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1月，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加入正义者同盟。6月，和马克思商议后他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同年10月，被选入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并受委托起草同盟的纲领草案（即《共产主义原理问答》），用问答的体裁初步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11月，与马克思一起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任大会秘书。大会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制订了符合民主制原则的章程，并委托他们起草同盟的纲领。

1848年2月中旬，在《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2、3月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在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城市爆发；3月，恩格斯当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巴黎与马克思共同拟订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4月，他们到达德国科伦。恩格斯担任《新莱茵报》编辑，协助马克思主持该报编辑部工作。他还曾去巴门和莱茵省的其他城市活动。1848年秋至1849年初，为了躲避官方的追捕，流亡到比利时和瑞士，在瑞士协助组织工人协会。

1849年5月，在爱北斐特参加武装起义。6月，在巴登——普法尔茨任维利希志愿军团副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起义失败后流亡到瑞士。11月抵伦敦，当选为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改组同盟工作。

1850年3月和6月，先后两次与马克思合作起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了支援陷于极端贫困的马克思一家，恩格斯不得不于该年迁居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再度经商。在曼彻斯特居住期间，恩格斯同马克思保持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共同研讨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探讨各个领域里的学术问题，并互相交换意见，用导师的话说就是一个人写的东西另一个人也一定读过并完全赞同。恩格斯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尤其对军事学、语言学和自然辩证法作了深入的探讨。

1851年11月至1852年11月，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组题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深刻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的著名论断。

1857到1859年，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了许多军事条目。1861到1865年，恩格斯撰写了关于美国内战的许多文章。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国际的领导工作，跟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进行了路线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为工人报刊和利用资产阶级报刊撰写了许多篇战争评论，准确地分析和预见了战争的进程与结果。

1869年7月，恩格斯终于从商人生涯中摆脱。1870年10月，移居伦敦，与马克思再度相聚。1870年9月，恩格斯结束了二十年“埃及幽囚式”的经商生活，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与马克思一起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工作。10月，经马克思提议，他当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任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迅书记和总委员会财务委员。巴黎公社期间，他和马克思一起组织声援公社的活动。

1871年3月巴黎公社建立后，同马克思一起支持公社，在演说和信件中高度评价巴黎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阐明公社的历史意义。9月举行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并建立同一切旧政党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独立政党。

1872年9月国际海牙大会期间，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为击败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阴谋集团，通过关于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国际总委员会迁至纽约。海牙大会后，他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与国际工人协会》（与马克思合写）等论著，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全面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集团的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深刻阐述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国际工人协会解散以后，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为在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党而努力斗争。

1875年3月，他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阐明了他对德国工人运动中两派合并的原则立场，批评了党内某些领导人追求无原则合并的错误。

1876至1878年，他写了一组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文章（即《反杜林论》），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时，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许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这是一部深刻透彻的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的科学百科全书。

1880年夏，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保尔·拉法格的要求，把《反杜林论》中的某些章节改编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小册子，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起了重要作用。1873年至1883年间，恩格斯拟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提纲，完成了若干篇章和片断，奠定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基础。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整理和出版（或再版）马克思遗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各国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重任。

1885年7月，恩格斯在晚年承担了整理、出版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巨大工作，《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1887年1月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他还再版了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威廉·沃尔弗、格奥尔格·维尔特等人的作品，并筹备出版马克思全集。

1888年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的指导和推动下，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第二国际联合各国工人政党，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倾向的斗争。

1893年8月，恩格斯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出席了正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闭幕词中希望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加强团结、互相学习，遵守共同的革命原则，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应该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坚持“自由联合”和“自愿联系”的原则。他在其他文章和信件中，强调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建立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关系，由各国党和无产阶级因地制宜地决定本国的革命策略，反对任何一个党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不承认哪个党享有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子权”，反对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发号施令。1894年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写了《法德农民问题》，批评他们迁就农民小私有倾向的路线。1894年12月，《资本论》第三卷出版。

恩格斯晚年住在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的一幢单元式三层楼里。这座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宅院，在马克思去世后，成了各国革命者之家，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圣地。恩格斯在家中热情地接待英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爱尔兰贫困工人、法国逃荒农民以及流亡大学生，让他们在这里休养、“避难”。同时，他对来访的民主派以及保守派人士也以诚相待。德国保守党人、经济学家鲁道夫·迈耶尔就常常与恩格斯在家里一醉方休。

为推动世界工人运动发展，晚年的恩格斯足迹遍及欧洲，但他还希望到美洲考察一番。1888年8月8日，恩格斯和老友、化学家肖莱马、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及其丈夫艾威林乘坐“柏林”号轮船从英国利物浦港出发，开始横渡大西洋的美国之行。8月17日，恩格斯一行到达纽约，这是他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恩格斯会见了美国工人运动领袖，游览了纽约、波士顿，观赏了世界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在康克德，他参观了监狱，看到犯人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可以读书看报，每天可以吃到鱼肉和面包，衣着也和普通工人没有两样，他对此十分赞赏，并说：“欧洲人没有勇气这样做。”这次美国之旅历时50多天，给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伦敦，他给朋友写信说：“我对美国很感兴趣，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比商品生产的历史更悠久，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应该亲眼去看一看。”

1890年11月28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党组织和朋友纷纷表示要为他庆祝七十大寿。但恩格斯婉言谢绝了这份盛情，他认为所有的荣誉都应该归功于马克思，自己承受不起太多的赞誉。后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等人的一再要求下，恩格斯勉强同意在家中搞一个私人宴会。

过了74岁生日后，恩格斯的身体每况愈下。转一年，他病倒了，颈部右侧出现了一个肿块，医生诊断为食道癌晚期。在遗嘱中，他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手稿和信件移交给马克思的法定继承人——女儿艾琳娜·马克思。自己和马克思的全部藏书赠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保罗·辛格尔。他还有大约3万英镑的财产，3/8给了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爱琳娜，1/3给了马克思长女小燕妮的孩子们，1/4连同家具赠给了他的秘书路易莎。其余财产一部分给了德国社民党作活动经费，一部分给了妻子的侄女玛丽·艾伦·罗舍。在遗嘱中，恩格斯还说：“我希望将我的遗体火化，而我的骨灰，一有可能就把它沉入海中。”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因患晚期食道癌在位于泰晤士河边的寓所内逝世。8月10日，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人们为恩格斯举行追悼会。8月27日，遵照他的遗嘱，在恩格斯生前最喜欢的英国伊斯特勃恩海边，一艘小船划向大海深处，船上坐着爱琳娜、艾威林、恩格斯的战友列斯纳和弟子爱德华·伯恩斯坦4人，他们背诵着但丁的诗句，捧起黑色的骨灰罐，轻轻地将它沉入大海，他的骨灰被洒在伊斯勃恩海湾的大海中。

尽管没有墓地供人瞻仰，世界人民还是在各地建立了展览馆、纪念碑纪念恩格斯。1918年11月7日，苏联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在莫斯科革命广场建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德国柏林也修建了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广场上竖立着两人的雕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居住过的“天鹅之家”被辟为纪念地。

在恩格斯的家乡德国鲁尔区伍珀塔尔市，他的故居得到了精心的保护和维修，这是一幢独立的巴洛克式四层小楼，里面除了恩格斯生平事迹展览，还有一套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家乡人民十分敬重恩格斯，把他称为“伍珀塔尔市著名的儿子”。他的故居被政府列为德国中小学生的教育基地，故居旁的大街也改名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大街”。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而来，常年络绎不绝，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了解恩格斯光辉的一生。

主词条：马克思主义

1844年8月，恩格斯拜访侨居巴黎的马克思，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同年9月，与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一书，批判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1845至1846年间两人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这部著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系统的阐述。1845年，恩格斯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必然推动它去争取自身的解放 ；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恩格斯和马克思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加入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并积极参加它的改组工作。恩格斯出席同盟在6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旧的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公开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是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相对于马克思的理论表现而言，恩格斯更倾向于负责通过实际的工作为工人阶级实现权益。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晚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在民主国家里组织无产阶级合法政党社会民主党，在宪法的框架下为工人争取具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但他多次论述了无产阶级不能放弃暴力革命的道理。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里面反思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局限性。他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当时一定要利用选举权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席位，用选票来证明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的决战中获胜。这种思想在他死后被伯恩施坦进一步阐述，并在后来受到列宁的抨击，被称为修正主义。合法斗争与暴力革命成了伯恩斯坦与列宁的分水岭。值得注意的是，并非由恩格斯创立，且后来扬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仍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存在，并在不少国家成为国会大党，恩格斯时代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后来改成共产党，或从原来的社会民主党分化出来，以苏联共产党为首成立了共产国际，列宁为发起人，20世纪40年代苏联共产党因为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解散了共产国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围绕修正主义议题激烈斗争，这是导致纳粹党乘虚而入成为执政党或多或少的原因之一。德国法律不允许成立共产党。迄今为止，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也大多数改变了暴力革命原则，实际上这是为了在所在国家继续斗争的一种掩饰方式。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虽然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但这一点还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已经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20世纪70年代，晚年卢卡奇在他的最后之作《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回到马克思”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马克思。面对新世纪，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途径，应当是努力做到“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因为，“回到马克思”，才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源头活水，借以超越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发展马克思”，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拘泥于马克思当年文本及其思想，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新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研究始终不能绕开恩格斯，更不能曲解恩格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伯恩斯坦首开修正主义先河，既需要把恩格斯作为挡箭牌又对他颇有微词；卢卡奇开辟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亦对他进行责难；而学者们试图为主体辩证法开辟道路时，亦喜欢把他贬为落伍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贬低历史客观性和规律性的前提上，而这个前提到底是否正确，只要认真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特别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有关“自然界和社会”那一部分内容，我们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所谓恩格斯“毁坏”马克思理论的观点是多么站不住脚。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简单那还好），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欧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根据理论符合……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这一点，而是根据别的什么……而且他们也不能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明确地说过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并且以此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

主词条：资本论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96页上的一段话：“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

总之，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之前是普遍适用的。在此之前，价格都以马克思的规律所决定的价值为重心，并且围绕着这种价值来变动，以致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得越是充分，一个不为外部的暴力干扰所中断的较长时期内的平均价格就越是与价值趋于一致，直至量的差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从开始出现把产品转化为商品的那种交换时起，直到15世纪止这个时期内，在经济上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商品交换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开始了。以上是恩格斯为马克思《资本论》所作的补充说明。

但是，人们不把方法论的本体（即辩证法）说成是历史的方法的规定，相反地，直接说成是逻辑的方法，因为没有想到要探求科学方法“如何来”问题。说到底，他们不懂什么是历史。历史对范畴生产来说是本根的规定，本身并不是什么本体范畴，乃是具体发展过程。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进一步向横广的方面发展，扩展到整个欧洲和北美大陆。年迈的恩格斯密切注视着社会主义运动在各地的发展，广泛了解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运动活动家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时地向他们提出建议和忠告。恩格斯反复教导各国社会主义者要从本国的条件出发，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地决定本国革命的方针和策略。他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恩格斯继续在各个思想领域内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1884年10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出版，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系统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史前史，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发展及其消亡的规律和家庭的变迁史。在出版和再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时，恩格斯根据八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如垄断的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和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等，作了新的探讨和概括。1890年和1893年，先后发表《沙皇俄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和《欧洲能否裁军》，分析了九十年代初欧洲国际关系的特点和趋势，揭露了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阐述了无产阶级对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针。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日益抬头的情况，1891年1月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为之作序，3月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并写了导言，6月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5年初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写了导言。恩格斯在这些导言中集中地捍卫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诉诸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894年11月，他写的《法德农民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农民同盟军、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制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批判了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他指出，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成为农村中的力量”。恩格斯还写了《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等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史、为马克思及其战友作传的文章。此外，他还就宗教、妇女、文学、美学、史学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见解，不愧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恩格斯在同马克思一起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同时在军事理论领域造诣很深、建树卓著。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军事理论遗产和总结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战争、军队、军事学术和军事史的学说，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

弗·梅林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完全不能低估的功绩是他们把我们从哲学行话中解放出来，这种哲学行话曾盛极一时，但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指教条主义者）的著作中就显得是完全陈腐的东西了——那就会完全像海涅在歌德之后用高特舍特的语言写诗一样。”

恩格斯的三大贡献。与马克思共同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全力支持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创新（作者：王东 赵玉兰 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集中当时多门科学的重要成果，批驳了杜林的理论。在李卜克内西的建议下，在马克思的帮助下，恩格斯在1878年出版了《反杜林论》一书。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所谓“社会主义的行家”杜林作了根本的批判，全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而肃清了杜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内的影响，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因而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对哲学问题作出经典概括，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提出了科学标准。该书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作了历史的、深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过程、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可谓是恩格斯晚年的自我澄清与自我总结。

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他不是“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是“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可以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丰富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内容，是恩格斯晚年的重大创新。

用唯物史观阐明了国家的实质和其消亡的必然性，成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作品。

马克思在思想上是富有者，在经济上却是严贫户，这位对资本主义经济有着透彻研究的经济学家，本身一贫如洗，他的一生几乎是在贫困潦倒中度过的。如果不是恩格斯在经济上长期无私的援助，马克思无法从事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专心理论创作。从1852年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我们看到这位全世界著名理论家的困境，马克思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帐，我不能再吃肉。”不久又写信向恩格斯倾诉：“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以后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到底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饥饿贫困和家务琐事，困扰着马克思，他心情愤怒烦躁，无法集中精力和智慧进行理论创作。

对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当作是自己的困难。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2月初我将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此时的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办事员，收入也是十分低微的。他后来做了公司的经理，月薪有了提高，从1860年以后，对马克思的支援增加到了每月10镑，还常常“另外”给些资助。从1851年至1869年，马克思总共收到了恩格斯的汇款3121镑。对当时的恩格斯来说，这已是倾囊相助。

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不久，就认识了玛丽·白恩士。玛丽是一个纯朴的爱尔兰青年纺织女工，在曼彻斯特的一家棉纺织厂里做工。年纪比恩格斯小一岁，她的父亲是一个染色工人。恩格斯同玛丽这个从童年起就熟知无产阶级的困苦的斗争的女工一起走访曼彻斯特的工人区。这使他能够结识很多工人家庭，走进他们的住宅并熟知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样情细节。恩格斯还和玛丽一起参加工人们的社交。

多年以来，莉希与玛丽和恩格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她深深地悼念她的姐姐，他们之间不仅有手足之情，而且由于政治观点相同，关系极为密切。以后恩格斯和莉希日益亲近和相互关心，直到由于互相同情和倾慕而产生了永恒的爱情，于是莉希成了恩格斯的第二位夫人。

1870年7月，恩格斯与莉希一同迁居伦敦。他们在伦敦的住宅，与马克思寓所的距离，只有步行15分钟的路程。

1876年后，莉希患了明显的哮喘和坐骨神经痛病。1877年秋天，莉希的疼痛愈来愈厉害了。在病床上，莉希请求丈夫履行一个正式结婚的手续。恩格斯一向认为结婚经过国家批准并在教堂举行仪式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可是他答应了临终妻子这个最后要求，于1878年9月11日晚上和她举行了结婚仪式。几个小时以后，莉希就在恩格斯的怀抱里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