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平定西域各国叛乱期间，康居国对班超和东汉政权有过帮助，也有过阻挠。那时，班超率疏勒、于阗、纡弥等国兵一万余人攻破龟兹国姑墨石城。此时的康居、月氏、乌孙等国都有归附汉朝的愿望，想帮助班超并力攻灭龟兹，打通与汉朝往来的通道。后来，莎车王勾结疏勒王反叛汉朝，康居王曾派兵援助疏勒王，导致班超久攻不下。这个时期的康居和贵霜刚刚和亲结盟，班超派使者给月氏王送去厚礼，通过月氏王向康居王劝谕，康居退兵，并将疏勒王押到月氏，转送汉朝。三年后，疏勒王又向康居借兵打回来，占据一些地方，并与龟兹国密谋诈降，被班超识破诡计，遂将疏勒王处斩。此后，康居与汉朝之间相安无事。

东汉时期，康居国的强大时间并不太长，基本上在班超出使西域前后。康居国的强大比起同时期的贵霜帝国来要略逊一筹。

265～274年（晋武帝泰始年间），康居十分弱小，康居王遣使到晋朝献马，希望与新崛起的西晋王朝结交。

三世纪后，康居国已没有清晰的国界，史书中对康居自三国时就已称其为“粟弋”，专指当地居民的种类和地名了。

史书上说，康居国，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故康居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这就是月氏人从河西走廊西迁的事实。康居国又称“悉万斤”，即撒马尔罕，出于索格狄亚那的中心地区。在贵霜帝国强盛期，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大部分都是昭武族的大月氏人。

357～367年间，由于柔然的崛起并争夺西域，嚈哒匈奴人又潮水般地涌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攻灭粟特、征服索格狄亚那就显得轻而易举。到四世纪20年代，嚈哒匈奴人又南攻灭贵霜，从而成为中亚的强国，居于中国和波斯萨珊之间，这时的康居、安息、乌孙、花剌子模、罽宾、大宛等等汉代国家名称全都不见了。原来居住在中亚地区的匈奴人、康居人、乌孙人、月氏人逐渐融合同化。随着突厥人的涌入和突厥语的广泛流行，中亚各族都以作为各个因子被突厥这个庞杂部族所涵盖。中亚各国的昭武族人在臣属西突厥的前提下，保持了自己各地的小政权和民族根源，形成了“昭武九姓”诸国。

康居国近五百年的历史上，由于古汉字记载西域康居国的史料非常少，同时对西域粟特文史料研究的缺乏，甚至不知道康居国的君王叫什么名字，他们曾经割下古波斯王居鲁士头颅、令波斯王大流士远征惨败、令亚历山大大帝被迫穿上中亚服饰采用怀柔政策的中亚尙武民族。曾经垄断古丝绸之路中间商贸易的善贾民族，这个中亚文明古国，为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和促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给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

《汉书·西域传》载：“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

关于卑阗城的位置，新近出版的《西域地名考录》认为，其具体地望应在泽拉夫尚河，即那密水南岸，可实际上它应该在更北的地方。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张芝联等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都将之标在锡尔河北岸，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亦认为卑阗城应在此范围。这是现今所能接受的观点。下面还要结合对五小王都城的考证进行讨论。

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这是就汉里而言。根据汉代尺度，每汉里415.8米。“万二千三百里”等于5114千米，这是从长安到卑阗城的里距。从长安出发，沿312国道西进新疆，然后沿314国道到喀什，其里程是3835千米。再从喀什到吐尔尕特口岸165千米，总计4000千米。境外，从吐尔尕特口岸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经费尔干纳盆地北转，到锡尔河北岸的广阔草原，当还有1000多千米的路程，全程与《汉书·西域传》所记从长安到卑阗城的距离基本是吻合的。当然，古今道里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地方，路程的坎坷迂曲也不可同日而语，和现今的道路长短不可能完全相符。

康居是中亚大国，其地域和人口在西域诸国中举足轻重。《汉书·西域传》所记户口胜兵，最少的三个国家：单桓，户27，口194，胜兵45；乌贪訾离，户41，口231，胜兵57人；车师都尉国，户40，口333，胜兵84人。而最多的三个国家：乌孙，户120000，口630000，胜兵188800人；康居，户120000，口600000，胜兵120000人；大月氏，户100000，口400000，胜兵100000人。可见，除乌孙外，康居是西域的第二号大国。而且同乌孙不相上下。还可看出，大国与小国之间，天壤之别，几乎不可相提并论。《史记·张骞列传》所载：“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人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这是张骞在西域时看到的公元前2世纪的康居。有人以此为根据，认为康居开始极其弱小，后来才壮大起来。显然，和月氏、匈奴相比，康居当时可能处在弱势，所以才“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但“控弦者八九万人”，仍不失为西域大国。按前面的记载，康居户出1兵，而每户平均5口。如此，“控弦者八九万人”，其总人口至少在40万到45万之间，这在当时的西域，仍为位居一、二的大国。

《汉书·西域传》载：“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薤王，治苏薤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这段记载里，分别以都护治地和阳关为坐标，给出两个里程数据，以确定五小王都城分别与上述两地的远近。但五小王治地究竟何在，历来语焉不详。只有《新唐书·西域传》有一些记载，可以辗转考得其位置。

唐朝长安宫廷歌舞之盛，其中就有来自西域康居国的一种舞蹈，叫作“胡旋舞”。

长安当时是亚洲的中心。中亚一带基本都在大唐的治下。中亚一带的民族能歌善舞，康居国也不例外，在长安乐师中，就有善弹琵琶的康昆仑来自康居。据白居易记载：“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新唐书·西域传》也记载：“康国者，一曰萨末健……国人嗜酒好歌舞……开元初，贡……驼鸟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康居国的歌舞早在开元之初就已经陆续进入长安。琵琶乐师康昆仑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入大唐皇家乐队的。

康居国跳“胡旋舞”的女孩们来到长安后，带来了独特的舞蹈——胡旋舞。玄宗似乎并不喜欢这样一种旋转激烈的舞蹈，但是，杨玉环却立刻喜欢上了胡旋舞。《唐书·乐志》曰：“康居国乐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府杂录》曰：“胡旋舞居一小圆球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球上，其妙如此。”从上述记载与描述可知，只要看过维吾尔等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舞蹈的，几乎就可以想象出这种旋转舞蹈的形态来。少数民族的舞蹈很讲究舞者之间的交流，表达的是一种个人的情感，与皇家根据礼仪所需编排的程式化的乐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玄宗对这种舞蹈感到不自在，显然是与在这种舞蹈中舞者过于专注于自我表现，却不在乎如何去迎合皇帝有关。

白居易的《胡旋女》诗中写道：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两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康居国胡旋女在长安表演的效果大大出乎玄宗的意料，不但是民间风行胡旋舞，就连内宫妃子宫女中间也流行胡旋舞，特别是贵妃杨玉环尤其痴迷，天天在长生殿上练习胡旋舞。后来，不但宫里，就连官场上也流行起胡旋舞。胡旋舞成了长安城里最受欢迎的交谊舞形式。

胡旋舞的盛行闹出了乱子。杨玉环善舞，但胡旋舞跳得未必好，可巧有一个会跳此舞的人，正是杨玉环的干儿子安禄山。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这正是他取悦唐玄宗和杨玉环的原因之一。安禄山造反，跟胡旋舞没有直接联系，但唐人恨安禄山，连带着就恨上了胡旋舞。

白居易就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令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无独有偶，元稹与白居易是一样的看法：

关于康居国的诗词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

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噏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

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才人观者相为言，承奉君恩在圆变。

是非好恶随君口，南北东西逐君眄。柔软依身著佩带，徘徊绕指同环钏。

佞臣闻此心计回，荧惑君心君眼眩。君言似曲屈为钩，君言好直舒为箭。

巧随清影触处行，妙学春莺百般啭。倾天侧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见。

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其谴。

在元稹看来，这胡旋舞迷惑了唐玄宗，使安禄山趁机占据了长安。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胡旋舞教会众人逢迎拍马，以圆变之术侍奉君王，欺骗君王。元稹告诫人们，有国有家的人都应该远离胡旋舞，以免被迷惑。

元白诗中自然有他们的良苦用心，无非借胡旋之舞进劝诫之言，劝诫皇帝不要被“旋目与旋心”。只是如此一来，不免委屈了康居国的胡旋女。

华严宗是唐初继法相宗之后成立的又一佛教宗派。它以《华严经》为宗经，主要发挥“法界缘起”的意旨。华严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北方的地论学者和南方的三论学者，华严宗人自称的学统传承关系则以隋唐之际的法顺为本宗初祖，唐初的智俨为二祖，法藏为三祖。其实，法顺和智俨只是华严宗的先驱者，法顺基本上是一位禅僧，曾劝人读《华严经》，相传作有《华严五教止观》，在其止观法门中把《华严》摆在最高的圆教的地位；他的弟子智俨著述较多，大力阐述《华严》思想，并提出了“十玄门”这一华严宗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华严宗思想的核心是由法藏阐明的；华严宗的判教学说也是法藏提出的；在全国各地建立华严寺院，并普遍缔结宗奉《华严》的香社，也是由法藏推动促成的。所以，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是法藏。

法藏俗姓康，祖籍西域康居，祖先世代是康居国相，祖父迁来长安定居，从此入籍中国长安。所以说，法藏原本是康居人。法藏生于公元643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17岁时皈依佛教，曾入太白山（在陕西郿县南）修行，学习佛经，回京后从云华寺华严大师智俨听讲《华严经》，前后9年。深受智俨赏识。公元668年（总章元年）智俨临终时，曾嘱门徒提携法藏，认为他专心钻研《华严经》，是绍隆遗法的希望所在。两年后，武则天的生母杨氏去世，武则天将母亲的府邸改为太原寺，下诏剃度僧人。经过道成、薄尘推荐，法藏获准剃度，在太原寺出家。

此时，法藏只受了沙弥戒，在公元674年（上元元年）奉诏在太原寺讲《华严经》。后来，又在云华寺开讲。皇上下旨命京城十大德为法藏授具足戒，并把《华严经》中贤首菩萨的名字赐给他作称号，称为贤首国师。自此以后，法藏经常参加翻译、广事讲说和著述，大振华严的宗风。

680年（高宗永隆元年），中印度沙门地婆诃罗来到长安，法藏往问西方的古德有没有关于佛一代教法的判释。据地婆诃罗说：印度那烂陀寺同时有两大论师，一位是戒贤，远承弥勒、无著，近继护法、难陀，依《深密》等经、《瑜伽》等论，立有、空、中三时教判；另一位是智光，远承文殊、龙树，近禀提婆、清辨，依《般若》等经、《中观》等论，立心境俱有、境空心有、心境俱空三时教判。地婆诃罗从印度带来的梵本中，有《入法界品》，法藏遂亲自和他对校，果然获得“善财求天主光等十善知识”和“文殊伸手按善财顶”两段，立即请地婆诃罗在西太原寺译出，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此后，法藏又奉诏和地婆诃罗及道成、薄尘等同译《密严》、《显识》等经论十余部，合共20卷。

690年（天授二年），于阗沙门提云般若在魏国东寺译经，法藏也列席译场。提云般若译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法藏特为该书作疏，发挥新义。

695年（证圣元年），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在洛阳大遍空寺重新翻译《华严经》，法藏奉诏笔受，后来补入日照法师所译两段。

699年（圣历二年），重新翻译的《华严经》告成，诏令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宣讲。他曾为武后讲新《华严经》，讲到“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合义门”、“普眼境界门”等。武后听了茫然不解。法藏于是指着殿旁的金狮子作譬喻，武后于是豁然领悟。法藏把当时所说集录成文，叫作《金狮子章》。他还为了让不了解刹海涉入重重无尽义的学者开悟，拿十面镜子安排在八方（四方四角），又在上下各安排一面，面面相对，中间安置一尊佛像，然后燃烧一支火炬去照着他，使学者通晓刹海涉入重重无尽的义旨。

703年（长安三年），义净等华梵十四人先后在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共同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等21部，法藏奉诏证义。

706年（神龙二年），南印度沙门提流志在大内林光殿翻译《大宝积经》，法藏也奉诏为证义。新译的《华严经》，虽然增加了《如来现相》、《普贤三昧》、《华严世界》及《十定》等品，却脱漏地婆诃罗所补译的“文殊伸手过百一十由旬按善财顶”文。法藏用晋唐两译对勘梵本，把地婆诃罗的译文补在实叉难陀的脱漏处，于是得以文续义连，现行即此本。总之，法藏对于当时的译事，特别是《华严经》的翻译是有贡献的。

法藏前后讲新旧《华严经》30余遍，中宗、睿宗都曾请他作菩萨戒师。公元712年（睿宗先天元年），法藏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享年70岁，葬在神禾原华严寺的南边。秘书少监阎朝隐为其作碑文，概略地陈述了他一生的事迹，这就是现存的“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智俨所创教相和观行的新说，得到法藏详尽的发挥，才使一宗的教观建立周备。所以法藏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世称他为华严宗三祖。

2006年，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在南哈萨克斯坦州库尔托别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刻在黏土砖上的古康居国文献。指挥发掘的考古小组负责人波杜什金对新闻界表示，这些珍贵的文献刻在烧制的黏土砖上，呈现出阿拉美亚文献的特征，比安息、花剌子模的墨写文献要早得多。波杜什金说，近三年来在库尔托别遗址共发现了10块刻有古代文献的黏土砖。就其重要性来讲，此次发现的黏土砖位居第二，上面分6行刻有44个字符。这些字符里隐藏着与古康居国历史和文化有关的极其珍贵的信息。据波杜什金介绍，一些知名学者已着手释译这些文献。根据他们得出的初步结论，古康居国时期布拉哈绿洲的首府是诺沃阿克梅坦，意即“新居处”。此外文献中还提到一些古老的城市如恰奇、纳赫沙布、撒马尔罕和克什等。它们都位于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高级研究员阿基舍夫也高度评价了这些古文献的价值。他认为黏土砖上记载的大量文献将改写整个地区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康居早在公元前3世纪便作为一个国家名称出现今中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