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第一”的创始人

1923年暑期，李大钊派遣弓仲韬回原籍传播马列主义，教育团结农民大众，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发展党的组织。8月，弓仲韬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带着李大钊的指示，毅然辞去北京收入丰厚的教师工作，踌躇满志地回到家乡。他首先在安平县台城村创建了“平民夜校”，以教书识字为掩护，宣传马列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活动。他白天编写教材《平民千家文》，或与农民促膝谈心，晚上给学员上课。5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夜校学习。在此基础上，他筹建了农会，从中培养了党的积极分子。1923年8月，他介绍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的弓凤州、弓成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安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台城特别支部，由弓仲韬任书记，受中共北京区委直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台城特支的诞生，为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安平县第一个党员李锡九，也于1923年被李大钊派回原籍，并先后发展李少楼等3人入党。1924年春，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弓仲韬与安平县北关高小校长、共产党员李少楼取得联系。二人通力合作，从事安平县党的创建工作。他们很快建立了北关高小、敬思村两个党支部，在全县发展党员10余名。李大钊对安平县党组织的迅速发展深感欣慰，他写信鼓励弓仲韬继续努力，并指示可相机建立安平县委，加强党对全县工农运动的统一领导。

为落实李大钊指示，1924年8月15日，台城、敬思村、北关高小3个党支部选派了弓仲韬、弓凤州等9名代表在敬思村召开安平县第一次党代会，建立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中共安平县委。会议选举弓仲韬为县委书记，张麟阁为组织委员，李少楼为宣传委员，党的机关设在弓仲韬家中。这次会议确立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启发群众觉悟，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此后，弓仲韬历任中共安饶联合县委书记，安平、饶阳、深泽三县中心县委书记，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了长工增薪、短工罢市、改善雇工生活待遇、教师增薪等斗争。到1927年，全县共有7个党支部，5个团支部，百余名党团员。弓仲韬培养的一批党员、团员，大多成为红色种子，散布在河北各地，点燃了无数不熄的革命星火，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台城、安平这个河北农村党组织发源地的传播作用。

“两个第一”创立后，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村革命斗争的火种就在冀中南这块大地上蔓延开来，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两个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发展史上的大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尽苦难 痴心向党

弓仲韬一生对党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勇于奉献。他常说，作为共产党人，就要舍得出家财，豁得出性命。他变卖田地解决办学和办公经费，又变卖家产开办工厂解决贫困党员的生活问题。到1934年时，他的家产几乎所剩无几。在他影响下，全家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横行的一段岁月里，弓仲韬屡次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均在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安全脱险。面对国民党保定行营、安平县政府的通缉令和叛徒的出卖，面临残酷的斗争环境，弓仲韬和安平县委的领导成员以及来安平指导斗争的保属特委领导同志，无一人被捕。这足以证明：这里的人民是经得起考验的人民，这里的共产党组织不愧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在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不利于县委开展工作的情况下，弓仲韬提议，他不再担任县委书记一职。

七七事变后，面对一方面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方面日军长驱直入家破人亡的现实，弓仲韬和女儿弓乃如（共产党员）决定“宁死不当亡国奴，到延安找党”。1937年9月的一天，弓仲韬带着身患重病的妻子，一家三口毅然离开家乡到西北去找党。在西安滞留的这段日子，弓仲韬一家三口极为艰苦困难地生活着，逃难半年多来，囊中羞涩，全靠亲戚接济。无奈中，他们只好卖掉一些带出来的首饰衣物，住在一家小旅店，每天到饭摊上喝点稀粥度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时。期间妻子病逝，他流落到一家工厂当伙夫，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鼓动抗日，被残忍的资本家害瞎双眼。虽双目失明，但他对党的耿耿忠心至死不变，对党的信仰始终如一。

1943年，经历了7年的流亡逃难生活后，弓仲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照顾。自此，已双目失明的弓仲韬自西安、汉中辗转返回家乡，受到中共安平县委和冀中区委的悉心照顾。1951年，晚年的弓仲韬由台城村迁往哈尔滨与女儿弓乃如一起居住。生前他曾多次对女儿说，眼睛坏了不能为党工作，为此他感到很内疚。1964年3月，弓仲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再三嘱咐家人：“一定要把我节省下的1000元钱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由台城特支起，中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今已发展到数以万计，继往开来的重担又落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肩上。弓仲韬们的梦想和期冀早已实现，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仍任重道远。而贯穿于始终的，正是革命先驱们所表现出来的敢为天下先、勇立时代潮头的优异的革命品质。

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建立

1919年，弓仲韬大学毕业，到北京天桥沙滩小学任教。教课之余，他博览群书。离任职的学校仅有一里之遥的北大图书馆藏书丰厚，可是只对校内的学生和教职工开放，外面的人难以进入。碰巧弓仲韬的一位保定籍老乡在这读书，于是他就借用老乡的证件进了北大图书馆，一来二去与图书馆管理员熟了，便成了这里的常客。弓仲韬并不十分在意那些泛黄的线装书，却对欧美近代有关的民主自由书籍具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文章更是情有独钟，一旦借到，便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李大钊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常到阅览室查看。他身着灰布长衫，椭圆脸，留板寸头，浓密漆黑的八字胡，鼻梁上架金丝眼镜，深邃的目光仔细地扫描着每个角落。阅览室东北角一个30多岁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引起了李大钊特别的注意，此人是图书馆的常客。李大钊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自那次见面过后，弓仲韬经常和李大钊见面，从中受益不少，对中国革命的现状和走势也加深了了解。随着与李大钊先生的接触和读书范围的扩大，弓仲韬的思想不断升华，逐渐完成了由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在那期间，他还受李大钊先生的派遣，多次到天桥一带的下层劳动人民中间宣传革命思想，鼓动人民向黑暗的旧社会宣战，与封建把头、资本家、军阀官僚进行坚决的斗争。

李大钊看他进步很快，1923年4月，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向新党员弓仲韬讲了党的性质、组织纪律、保守秘密等有关事项，叮嘱他务必树立为劳动阶级奋斗的雄心壮志，肩负起创建崭新国家的重任。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个党刚刚建立，革命征途尚任重道远，需要长期作战。目前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非常强大，像所有主子都十分忌讳奴隶们的反抗一样，各路军阀政客们虽然勾心斗角，但是一旦对付起共产党来，都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必欲捕之杀之而后快，眼下白色恐怖无处不在，我们要格外小心谨慎，机密从事，绝不能让反动派抓住把柄。”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弓仲韬开始走上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3年4月，李大钊对弓仲韬讲：“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在书斋里不行，只在城里也不行，需要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你家在农村，就回老家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吧。”随后，弓仲韬辞去教师工作，放弃了城市生活，弓仲韬秘密回到了老家安平县台城村。他卖掉了自家的20多亩地，开办了“平民夜校”，建起了专门为农民办事的群众组织——农会。学员们多为村里的青壮年，还有些无钱上学的贫家少年，平时常有二三十人上课，高峰时达到50多人，三间并不宽敞的教舍里挤得满满的。1923年8月，弓仲韬介绍台城村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的弓凤洲、弓成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经李大钊同志批准，1923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台城村“平民夜校”里，弓仲韬主持召开台城村共产党党员会议。由弓仲韬、弓凤洲、弓成山三人组成的中共安平县台城特支自此成立，支部设在弓仲韬家里。弓仲韬任书记，受中共北京区委直接领导。中共台城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它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安平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革命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受台城特支的影响，安平县一大批优秀儿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奔赴全国各地，开展革命工作，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