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龙光先生才华横溢，生前长期担任文教部门的领导。母亲蔡冠娥知情达理，深明大义，勤俭治家。

张家姐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匮乏，买不到宣纸，父亲张龙光就在薄如蝉翼的劣质棉纸上挥毫作画；那时交通不便，下乡归来的父亲总是带回一脸风尘、两腿泥巴和一叠速写画稿，那是他在处理下乡公务的间隙，见缝插针地用画笔描下的创作素材。60年代，他们的父亲患了当时无法根治的原发性血少板减少症，医生再三嘱咐他要绝对卧床休息，但他从不放下画笔和刻刀，尽管累得眼球渗出鲜红的出血点，还是笔耕不辍。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学无止境，艺无止境”。

张家姐弟也不会忘记，在困难时期，为了减少家庭支出，母亲蔡冠娥自己纺棉花织粗布，千针万线做布鞋；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做花边、缝登山鞋、搓草绳打草包；粮食供应不足，母亲背着大家用蕃薯叶、米糠充饥，将大米稀饭让给年迈的外公和幼小的孩子。

父亲早年就投身于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平时登门交流和求教者络绎不绝，对投身艺术的有志青年，他总是倾其所能进行辅导，有时甚至是手把手地教。现在乐清市的一大批中年画坛骨干，在那时都曾得益于他的教诲。

父亲对同志满腔热情，而对邪恶却天生一副傲骨。文革期间，在他身患重病又被打成“反动文人”受到冲击的时候，依然豁达而乐观。那时，他最爱画梅花、刻《鲁迅》，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迹。

没有冗长枯燥的说教，父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却是活生生的。长辈自强不息的求学精神，泰然面对逆境的高风亮节，无私奉献回报社会的高尚美德，无不如润物无声的细雨，渐移默化地滋润着张家五姐弟的心田，使他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和学习的意义，懂得了自强和勤奋，懂得了奉献和爱心，为他们的成长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家五姐弟中，大姐张一秀在国营乐清机械厂工作，是闻名遐迩的“描图高手”，因工作积极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大哥张一谦任乐清市电影公司书记等职，曾获国家级单项先进，还有一手养盆景的绝活，他的盆景曾获得全国一等奖。老三张一人，幼教高级教师，现在乐清市教育局资料管理站工作，工作表现突出，曾获浙江省先进个人荣誉。老四张一荃，博士，现任美国维吉尼亚州RIS公司首席技术执行官。老五张一平，任乐清中学教务处主任，中学高级教师，乐清市政协常委，兼任乐清市侨联副主席、留联会副会长，温州市中学物理教学委员会常务理事。

然而，张家五姐弟的成长之路并不总是充满阳光，在那崇尚“白卷”、摒弃知识的年代里，父亲受到冲击，病贫交加；姐弟们也被迫放下了心爱的学业。暂时的坎坷，并没有动摇他们自学成才的决心，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自学。

1977年初夏，积劳成疾的父亲匆匆离开了人世。数月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张家姐弟都跃跃欲试。面对家庭的变故，年纪稍长的大姐、二姐和大哥当仁不让地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与母亲共同挑起家庭的重担。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一荃也告诉母亲：他要赚钱养家，不考大学了。母亲深情地望着老四一荃和老五一平，语气平缓而掷地有声地说：“读大学是为国家学习本领，怎能只考虑个人？你们父亲在世时不正是盼望着这一天吗？家中有你们的哥姐帮衬，再大的困难妈也能对付！”深沉的母爱和亲人的希望化为强大的动力，一荃、一平两人终于在当年，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考取中国科技大学和浙江师范学院。

张一荃的小学后期和中学期间，正遇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备受冲击，不时“停课闹革命”，但他总是自强不息，勤学不辍。

张一荃不仅藐视当时交白卷的“英雄”，还不满足于仅仅在考试中得高分。他要的是掌握真实的学问，学以致用，有实际操作的能力。比如：老师讲了湿度计晴雨表，他回家也模仿做了一个。去电影院看了电影放映机，他回家又做了一个幻灯机。学了无线电，他就设计线路自己装个收音机。他想拉胡琴，爸爸从温州买了一把京胡，他又用爸爸木刻的废弃材料制作了一把二胡。一次生物课后，他在低矮的阁楼中，用马粪纸做的镜筒和玻璃条烧成的珠子作透镜，居然做成了能放大20倍的显微镜。由此他一发不肯歇手，又制作了放大50倍的，100倍的，最后做了能放大500倍的，居然能看到植物的细胞组织。他又突发奇想，要观察更多严密的动物机体组织机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做切片，竟狠狠心割破自己的手指，将鲜血滴在玻璃片上，经过稀释，终于在镜头下看到浮动着的圆圆的、镶着金边的红血球。

后来一荃从美国回乡探亲，曾先后应邀到母校乐中和实验小学作报告。谈到学习经验，他总是强调培养学习兴趣很重要，说它是学习的驱动力，天长地久而不衰。在写给母校的一封信中，他说：“中学阶段，各门功课是否全面发展，对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影响甚大。要真正把书读活，真正理解书中的意思。理解了，最好还要动手实践一下，实践中最好带点创新精神……学会提问题很重要，问题提不出来，也就谈不上解决问题了。”

张一荃的成长不都是沐浴在明媚的春日阳光里。众所周知，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多灾多难的，十年动乱更使他家面临许多难以跨越的沟沟坎坎。曾先后任县文教局副局长和乐中副校长的父亲，被挂上“反动文人”的黑牌拉去批斗，佩戴红袖章的造反派不时冲进他的家门。他感到迷惘、委屈，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但他没有气馁，仍然背着书包上学，作业簿上的字迹和以往一样端庄、工整。

高中毕业，一位好心的老师介绍一荃到离家不远的一所农村小学当代课教师。几个月的教学工作，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三尺讲台上，他广博的知识，严密的逻辑，独到的见解，加上讲解清晰，板书漂亮，深深赢得学生的喜爱。但不多久，由他代的“正式教师”到任，他“代课”的饭碗就敲掉了。万般无奈，他只得接受乐中领导与教师的同情，作为学校照顾的“困难户”，到校办工厂当学徒，学钳工。

这期间，张一荃每天提前上班，中午和晚上在家自学。学徒期满，厂里进行技术操作考试，他得了第一；年终，又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在学习方面，他积累了大量理工知识，而且动手做了不少出色的实验。

“学生教授”的由来

1977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消息驱散了积压在张一荃心头的阴云，他不禁雀跃准备应考。谁能料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家庭的顶梁柱倒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断了。张一荃从极度的悲伤中醒悟过来，坚定地告诉母亲，他要赚钱养家，不考大学了。母亲愁云满面，语气平缓而又掷地有声地告诉他：“读大学是为了国家建设学本领，怎么可以只考虑个人?家里你不用顾虑，再大的困难妈也能对付。”就这样，张一荃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参加高考，结果成为乐清唯一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的学生。

大学四年，他夜以继日，奋斗不息，取得优异成绩。而且他一再发挥他独特的想像力，一次又一次把有些既抽象又难记的公式，化为各科图像，使之便于记忆，加深理解。更难得的是，他总把自己的收获，点点滴滴，供同学共享。在一次学习会上，张一荃谈了以图像体现抽象原理的做法，一位同学情不自禁地叫他“教授”。这个称呼得到大家的认同，很快不胫而走，传遍校园。

乐于助人的义务修车工

1982年初夏，中国科技大学决定选送张一荃到美国马里兰大学深造。

在这七年的留学生涯中，张一荃的多才多艺，深得同学们的敬佩。在中国留学生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的一曲二胡《春江花月夜》引发在场同学无限思乡之情。在中国留学生的婚礼上或生日聚会上，他引吭高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给大家增添不少欢乐。

他还是那么乐于助人。他连当年在乐中校办工厂学到的知识和钳工的看家本领也派上用场，成为出色的汽车修理工。因为中国的留学生买不起豪华名牌轿车且不说，廉价车多数还是二手货，使用时常常出故障，为了省钱，听说张一荃会修车，就求他帮忙。于是在星期天，他就成了义务修理工。

要说各门功课的成绩，张一荃都优秀，这并不稀奇，因为其他中国留学生的成绩也都很好。研究生的物理实验课才是最难的，这就有了高低之分。甚至当年每年开学时，讲民主自由的老外没有能耐对付实验课，都会有十几个研究生聚集在物理系示威，要求改革实验课。但张一荃学这门课时，却创造性地对所做实验作一些合理的调整，能用较简陋的设备，做出很好的实验。事后他的指导师在系里的会议上，介绍他做实验的创新和效果，称赞他是“我任教以来唯一让我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学生”，并把张一荃的实验报告印发给大家看。后来他几本物理实验课的实验报告，都被复印存放在物理实验室里，作为后来学生的课程参考读物。

长期的工作中，张一荃仍然热心给周围的人提供各种帮助。尤其是1992年以后，华盛顿周边地区，信息产业迅速发展，中国留学生和他们的眷属前来就业的人也日益增多，当他们在学习上或工作上碰到疑难问题的时候，都少不了张一荃这位“教授”的指点迷津。

新世纪来临，张一荃又奔波于中美两国之间，在杭州选择了一家公司，联合开发PAcS/RIS产品，把自己在美国开发出来的技术，推广到中国来，报效祖国。近几年来，他回乡探亲，常到家乡的企业走一走。他深情地说：“只要家乡的企业需要帮助，我愿把一切技术贡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