为阅读者提供背景，甚或谈资。

作为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敏锐的目光洞察了南非漫长的种族隔离史遗留下来的创伤记忆，将殖民、反殖民的历史主题与后现代的自由言说精神有机链接，并向其融入到文字中，谱写出一系列镶嵌在历史与当下创伤和悲剧的叙事。同时，库切的创作较多地借鉴了西方文学的技巧和方式来描写南非的历史和现实，从而显示出库切将南非文学和西方文学联姻了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整体。

库切的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少年时代。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男孩》中，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少年库切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这首先表现在母子关系上。小说中，库切一再强调母亲对自己的爱，但是当库切对这种爱的意识越深刻，他就越自觉地和母亲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从来不叫她母亲，而只是叫她维拉；有一次他甚至问她：你什么时候会死？少年库切试图用一种不带恶意的轻微伤害，来阻止母亲和他走得太近并用爱来控制自己。库切说：“如果他尚有选择的余地，那也许就会转身投入她的呵护，自己的生命由她摆布算了。可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他很清楚母亲对他的监护之严，所以他要尽力抵御她，永远也不会松懈自己的防卫，永远也别给她机会。”在少年库切的精神世界中，过分的母爱是“个体自我”的他者，对“个体自我”的独立性构成了威胁。对母亲的轻微伤害，正是少年库切为保存“个体自我”而进行的抗争，它表明在少年库切的心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坚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如果他不再是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随着库切的成长，这种个人主义逐渐由自我和家庭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但库切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南非面临着现实的困境。一方面，对非种族化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价值的坚守，要求他必须回应种族隔离的现实; 另一方面，这种回应又不能鼓吹非此即彼的暴力，不能损害个人的独立，更不能因此而让文学沦为“为了其他人的利益”的代言文学。在库切看来，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只能在自己的创作中采用“解构的诗学”的策略，即通过个人化的文学创作，消解和颠覆一切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在南非，这种压迫性意识形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也包括了支撑黑人暴力复仇的意识形态。“解构的诗学 ”为库切在暴力革命和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外，开辟了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一切压迫性行为的第三条道路，且直接影响和塑造了库切文学的存在形态。但是，由于“解构的诗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高度依赖于与政治经济学相割裂的话语权力哲学，使它呈现出了自我解构的特征，即当库切在文学作品中致力于解构西方经典所塑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殖民神话时，我们发现，他的解构常常是不确定的，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尤为明显。

库切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紧密相连的。在库切的精神世界中，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互相阐释，密不可分：独立的个人主义立场保证了人道主义的客观性和普适性，普遍的人道主义立场则为个人主义提供了伦理规范。离开了人道主义立场的个人主义容易蜕变为狭隘的自私自利，而离开了个人主义立场的人道主义则容易沦为利益集团的大棒。库切的普遍人道主义思想同样可以追溯至其少年时代。在《男孩》 中，库切讲述了自己人生中最初的记忆，那是一件极富形而上色彩的事件，值得在这里全文引述。库切写道，那一天，“他和母亲一起坐在一辆长途大巴上。那肯定是很冷的一天，因为他穿着红色的羊毛长袜，戴着有绒球的红色羊毛帽子。汽车的引擎费劲地轰鸣着，他们正朝荒无人烟的斯瓦特山隘口爬行。他手里捏着一张包糖果的纸。手伸出车窗外，糖纸在风中沙沙作响。“我可以扔掉吗？”他问母亲。她点点头。他松开手指。那纸片在空中飞舞着翻卷着。山隘下面是阴森森的深渊，四周环绕着冷冷的山峰。他向下探视一下，刚才飞出去的纸片还在迎风飞舞。“它怎么回事？”他问母亲，但是她也不明白，他一直在想着那张纸片，它孤零零地在一片大空旷之中飞舞。他本来不该扔掉的。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斯瓦特山隘口，去找到它，去拯救它。这是他的职责：在他完成这事情之前他不会死去。”（《男孩》p32）童年的记忆往往因为触动了个人内心世界中最敏锐的情感和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使人终身难忘。从这段描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种情感与价值的含义，即深刻的悲悯和人道主义情怀。一张在阴森的深渊上迎风飞舞，久久不肯离去的孤独的糖纸，触动了少年库切的这种情怀，让他长久地被一种忧郁、伤感又内疚的情绪攫住。他意识到自己抛弃它的残忍，同时又感到自己有责任去拯救它。这种情怀中隐藏着对被压迫、被遗弃和不受重视的微小存在的关切。当这种关切甚至投射到一张无生命的糖纸上时，它似乎表明，库切的人道主义已经脱离了对具体存在的依附而具有了某种普遍性。

库切就用自己的文学实践来质疑因循守旧的创作模式，颠覆了历史事实与文学创作间的必然关联性，坚决捍卫了一名自主型文学创作者的伦理责任感。在库切的小说中，读者能清晰地感到他者的“他性”被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至高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者甚至能够俯瞰历史。这不由使笔者想到了莫里斯·布朗绍所说的:“任何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来讲都是构筑于‘他性’基础之上的——这和任何具体的主体行为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如果布朗绍的论断成立，我们就不难理解库切的创作伦理观了。正是基于此，库切决然不愿仅仅担任一名历史事件的报道者。在一篇名为《闭目写作：论库切小说中的策略与问题》的文章中，迈克尔·马雷通过详细探讨库切小说中所表现的政治与伦理关系问题得出结论：库切正是通过作品中潜移默化所渗透出的伦理意识在影响着读者。马雷主张：“文学文本可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历史，通过文本间接地影响读者是个不错的介入途径。”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殖民理论的质疑，从根基上动摇了“作家必须用直接介入的手段正面积极地参与到历史活动中去”的传统理念。但如今大行其道、涉及诸多政治性“他者”问题的后殖民理论，常把给予“他者”声音作为一场展开反话语的行为来对待；而库切则拒绝赋予“他者”某一具体的声音，因为他更倾向于“在超越历史的时间、空间内构建人物关系”。作为一名有着超强独立情节的作家，库切不断质疑各种具体类型的表征形式，尤其是和视觉直接相关的表现，库切认为这样的表征其实就是在试图把“他者”同化为“同一”; 库切其实是在有意厘清政治与伦理的界限，用列维纳斯的理论来讲，也就是不想使“整体”溶于“无限”之中。

库切在作品中自我悔罪，例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他也清楚地阐明了这种悔罪的前提，而不是一味地自责库切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是非对错的观念发生无休止剧烈冲突的情形。像马格丽特著名油画作品中的男子在镜子前端详自己的脖子一样，库切笔下的人物在做出重大决定的一刻，总是游移不前，无法采取行动。这种消极被动不仅是吞噬个性的阴霾，同时也是人类最后的一块庇护地，因为人们可以装作不理解行动的意图而抗拒那些压迫性的命令。正是对人物弱点和失败的探索，库切捕捉到了人性中神圣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