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0日10时49分，张世英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主要著作有《张世英文集（十卷）》《不同而相通》《哲学导论》《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美在自由》《天人之际》《中西文化与自我》《境界与文化》《张世英讲演录》《我的思想家园》《归途：我的哲学生涯》《新哲学讲演录》《北窗呓语》《进入澄明之境》《张世英回忆录》《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九十思问》《羁鸟恋旧林——张世英自选集》《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译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辞典》（主编）、《欧洲哲学史稿》（合著）等。

张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创立“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随着《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的问世，一个涵盖本体论、认识论、美学、伦理学和历史哲学的“新哲学”体系初步形成。后来出版的《哲学导论》，正式宣告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个性的哲学体系的诞生：万有相通的哲学。其核心思想是：万物不同而又相通。“万有相通的哲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万物一体”的思想传统，又融合了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思想传统。

在张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说，缺乏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阶段，直接的后果是：人的主体性受到压制，科学不兴。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促成了科学与民主，但主体性的过度膨胀又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的紧张关系。“万有相通”的哲学旨在避免各自的片面性，把西方的“主体性哲学”融入到中国的“万物一体”思想传统之中。在张先生看来，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补上西方哲学“主体性”这一课。中华文化未来要崛起于世界，有待于“个体性自我”的进一步解放。《中西文化与自我》和《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在这方面有振聋发聩之效。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张先生还在“万有相通”的哲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可以说，“万有相通”的哲学是中国当代最具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之一。

张世英的“人生四境界”说，是其“万有相通”的哲学在现实实践层面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是其运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探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人理想人格建构、中华文化繁荣发展路径的理论结晶。这一学说，对于我们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能提供深刻启迪。

张世英是“人生四境界”说和“万有相通”哲学的倡导者，也是“人生四境界”说和“万有相通”哲学的身体力行者。他说：“我以为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本不应自外于实际生活，哲学家也应按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否则，哲学便会失去自己的光辉和生命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身上，理论品格与精神品格、治学与为人高度统一。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中，深深感受到他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爱无差等、民胞物与、一视同仁的人格风范。他家的客厅中挂着他自撰和书写的条幅：“心游天地外，意在有无间”。这样一种“万有相通”“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是他的精神品格和人生境界的生动体现。这种知行合一的人格风范，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每一位和他有过交集的人。

张先生是一位享誉学界的哲学教育家。作为“老师”的张先生始终兢兢业业，诲人不倦，赢得了一代代学子的广泛赞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卓有成就的哲学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以80岁高龄为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课，同名著作更是成为了很多大学哲学系的指定教材或参考书，荣获思勉原创奖。张先生的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学生更是遍及海内外。鉴于为我国哲学（美学）研究和教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张先生于2013年获授“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2017年，北京大学设立“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并于同年12月26日举行颁奖仪式。

2017年颁发的首届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颁给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哲学家陈来和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美学家朱良志两位知名学者。张世英先生在颁奖致辞中表示，将哲学、美学与基金、金融联结在一起，是将最高远和最底层的需求相结合的创举，对于体会人生的意义很有启发。他说，今天，我们既要有发展经济的现实追求，又要有“仰望星空”的精神追求，将这样的理念传播于社会，是这个奖项设立的意义所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指出，希望以首次颁奖为契机，发挥基金和奖项的引领作用，促进北大乃至全国的美学哲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北京大学基金会秘书长李宇宁表示，两位获奖教授实至名归，他们思想深邃、德艺双馨，在全国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各自领域的学界领军人物。

第二届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于2019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颁发，来自五所大学的五位学者获得这一殊荣。获得本次美学哲学学术成就奖的两位学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荣和南京大学教授周宪。首次颁发的青年学者奖得主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卜天。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评委会主任叶朗教授说，获学术成就奖的杨国荣、周宪两位教授，思想深邃，著作等身，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三位年轻获奖人，也是青年科研拔尖人才。他们获得这个奖励实至名归，也彰显了张世英美学哲学奖的专业性、包容性和开放性。

据了解，“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由中国泛海公益基金会于2016年9月捐赠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是我国哲学、美学领域首次设立的专项学术奖励基金，面向全球以华语著述的学者。基金共设两个奖项，一是“美学哲学学术成就奖”，每年奖励两位分别从事美学（包括艺术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学者，每人奖励人民币50万元。二是“美学哲学青年学者奖”，每年奖励三位从事美学哲学研究的学者。两年来，这一奖项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为推动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起到积极助益。

《张世英回忆录》中有许多关于1941年秋到1946年在西南联大师从名家的生动回忆。西南联大就是万神庙，哲学系各有风格：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能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跟贺麟修学黑格尔，和金岳霖研习分析哲学，聆听汤用彤的魏晋玄学和道家哲学，很精彩也很过瘾！

张世英回忆到，我很早就在想遥远的事情，它们常常不切实际，“我要改变世界”的想法一直盘亘在脑海。进西南联大，选了经济系，是因为不满意国民党，才改变学理科的志愿，以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道。可上了一学期，都是具体的算账和生意经，和我的预期相距甚远。于是，我转到了社会学系，老师布置去妓院调查，又让我很失望。

那年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公共课《哲学概论》，我被吸引了，尤其是他讲述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暗合了我的理想。所以，第二学年，我就转到了哲学系，思辨玄想，这正是我所喜欢的专业，我选对了，再也没有后悔过。

我的高中同学、也是经济系同学问我学些什么？我说：“桌子被感知时才是桌子。”他吃惊地说：“怪不得哲学系出疯子，你要小心啊！”

张世英谈到，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健在的并不多了。我知道的有物理学系杨振宁、外文系许渊冲。当时，我们住在同一排寝室。杨振宁小我一岁，因为我们文理科很少交流，寝室、图书馆都很简陋，我一般都去云林街上泡茶馆读原著，当时并不认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西南联大数学系的系主任，当时学生对他颇有微词，可是杨振宁的数学天赋是闻名于西南联大的。有时他走过，大家都会在背后用羡慕和好奇的口吻议论，“这就是杨武之生下的天才”。

2016年，在一个美学座谈会上，我碰到了杨振宁，还坐在一起，我对他说：“我很早就认识你，你是个天才。”我发言完就走了，会后有人转述，杨振宁评价我：这是个搞哲学的专家。

张世英先生的人生和学术体现了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

张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张先生说过，他在西南联大，开始在经济系，后转入社会系，因为听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感到比起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最能触及人的灵魂，同时，他还发现，哲学才最适合他从小就爱沉思默想的性格，因此他就转入哲学系，从此走上一生研究哲学的道路。张先生说，他的学问是他内心的一种表现，“自己心里好像有泉水要涌出来”。张先生的话，使我想起熊十力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对做学问的论述。

熊十力先生说过：“为人不易，为学实难。”就是说，做人不容易，做学问也不容易。熊先生的学生牟宗三先生有一个演讲，对熊先生这两句话做了解释和发挥。牟先生说，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学问你都可以做的，这个学问必须进到你的生命的核心里面去，不是自己的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没有真学问出现。牟宗三先生这番话使我想起我们北大的很多前辈学者，他们到了晚年，八十多、九十多的高龄，他们的生命力、创造力依旧十分旺盛。

张世英先生继承了北大这些前辈学者的传统。张先生最初是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有许多这方面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先生逐渐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在中西会通的基础上，又对哲学基本理论进行研究，出版了《天人之际》《进入澄明之境》《哲学导论》《境界与文化》《美在自由》《觉醒的历程》《不同而相通》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张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特别是在哲学基本理论和美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区域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想法。在哲学基本理论和美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区域提出新的概念和新的想法，这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困难的。

张先生这些原创性观点是在会通中西哲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接着讲”。冯先生说，哲学史家是“照着讲”，哲学家是“接着讲”。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不一定“接着讲”，人文学科一定要“接着讲”。“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是发展，是扬弃，是飞跃。对人文学科来说，“接着讲”才可能有原创性。当然，“接着讲”，还要思想解放，要敢于突破旧说，才能有原创性。思想解放我们天天说，但真正思想解放，敢于突破旧说，并不容易，这需要理论勇气。张先生的著作的原创性，是融会西方哲学的成果，同时表现出极其可贵的理论勇气。

张先生说，他虽然身体疲惫，但他胸中仍然波涛汹涌，万马奔腾。张先生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依然十分旺盛。同冯友兰先生、朱光潜先生一样，张先生也是“欲罢不能”。这说明做学问是张先生的生命所在，张先生的学问已经进入他生命的核心里面。

叶朗先生说，北京大学有许多大家熟悉的大学者，张世英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我个人深受张先生的思想和著作的启发。启发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张先生对超越主客二分的“万物一体”的哲学阐述，这对于我们突破美学研究的旧的思维模式，对审美活动（美和美感）获得一个新的理解有重大的启发。二是对人生境界的论述。人生境界的学说是冯友兰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冯先生说，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就是人生境界的学说。张先生从冯友兰的哲学思想接着讲，把哲学定性为提高人生境界的学问。我非常赞同冯先生、张先生的说法。我研究的是美学，我认为审美活动可以从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但审美活动对人生的意义最终归结起来是提高人的人生境界。我的《美在意象》一书的最后一章就是讲人生境界。这是受冯先生、张先生的启发。三是美感的神圣性的思想。张世英先生在《境界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美感的神圣性”这个美学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集中体现了张先生本人的人生追求。张先生指出，讨论“美感的神圣性”的意义，就在于赋予人世以神圣性。基督教的美指向上帝，我们的美指向人生。美除了应讲究感性形象和形式之外，还具有更深层的内蕴。这内蕴的根本是在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中，感受人生的最高的意义，从而有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美感神圣性的思想，指向人生的根本意义问题，向人们揭示了心灵世界不断提升的道路。一个有着高远的精神追求的人，必然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神圣的价值存在。他们追求人生的这种神圣价值并且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分享这种神圣性。正是这种信念和追求，使他们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发出对宇宙人生无限的爱。

我们从张先生的人生和著作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对高远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张先生的书是他的最深心灵的呈现。我们读张先生的书，不单纯是读到文字，而且是读到张先生的人格性情，心灵节奏，生命情调。张先生的书有一种从他心灵深处发出的光芒。这是一种精神的光芒，一种对高远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种精神追求，给人生注入了一种严肃性和神圣性。

张世英先生谈到一流大学的气象，主要是两点，一是要有大师，二是要有学派。

张世英先生曾经说，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汤用彤先生、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四个人在台上一站，气象就不一样了。这个气象，就这几位先生来说，是大师的气象，就西南联大这所大学来说，是一流大学的气象。

张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经常说到北大的“大家气象”。

张先生提到，汤用彤先生常说：“笛卡儿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张先生说，汤先生不仅做学问有“大家气象”，其为人雍容大度，笑颜常开，也有“大家气象”。张先生又说，北大从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到汤用彤，都有“大家气象”，作为一校之长，确能代表北京大学的学风和文风，北大因他们的名字而生辉，我们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大家气象”。

张先生的话启示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流的学者，要有真正的大师。当年的蔡元培先生、汤用彤先生、冯友兰先生正是这样的大师，我想，张世英先生也是这样的大师。

张先生认为，一流大学还要有学派。张先生说，一流大学的“大家气象”，还体现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派。张先生说：“北大现在最缺乏的是学派的建立。如果北大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学派林立，那才真具有‘大校风采’和‘大家气象’哩！”

任何一场大大小小的学术争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或者说，都会分成若干派。但这还不是学派。学派也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一个学科中学派的形成，有几个基本的标志：一要有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二要形成独特的治学风格；三要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四要有一支优秀的学术队伍。一个在历史上发生过积极影响的有生命力的学派，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中外学术史告诉我们，学派的出现，显示出理论的原创性；学派的出现，有助于形成真正的百家争鸣；学派的出现，有助于推进学术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21世纪是中华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华文化的复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大学者，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要有体现学术原创性的学派，要有一批反映时代精神的学术经典、艺术经典、文化经典。19世纪的俄国文化界正因为有一大批大学者、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所以至今令我们向往。21世纪的中国，也必定会涌现一大批大学者、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成为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世英文集》的出版，特别值得我们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重视，特别值得庆贺。

《我和我们——关于自我和个性的一点哲学思考》、《西方现代绘画的哲学思考》

张先生系统研究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几乎所有部分。他认为，黑格尔的全部哲学体系的最高峰是他的精神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精神哲学部分应比他的逻辑学部分受到更大的重视。黑格尔哲学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又蕴涵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思想。他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都是中国较早系统论述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这两个部分的专著。

自80年代始，张世英先生有感于国内学术界对“主体性”讨论时概念不清，对西方现当代哲学进行了深入探讨，根据对西方哲学的整体理解，张世英先生认同西方哲学大体经历三次革命的观点。第一次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转向，即从具体事物中寻找事物之根源转向到在人的“心灵世界”即“理念”中寻找根源，从而开启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先河。第二次是笛卡儿所开创的以“主客二分”和“心物二元”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而第三次即胡塞儿所代表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其特征是主客融合或超越主客关系。而对于中国哲学，张先生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导思想。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中，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缺乏主客二分的思想和主体性原则，基本上是以前主体性或前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为原则的哲学。而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思想家们主张向西方学习，直至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都可以看作是对西方近代哲学中主体性原则的探求。

在《进入澄明之境》一书中，张先生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已摈弃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现实世界的漠视，从抽象虚幻的概念世界重新转向可以触摸的人的生活世界。但这种转向并不是主张停留于当前在场的东西中，而是要求超越当前，只不过不是超越到抽象的永恒的世界当中，而是其背后的未出场的东西，而这种不在场亦是真实的。此时哲学的最高任务不是达到同一性或相同性，而是把在场和不在场，显现和隐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种融合的整体亦即达到了天地万物之相通相融。此时的天地万物回复到了无尽整体之本然，从无限的整体的视角看待有限的存在者（包括自我），而不执著于当前的有限之物，达到一种融当前的东西与无尽的未出场的东西为一体的境界。张世英先生在他的《哲学导论》中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地对整体性哲学进行详细地构架。通过两种在世结构，人—世界和主体—客体，来揭示哲学史上的本体论的建构特点，并通过这种在世结构的分析，对精神发展的阶段 、真理观作一种结构性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张先生认为此时的“万物一体”是真 、善 、美的统一体。在万物一体的普遍联系中才能把握真，而只有超越主客关系才能达到物我两忘的美，而万物一体的审美意识使人有“民胞物与”的责任感和同类感即是善。而这种意在突破传统 、超越现实 、展望未来的整体性哲学被张先生作为“希望的哲学”。

2023年5月20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张世英书院正式揭牌。

改革开放之后，张先生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国际哲学舞台，应邀参加了众多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也曾邀请多位国外著名哲学家来华交流。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巴迪欧将张先生关于黑格尔的著作介绍到了法国；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马尔夸特、瑞士著名哲学家格洛伊等人均与张先生有深入的学术交流，并对张先生做出过很高的评价。

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称他为“中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

格洛伊教授在德国权威杂志《哲学研究杂志》撰文称：张世英教授“在西方广为人知。在中国，他是享有盛名的哲学家”。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彼得·巴腾教授在《东西方哲学》杂志撰文称：“中国人对辩证逻辑的探讨清楚地表明，就方法而言，我们起码必须认真学习张世英对黑格尔的解读，让他带领我们领会（他所理解的）黑格尔。做出这些努力之前，我们几乎没有权利评判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2018年8月，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举行，德高望重的张先生获聘大会学术委员会荣誉委员，并受邀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做一个诗意的自由人”的主旨演讲，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张世英先生的心中，既有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关注，也有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深切牵挂。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他既善于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看中国，又能够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看世界。他的“万有相通”的哲学观，为面临严重危机的全球化潮流提供了一种应对的形而上学基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基础。张世英的哲学思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2020年9月10日10时49分，张世英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逝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