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长官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无名的行政长官，生活在一个同样无名帝国的边境小镇。在距离小镇较远处，有一群不野蛮的蛮族人一他们大多是温和的游牧民和以钓鱼为生的普通百姓，经常与小镇的人交换物品。两方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生活平静而美好，直到乔尔上校的到来。

乔尔上校

乔尔上校是由第三局派到小镇上来的，他告知行政长官，蛮族正蠢蠢欲动，一场大规模袭击迫在眉睫，他们必须先发制人。而且最近正好抓获了两名蛮族人，一个病殃殃的小男孩和他年迈的舅舅——两人被指控偷窃牲口。因此，在乔尔的监管下，他们被立即施以酷刑——酷刑。舅舅被折磨而死。

库切的关注点并非在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上，而在于对文明世界的价值观进行质疑，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价值理念。书名“‘等待野蛮人’跟‘等待戈多’不同，这种‘等待’不仅是一种精神折磨，而且带有灵魂追问的深意”。学界认为“库切作为流散身份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帝国和殖民话语的思考”。而其中，《等待野蛮人》“体现了作者对后殖民社会深入骨髓的理解”。谈及后殖民主义，就不得不提及后殖民理论的开拓者萨义德、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对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有着极大的影响，萨义德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拓展了殖民话语，在萨义德看来，殖民话语正是西方（殖民者）统治和控制东方（被殖民者）的权力工具。库切在他的长篇小说《等待野蛮人》中充分展现了这一理论。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库切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批判不公的现实及同情和关注弱者的情感，应该说，库切是深信文学作品的社会革命作用的。相信库切在他的作品中并不满足于揭示东西方（或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而是寄希望于利用文学创作从多个角度对权威话语进行颠覆和解构。在《等待野蛮人》中，库切不仅揭示了帝国对野蛮人形象的虚构性，而且还以种种形式对帝国权威进行颠覆和反抗。

英国批判家艾勒克·博埃默说：他者化是“殖民主义按照所谓文明的需要对他者进行的建构，是用来证明他对本地人的剥夺的合理性的”。在《等待野蛮人》中，他者化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和酷刑的实行来实现的。

库切巧妙地应用帝国这一具有广泛指涉的概念旨在强调整个人类历史的变更交替，可谓意义深刻、视野开阔。帝国处心积虑地编造出自己的假想敌：野蛮人。帝国把野蛮人想象成不安分的对手：他们攻击抢劫路人，枪击殴打帝国官员，闯入民宅……事实上，“这都是那些过得太安逸的人想象出来的，你让我看到一支野蛮人军队，我才相信”，在那个边境小镇工作了十几年的老治安行政官道出了实情。很显然，帝国把野蛮人想象成自己的敌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野蛮人抢劫攻击边境小镇居民的谣言来自帝国首都，并且得到进一步渲染：野蛮人对小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并随时对当地居民伺机报复。谣言四起，小镇居民愈发渴望帝国军队的保护，愈发依赖帝国权威。帝国通过制造假想敌成功地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殖民话语权。萨义德是在福柯有关权力和话语理论基础上发展了殖民话语概念的。福柯认为话语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倾向于贬低反对者并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为真理典范。历史知识的书写最能体现权力与话语的关系，且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只不过萨义德把这一理论应用到殖民地背景之下，他认为殖民话语是西方控制东方的权力工具。很显然，殖民话语就意味着权力。

在《等待野蛮人》中，帝国正是通过想象莫须有的敌人、制造谣言获取话语权从而达到征服、控制、掠夺甚至清除野蛮人的目的。事实上，野蛮人原来生活居住在边境小镇，只不过由于帝国的开发掠夺，野蛮人才被赶出小镇走进沙漠以外的偏远山区。边境小镇的居民事实上来自帝国，是帝国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来这里寻找新的生活，他们与野蛮人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以各种奸计欺压诈骗和掠夺野蛮人的财物。即便如此，在老行政长官实行的宽松政治环境之下，野蛮人与小镇居民的相处相安无事。可以说，野蛮人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背井离乡，过着多么卑微的生活，但是帝国还是不放过他们。帝国的这种不可理喻的行为可用哥伦布在远航时曾写下的一份日志来解释，在这份日志里，他先后对他所遭遇的土著居民的描述自相矛盾。在前一部分，土著被描写成热情好客、健康聪明的居民；但在后面的部分，同样的土著却成了恐怖的食人族。彼得·休姆认为，哥伦布的远航最直接的目的是寻找金子和金子的产地，但一番努力失败后，他意识到金子被穿戴在土著的身上，只有将土著杀死，欧洲人才能得到金子，于是起初笔下的热情好客的土著人就变成了后来凶残的食人族。事实上，食人族并不存在，哥伦布对土著人进行妖魔化，其目的只是为了日后对这片领土进行殖民侵略做好文本上的准备罢了。《等待野蛮人》中的帝国对野蛮人的做法与哥伦布对东方的想象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方面，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乔尔上校是典型的帝国殖民者的代表，他相信只有“用最极端的方式才能得到最彻底的真相”，因此他不顾老行政长官的劝阻，主张用最残酷的刑罚来驯服野蛮人。贪婪的帝国者对野蛮人的他者化，并不仅限于话语建构。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更为残酷的是，他们选择酷刑作为一种强化手段。对于施加酷刑者而言，被施加者的痛苦是无法感知的；对被施加者来说，他们被他者化的程度则被进一步加强了。在小镇居民观看了无顾囚犯的刑罚之后，竟然争相模仿施加刑罚的过程：“人们开始竞相争夺警棍，士兵们几乎难以维持秩序，人们一拥而上或是自己上去动手或是等着警棍传过来。”看到囚犯背上写着“敌人”的字母，并被施以酷刑，居民们并没有多想，只是好奇，甚至在施刑后，还积极模仿。帝国者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强化对野蛮人的他者化。

《等待野蛮人》是对南非长期以来种族对立的真实写照。库切在这部小说中，揭示了殖民主义的社会历史罪恶和文化霸权逻辑。因为直到故事的最后，野蛮人也没有到来，而真正的野蛮则存在于帝国内部，帝国只是将自身的丑恶投射到了野蛮人这一他者身上。

在《等待野蛮人》中，还存在着另一重二元对立的关系，即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这一重关系不仅仅指向南非的现实语境，也不仅仅指向当今世界的格局和权力关系，而且从更深层意义上，包含着作家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演变规律这一“大历史命题”的深沉思考。

在叙述者“我”的认识里，文明人与野蛮人是错位的，“我”没有见到野蛮人的切实的野蛮，可却多次亲眼见到文明人在对手无寸铁的人进行着折磨和残杀，是文明人在掠夺别人的财产、强奸别人的妻子、在市场上缺斤短两而又欺行霸市，也是他们在破坏着边区小镇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叙述中，文明与野蛮的边界变得模糊。在库切的思考里，文明与野蛮的力量关系只是相对的，在整个历史进程里，历史在以循环更替的方式演示着权力关系。当“我”站在一片文明的废墟上，不禁遐想到：“也许在那大房子地底下十多英尺深的地方，还有一个被野蛮人摧毁了的堡垒废墟，原先居住着这样一些人，他们还以为自己可以安全地躲在高墙后面呢。也许我现在站立之处正是一所法院的楼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是站在一个像我一样的地方治安长官的头顶上。”摧毁了这个被淹没的文明的正是曾经被他们视为野蛮人的人，曾经的野蛮人成为了历史的主宰而变成了文明人，历史正是在这样交替着，《等待野蛮人》的结尾虽然并没有确切地告诉人们什么，但又似乎暗示着充满文明与野蛮之争的历史的再一次重新洗牌。整个故事是按照四季循环的时间线索来进行的：故事开始时是冬天，经过了春、夏、秋，结尾时又回到了冬天，正好经历了一年四季的演变，在人类的大文化背景里，这也是一种历史循环的喻象。总之，从具体的细节描写到整个作品结构的搭建，都显示了作家库切的历史循环论思想。

库切是通过小说主人公行政长官言说他的道德关怀的。对于行政长官来说，从后殖民角度来看，野蛮人应该是最大的他者。道德对于种族而言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却应该是我们如何对待生活中的种种他者。对于本文来说，凡是异于己者皆可为他者。从这个角度出发，野蛮人是行政长官的他者，而他者也可以包括其他人，如官兵，小镇居民，甚至生态环境。库切式道德关怀不是一味无私关怀他者，而是建立在自我生存前提下的他者关怀，没有确定准则，是一种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徘徊，这种徘徊才是最现实最实用的道德关怀。这种徘徊在行政长官对种种他者的言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小说刚刚开始，就可以看出行政长官是个有爱心的人，他同情野蛮人，当他看见野蛮人被小镇居民欺骗时，他开始怀疑到底谁才真正野蛮。他一直坚定立场，坚决反对歧视。看到野蛮人在受苦受难，他尽力去将条件改善。囚犯中的小男孩受伤时，他松开捆绑的绳子，努力让小孩舒服点。更多的俘虏被抓来后，他命令给他们提供充足食物。不过，由于他没有权力束缚上校乔，他没有办法去阻止士兵折磨俘虏。然而，当乔离去，行政长官成了最高统治者后，他立刻下令释放俘虏，他还收容掉队的受伤的野蛮人女孩，悉心照料，最终亲自把女孩送回她的族人那里。他心里对他者极为关心，即使他自己都已被囚禁，他依然对野蛮人显示出极大的同情。

可是，对野蛮人的关怀是否意味着牺牲自我？不，对行政长官来说不是这样的，在牢狱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对野蛮人善举的正确性。在牢狱里，他烦恼苦闷，当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堆不开心的血肉和骨头”时，愉快的生存才是自己最需要的。他非常渴望能够享受存在和交往中的愉悦，“我多怀念那熟悉的日常生活呀！初夏到来，享受那悠长惬意的午觉，还有那沉暮时分，和朋友们在胡桃树下聊天，喝着童仆送上的茶水和柠檬汁，看着三三两两穿着鲜艳服装散步的漂亮女孩”。野蛮人反攻后，他对小镇居民表示出极大关怀。在最危急关头，他重新肩负起行政长官的重任，组织民众，自保抗敌。他本来对野蛮人特别是野蛮人俘虏深表同情，但在士兵战败撤退整个小镇居民面临野蛮人攻击的危险的时候，对野蛮人的同情被放到了一边，他开始组织镇民自救。至于对野蛮人女孩，他始终都有着男人的欲望，一直想进入女孩身体。任何生物体为了传播自己的基因就必须得生存繁殖，人类也是如此。一方面，人要让自己生存，让肉体存活和精神愉悦，另一方面，人也要繁殖，这样才能让基因传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样可以使个体死后其基因仍然可以继续生存。

这样说来，也许很多人就要开始对行政长官的道德表示怀疑，这样的人怎能体现什么超然的道德。笔者承认他承载的确实不是超然道德，而是平凡的实在的道德，在小说中，他从没有强行侵入他者，从主动关心到让他者占据自己的思想，尽管他一直也在求生存求繁殖，似乎是个矛盾人物，这种矛盾正是道德关怀的体现。

刑讯室内审问者和被审问者的关系、帝国与野蛮人的关系又隐喻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指涉南非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指涉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关系。殖民的本质实际上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剥夺和压迫，殖民者要确立自己的中心地位，就需要建构一个边缘，帝国要进行自我确定，就需要寻找一个他者来进行对照，这样，殖民者就成了言说的主体，被殖民者成了被言说的对象，在这番言说之下，“他者”成了落后的、野蛮的、好斗的、懒惰的、肮脏的……，而“宗主国从对边远殖民地的价值的贬低和剥削中使自己的权威达到很大程度”。而他者则被迫保持了沉默。在《等待野蛮人》中，被拷打致死的黑人自始至终对刑讯室的情形没有说一句话，留下的只是伤痕累累、残缺破损的躯体以作为历史的见证，关于他在刑讯室内，试图对审问者施暴、在扭打过程中自己弄伤了自己而死的官方纪录，只是审问者的一面之词。在这一事件中，被审问者是缺席的；当行政长官多次试图探问被自己收养的野蛮人姑娘，审问者是如何导致她的身体残损时，女孩始终拒绝透漏详情，行政长官只有通过想象去拼凑这一过程；甚至当行政长官自己在遭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和凌辱之后，被释放出来时，也被告知“我们没有你的纪录，你怎么会是囚犯呢？你认为我们没有把记录保存下来？我们是没有你的纪录。所以你必须成为一个自由人”。对于事件的真相，压迫者在被压迫者缺席的情况下，可以为所欲为地随意书写。

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长官对野蛮人姑娘的有点变态的欲求可以看作对自我的寻找，也可以看作对他者的探求，“我”通过反复地对一个异己的他者身体的触摸与洗涤，试图进入他者的历史，并寻找自己的身份。结果，“我”发现原来自己只不过是“帝国的一个谎言——帝国处于宽松时期的谎言；而他（乔尔）却是真相——帝国在凛冽的寒风吹起时表露的一个真相。我们正好是帝国规则的正反两面”。“我”对野蛮人姑娘的欲求也只不过是另一种暴力，是试图强行进入他者身体的暴力，是由“嫉妒、怜悯、种种残忍铸成的欲念”，在潜意识之中，“我”将野蛮人姑娘等同于狐狸一样的动物，“我”发现自己实质上与自己所反对的帝国的暴力是一种共谋关系，在乔尔上校狼狈地逃回小镇时，“我”甚至发现自己身上也涌动着一种嗜血的冲动，最后“我”得出结论：“罪恶潜伏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自己来担当。”“我”身上潜藏的暴力的一面与“我”性格中正义的一面形成了矛盾，使“我”与野蛮人姑娘的关系长期以来仅仅停留在触摸阶段，而无法进入对方的身体。只有当“我”远离文明的象征的城镇，为送野蛮人姑娘回到野蛮人部落而来到荒野之地时（这象征着“我”灵魂中公正性的一面占了上风），“我”才能和野蛮人姑娘实现真正的结合，才能进入另一种也就是他者的历史。然而，在“我”后来的想变成未开化人的白日梦中，“无一例外，野蛮人是所有梦境的终端：不是梦见如何生而是梦见如何死。”在潜意识深处，他对帝国的关于野蛮人的想象依旧是认同的。作为帝国的共谋者，叙述者的权威再一次被颠覆了。而叙述者身份的尴尬又可以看作是作家本人文化身份的一种隐喻：库切是南非有着英国血统的说英语的荷兰裔白人作家，他反对种族歧视，对南非种族隔离的现实深深不满,，他属于他所拒绝的团体，这样一个尴尬的历史位置令他极为痛苦，为此，他后来宁肯离开南非，移居澳大利亚，这可以看作他摆脱身份尴尬的一个不是解决办法的办法吧。

巴尔特指出，历史话语经常采用过去时态，但“在简单过去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造物主，这就是上帝或叙述人”。《等待野蛮人》通篇采用的是现在时态，这种时态也构成了对“大历史”神话的解构，显示了他对“大历史”可信性的怀疑。库切认为，“历史不是现实，历史是一种话语，小说也是一种话语，但是一种不同的话语，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文化里，历史要用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力量试图宣称自己第一的位置，宣称自己是一种主导性的话语，而像我这样的人却会说历史除了是一种人们同意告诉彼此的故事之外，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在整个文化结构中处于同等地位，文学中历史的建构有赖于叙述的方式和叙述者与读者形成的合意关系，这样，历史就向多样性敞开，单数的大写历史变为了复数的小写的历史，就如同行政长官对那些年代久远的陌生人留下的字符的解读一样，可以随意地用多种方式来解读，就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库切通过自己的叙述模式，向权威发起了挑战，他的解构不仅指向现实的权力关系和历史话语，而且指向叙述本身。

库切是一个文学家的同时，又是一个语言学家，他非常重视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是第一位的，语言是有生产力的，它可以创造意义，也可以消解意义。在《等待野蛮人》中，语言也发挥着消解权威的功能。正如同叙述者自己所说，一个不知道怎么对付自己床上的女人的男人，同样也不知道如何用文字表达自己”。在叙述时，我”经常遇到表达上的障碍，要不就是“我”的语言微弱无力，一说出来，就远离了真相；不就是在“我”面前出现各种各样的可以选择的言辞的编排，而最后却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当“我”试图去记录历史，告诉后代历史的真相时，我久久地看着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与我耗时费力去钻研的那些杨树木简上饱含的信息相比，令人失望的发现它们也竟同样的曲折隐晦、同样的模棱两可、同样的该死的难懂”。这样的一个有着语言障碍的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历史，存在着大量的有待缝合的裂隙和有待填充的空白，不确定性因而成为文本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而叙述者权威的消解也最终使文本面向了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纽约时报书评》：“真正的文学钜作”。

欧文·豪：该小说远离了具体历史时空，没有那种尖刻的时代紧迫感和刺痛感。

彼德·刘易斯：《等待野蛮人》为了描绘普遍邪恶而消解了小说宣扬惩恶扬善的目的。

在保罗·艾波曼：这部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含混，逃避任何确定的道德判断。

兰斯·奥森：作品揭露了文明、权威、真理和人文精神核心的虚无，消解了它们的合理性。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出生于1940年2月9日，南非白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大学教授。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作家，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为：“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任职于阿德莱德大学。代表作包括《耻》《等待野蛮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