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闒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

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

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后，上书极少，又不觐见，但上折谢恩，惟于所进呈之书，言改革之条理而已，皆从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决意不出都，俟九月阅兵之役，谋有所救 护，而君与谭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办译书，以君久在大同译书局，谙练此事，欲托君出上海总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诏，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诏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恋阙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与复生、卓如及诸君力谋之。”盖是时虽知事急，然以为其发难终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独留，遂及于难，其临大节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达于生死，常语余云：“吾生三十年，见兄弟戚友之年，与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计其数矣。吾每将己身与彼辈相较，常作已死观；今之犹在人间，作死而复生观，故应做之事，即放胆做去，无所挂碍，无所恐怖也。”盖君之从容就义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谷、钱维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鸣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学，以仁为宗旨，君则以义为宗旨，故其治事也，专明权限，能断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严于辞受取与，有高掌远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时士大夫皆以豪俊俯视之。当十六岁时，因恶帖括，故不悦学，父兄责之，即自抗颜为童子师。疑其游戏必不成，姑试之，而从之学者有八九人，端坐课弟子，庄肃俨然，手创学规，严整有度，虽极顽横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谨。自是知其为治事才，一切家事营辨督租皆委焉。

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严密缜栗，令出必行，奴仆无不畏之，故事无不举。少年曾与先生同居一楼，楼前有芭蕉一株，经秋后败叶狼藉。先生故有茂对万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爱护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则君所锄弃也。先生责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乱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检其阁上旧书整理之，以累世为儒，阁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举而付之一炬。先生诘之，君则曰：“是区区者尚不割舍耶？留此物，此楼何时得清净。”此皆君十二三岁时轶事也。虽细端亦可以见其刚断之气矣。君事母最孝，非在侧则母不欢，母有所烦恼，得君数言，辄怡笑以解。盖其在母侧，纯为孺子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过。其事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轻许可，及其既任，则以心力殉之；有过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盖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

君尝慨中国医学之不讲，草菅人命，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欲以移中国，在沪创医学堂，草具章程，虽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盖君之勇断，足以廓清国家之积弊，其明察精细，足以经营国家治平之条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国以没。其所办之事，则在澳门创立《知新报》，发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以开民智；在西樵乡设一学校，以泰西政学教授乡之子弟；先生恶妇女缠足，壬午年创不缠足会而未成，君卒成之，粤风大移，粤会成，则与超推之于沪，集士夫开不缠足大会，君实为总持；又与同志创女学堂，以救妇女之患，行太平之义。于君才未尽十一，亦可以观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记诵词章之学，明算工书，能作篆，尝为诗骈散文，然以为无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盖皆以余事为之，故遗文存者无几。然其言论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言人所不敢言。盖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仅发其端，含蓄而不尽言，君则推波助澜，穷其究竟，达其极点，故精思伟论独多焉。君既殁，朋辈将记忆其言论，裒而集之，以传于后。君既弃浙官，改官候选主事。妻黄谨娱，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论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语余云，二康皆绝伦之资，各有所长，不能轩轾。其言虽稍过，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时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兄所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为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呜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两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时余适自湘大病出沪，扶病入京师，应春官试。幼博善医学，于余之病也，为之调护饮食，剂医药，至是则伴余同北行。盖幼博之入京，本无他事，不过为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十六岁时，不喜欢帖括而不喜欢学习，被父亲和兄长责怪，便自荐当小孩的老师。别人以为他在玩，便试试他，找来八九名小孩做其弟子，上课时甚为庄重严肃，更自创学规，令顽皮骄横的小孩都很听话。其他人才知道他有办事能力，便委托他负责不少家事。他令出必行，奴仆都很怕，因此没有事办不成。

康有溥将他居住的楼前的芭蕉锄走，康有为斥责他不仁，康有溥说那芭蕉没有用，只会烦扰人。

康有为叫康有溥检查、整理阁上的旧书，康有溥竟将数代传下的帖括一把火烧掉。康有为问他原因，他反问康有为是否这些区区的东西也不能放弃，并认为留下那些东西，那座楼就不会清净。

以上各事，可见康有溥为人刚断。

被杀真相

“六君子”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次日，内阁所奉朱谕将“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体化。朱谕称：“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着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被厨子出卖的康广仁

康广仁比较温和稳健，不如梁启超那般激进，他最激烈的改革意见是主张废除八股文考试，考近代科学。对于维新变法，他曾经劝康有为：“阿兄回广东或上海，梁启超去湖南，专心办教育，著书立说，激励文人的爱国心，培养众多实用人才，三年后必有一定的成就，然后再来推行变政，救中国大行改革，才可能有希望成功。”康广仁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表达过对维新变法的看法：“阿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少……而皇上又无权，怎么可能成功呢？”

1898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康有为、梁启超等4人正在北京南海会馆打牌，清军大队人马向会馆扑来。邻院有个厨子看到清军，知道是来抓康氏兄弟的，赶忙跑来通风报信。梁启超得信，立即起身，塞了一把银子给厨子，匆匆离去，因而脱险。

康广仁也给了厨子钱，并换上了厨子的衣服。但是，他临走前又犹豫不决，二返其院，于是发生了变故。清军包围了南海会馆，康广仁自家的厨子（非报信的那位厨子）—因为前两天康广仁因故打了他一下，正怀恨在心，看到大队清兵和康广仁彷徨的样子，知道清军是来抓他的，便趁机报复，向清军告发了他，康广仁因而被捕。因为康广仁秘密出入宫廷充当康有为和光绪之间联络员的角色，所以慈禧深恨他，9月28日那天，第一个被杀的就是他。由于宫外男人秘密出入宫廷是皇室的丑闻，所以在正式的官方通报之中，并没有提到康广仁的这一大“罪状”。

康广仁作血溅京华后，清政府将他们的遗体弃市三日，遂抛向郊外。从此，康广仁的遗骨葬于何处，成为一大悬谜。有的说，被百姓厚葬于京郊；有的说，被维新派余党迁葬于上海……

经康有为在大陆的儿媳，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庞莲老人的讲述并求证有关史料，终于弄清了康广仁的墓址。

当时，康广仁家人及维新余党，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将他的遗骸偷运至香港，默默掩埋。康有为之母及元配夫人张云珠逃往香港居住后，便十几年如一日，守护着康广仁的坟茔。1913年8月9日，康母去世，康有为由日本奔丧归港，是年12月1日，康有为租“海明”轮，运母与弟灵柩回广东南海县老家，浅葬母与弟于银塘乡之后冈。

康有为疼爱这位英年惨死的幼弟。他无论住在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还是住在愚园路“游存庐”，经常肃立在奉有康广仁遗像的“三本堂”前，久久地凝视乃弟的英俊形象。

康有为到上海生活，常常感到对不起浅葬故乡的母与弟。1914年，他最宠爱的三太太何旃理病逝，悲痛之余，他决定将母、弟迁葬，与三太太同葬在一处山明水秀的胜迹。康有为曾多次游览江苏的大茅山，此乃道教圣地，林木森森，浓荫蔽日，峰壑泉流，浑然天成。康有为晚年迷信风水堪舆之学，他见大茅山集伟岸与灵秀于一炉，遂出重金请风水先生，一同上山寻找最佳的陵寝地。最后，他们选定大茅山积金峰下的青龙山，认为此山有龙首龙尾，坐北朝南，状似巨龙腾飞，乃吉祥之处。

1920年6月16日，康有为携全家披麻戴孝，扶着三具至亲的灵柩，在吹鼓手、道士那悲怆、沉郁的号角和诵经声中，完成了葬礼。是时，康有为在亲人墓前涕泪交加，长跪不起。

1927年早春，康有为做七十大寿前夕，突然心思变化，常常念叨人以叶落归根为好，表示要将三位亲人的遗骨从大茅山迁回故乡厚葬。在以后的许多年中，康有为的幼子康同凝（庞莲丈夫，1978年去世）一直想完成父亲的遗愿，可惜天不假年。然而，因康氏后人绝大部分在海外，都没有精力去完成迁葬之事。

康有为三位亲人的坟冢地处偏僻，“文革”中又被扒毁，如今，康广仁墓葬大茅山的史实连当地人也不清楚了。唯康母墓前的半截残碑，被大茅山的道士移至印宫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