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威廉重视对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他写作的关于歌德与中国（如《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歌德为开元宫人续诗》，见于《文艺报》1992年10月24日第6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版1992年第4期）、席勒与中国（《略谈席勒对于中国的了解》，刊于《雨花》1963年第1期）、考察比较中国元明戏曲在德国翻译流播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在中国德语学术界都有着较大的影响。我读他的这些论文，体会到他研究中德文学关系也有早年的师承因素在。他在北大德文系学习时，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洪涛生等就在此任教，卫礼贤当时就做过《歌德与中国》的学术报告，洪涛生后来更是翻译了不少元明的戏曲，如《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之类。他的老友、解放后在南京大学的同事陈铨教授则写作有蜚声于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中德文学研究》（此书系陈铨1933年在德国基尔大学的博士论文的中文改译本）一书。这些威廉先生都在论文里标举，里面寄托了兼怀师友的深意。有意思的是他的学生杨武能则以翻译研究歌德和撰写中德文学关系方面的论著（如中文本《歌德与中国》和德文专著《歌德在中国》）赢得了国际的声誉。

张威廉还以翻译民主德国文学，尤其是以翻译著名的工人作家威利·布莱德尔 （Willi Bredel）的作品著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就翻译了布莱德尔的堪称长河小说的《亲戚朋友三部曲》：《父亲们》（1958，上海新文艺， 1984，上海译文）、《儿子们》(1956，上海新文艺，1958，1984年上海译文新1版)、《孙子们》(1958，新文艺，1984，上海译文新1版)，《一个德国兵的遗嘱》（1953）、《五十天》（德汉对照1960，商务）、《沉默的村庄》（德汉对照，1959，商务）、长篇小说《新的一章》（1988，上海译文）和《布莱德尔小说选集》（1958，作家出版社）。张威廉对布莱德尔的翻译前后持续达四十年之久，这种对一个重要作家持续的兴趣和坚忍不拔的译介在现今的文学翻译界是较罕见的。因此他翻译德国作家布莱德尔的另一重要意义体现在他丰厚的独立的译品对今天浮躁的译界的启示：翻译家需要大的韧性和对一个作家的持久的热爱。张威廉写作的关于布莱德尔的学术论文为作者家乡的档案馆珍藏。此外，在译介民主德国文学方面，张威廉在五十年代还与林疑今合译了德国著名作家安娜·西格斯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说《第七个十字架》（1953，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

张威廉还重视将德国童话作品译介到中国。他选译有施瓦布《德国民间传奇》（1992，江苏少年儿童）、翻译有《豪夫童话》（1988，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再版。收豪夫童话7篇，其中的《仙鹤国王》最早出版于1955年）、《格林童话》（与魏以新合译，1997，少年儿童）。他翻译的德国著名浪漫派作家霍夫曼中篇小说《封·丝蔻黛莉小姐》（1981，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丛刊第三册，后收入与韩世钟合译的《霍夫曼小说选》，1988，上海译文）也颇为同仁称道。

以其在中德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张威廉教授先后荣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颁发的“ 歌德奖章”（1984年）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授予的“大十字勋章”（1988年）。为纪念他的百岁诞辰，在南京他的学生们以召开德语语言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传统的方式来纪念他，这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我们注意到大会纪念论文集 - 由华宗德、孔德明主编的《日耳曼学研究》已经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前联邦德国驻沪总领事特奥多为张威廉教授带上“大十字勋章”

张威廉，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童年在家里延师读完了四书、《诗经》、《左传》后，进了当地的小学。1914年，高小毕业，他便负?上海，考入当时德国人在法租界设立的同济医工学校。该校的学制是医科五年，工科四年，预科亦即德语学校四年。德语学校课程相当于当时的四年制中学。除中文外，数、理、化、史、地、动植物以至图画、体操都由德国教师担任。这样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为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张先生打下了坚实的德语基础。但这四年学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有一天，法租界当局突然派安南兵包围学校，限令全体师生当日离校，学校停课。幸亏不久经上海一些知名人士设法将全部师生迁入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旧址继续上课。但大战将近结束时，英国迫使北洋政府遣送德侨，同济教师，一个不留。学校由华人组织的董事会接办，这就是今天同济大学的前身。这时张先生恰好读完德语学校四年毕业，证书还是德国校长签发的。张先生原想升入工科学习土木工程，但看到当时教师都是由留德毕业生担任，便辍学谋生。当时遣送德侨事务是由内务部主管的，常有德侨前往或书面申请免遣，需要懂德语的人员。张先生便经人介绍去部里当了译员。

大战结束，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德国聘来欧尔克教授，在新设的德国文学系主讲，招收有德语基础、能直接听讲的学生。张先生便考入北大，成为该系首届学生，参加了上课不久就发生的“五四运动”。该系除欧尔克教授主讲的日尔曼语言文学史、德语文学外，还有若干必修课，如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史、欧洲文学史、科学方法论等。选修课张先生选的是词学、诸子百家、国际公法等。第二外语张先生选的是法语，因为他在高小时已学过一点英语。蔡元培先生的美学讲座也给张先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北大四年学习期间，张先生还曾由欧尔克教授介绍，在德国驻华公使馆当博邺公使的私人翻译，给罗德参赞授汉语。他在课余之暇，从金拱北、余越园两名画师习山水画，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从瑞士画师盖茨学习油画。北大毕业时，欧尔克教授留张先生当助教，并称蔡校长出国前已留过话，意甚恳切。张先生因母病辞却未就，匆匆返苏。但他后来为生活所迫，还是去了北京，先后在北京及天津西门子电机厂技术室工作了近10年，给该厂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该厂又来华营业，为表示不忘当年的同事，北京南京两公司都赠送了他冰箱、电话机等礼物，德国总裁还到他寓所来访问过。

张威廉在那段时间里，虽天天和几位德国工程师打交道，但并没有放弃本行工作，曾翻译出版过施笃谟的小说《灵魂》、《德国文学史大纲》、《近代名小说述略》、《歌德名诗选》等书。

张威廉的德语教学工作是从1933年开始的。那时国民政府已迁都南京，在前清已经设立的陆军大学校也随着南迁，校长杨杰聘请他去任德语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先生随校先迁长沙、遵义，最后到重庆郊区。这时南京的中央大学也迁到了重庆沙坪坝。1943年，中大文学院邀张先生去兼课，任外文系德语副教授，聘书上写的是张威廉。从此他就一直沿用此名。我以为这是德人名的译音。但他说，这出自明代年?富　恭定公的《官箴》。《官箴》全文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抗战胜利后，陆大准备迁台湾，张先生便于1946年随中大复员轮回南京。1947年中大外文系成立全国最早的德语专业。建国后，中大更名为南京大学，张先生从此一直在此任教。他于1963年底升为教授，当过教研室主任，曾到广州、重庆、西安、杭州、上海等地院校讲过学。1987年1月退休。其间于1951年参加过皖北土改，于1956年加入民主同盟。1981年应邀赴原民主德国洪堡大学讲学，由该校赠予洪堡纪念章。1984年由民主德国古典文学研究机构总局赠予“歌德奖章”。为表彰其在中德文化交流中作出的突出贡献，1988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授予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勋章”。

此外，张威廉还担任过国家教委文科及理工科公共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名誉理事、中国作协会员、江苏作协理事、江苏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德语教学译述60载硕果累累

以语法为纲的德语教学

张威廉学德语是从直接法开始，德国教师不讲语法。他当时深感“囫囵吞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痛苦。所以后来他在教德语时，十分重视把语法讲清楚。他说：直接法在国内不能真正做到，只是事倍功半，学一句，懂一句。讲语法，能学一句，拿来活用，化为十句。语法比较繁琐的德语尤其如此。譬如极简单的一句“早晨好?”英、法、德语都同样只用两个词。但德语其中一个词就要变格。所以从前有位瑞士诗人说：德语像森林，里面没有大道，却有无数小径，走进去不到五分钟就会迷失方向。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更夸大其辞说：学英语只需三十小时，学法语要三十天，学德语要三十年。都无非是形容它的语法复杂。

但是张威廉并不否定直接教学法。他常常提到《孟子》里这样一段话：“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知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这段话是说，学外语，要从外国人学。但在国内，一个外国人教，许多本国人和他讲本国话，这外语是学不好的。如果到外国热闹的地方去住上几年。那么他回来就连本国话也不会讲了。张威廉赴柏林讲学的时候，就引用了这段话，指出中国最早的一位外语教育家、生在公元前三百多年的孟子就说过，学外语要由外国人教，而且最好是到外国去学。那时中国和原民主德国的文化交流，由于批修而一度冷落，所以张威廉访德时，就自己负担起了促进两国交换师生和德国派专家来华的使命。

张威廉在南大，从公共外语到专业德语课，教学几十年，诲人不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德语工作者，可说是桃李满天下。有不少德语教授是他的学生或再传弟子。张先生堪称德语界的一代宗师。他主编过《德语常用词用法》、《德语语法》和《德语文学》三部大词典。在95岁高龄时，还修订他在1983年出版的《德语自学读本》，更名为《新编德语自学》。德国汉学家贾腾博士曾在报纸上指出，该书的语法部分即使德语国家的人，也值得一读。

翻译不但要选题 还要选人

张威廉还是德语界一位高产的翻译家。他在教学和编写教材的同时，翻译了不少德国十八、十九世纪和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估计约在200万字以上，其中以席勒的戏剧和原民主德国反法西斯的工人作家威利·布莱德尔的小说占大部分。他说，他翻译不但着重选题，还着重选人。选题是除了名著之外，要有教育意义的；选人则要这作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在18世纪诗人中，他最景仰席勒。1995年四川外语学院为纪念席勒诞生225年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张先生曾作过一个德语报告《席勒的为人和他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提出席勒耿介的性格、诚挚的友谊、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和精勤不息的治学和工作精神。他说席勒在短短的四十年生命中，有两个凶狠的敌人，一个是对他非常苛刻的领主欧根公爵，一个是和他纠缠不休的病魔。但席勒有一天看到公爵出殡时说：“唉，我有许多地方要感谢他呢?”他也曾同样地说过：“病痛有时也可能是有益的，我有许多地方要感谢它。”这是何等旷达的胸襟?领主的压迫，使席勒的作品更具反抗精神，而病魔促使席勒更加珍惜时间、努力写作。张先生译了他的两部名剧《威廉·退尔》和《唐·卡洛斯》之外，还译了他为千百年来受尽压迫的中国妇女鸣不平的《杜兰朵》，一部以中国公主为主角的悲喜剧。该剧曾由南京越剧团编成越剧搬上舞台。本来还想去德国演出，未果，但法兰克福报上已刊登了一张剧照。威利·布莱德尔是个正直质朴的工人作家。张先生译了他大部分作品，如《父亲们》、《儿子们》、《孙子们》三部曲，长篇小说《新的一章》，《布莱德尔小说选》，其中的《五十天》和《沉默的村庄》两篇还曾出版过德汉对照读物。布莱德尔曾于1955年来华，在南京和张先生会晤，两人一见如故，书信往来不绝，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张先生曾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过《威利·布莱德尔作品的风格特征和社会意义》。它的德译本陈列在柏林布莱德尔纪念馆。布莱德尔曾两度邀请张先生访德，都因故未能成行。他60寿庆时，张威廉寄去“三部曲”精装本一套。他回信说：“这是我收到的最喜欢和最引以自豪的寿礼。”张威廉80年代访德时，布莱德尔早已去世，张老探望了他的夫人。她赠张先生布莱德尔的遗著《新一章》续集和三集等书。除席勒和布莱德尔两作家外，还译过《德国名诗100首》、《豪夫童话》、《格林童话》，反法西斯作家安娜·西格西的《第七个十字架》和《第一步》等。

张威廉曾发表过《怎样提高我们文学翻译的质量》一文，受到国内普遍重视。他说：一个翻译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要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对作者对读者负责。他又说：翻译工作者第一要虚心，这是弥补业务水平不足的最好办法。第二要多思考，这是避免错误的最重要的手段。第三要经常处在读者的地位多想想，译文是否通顺达意，读者是否看得懂，会不会产生误解。他对德汉翻译曾有过一个“风筝喻”：译文好比风筝，原文好比执风筝的手。风筝离手愈远愈妙，但是不能脱离线。线比喻原文的情节和思想内容。因为中德文距离太远了，译文必须远远摆脱原文的表达方式。他主张译文要“信、达、顺”。他说严复用文言译议论文，所以要求译文“信、达、雅”。语言，怎么能求其雅呢?他在《从德译元曲谈到元曲翻译》一文里指出了《西厢记》、《牡丹亭》、《还魂记》等几部德译本中许多误译和误解的地方。他说：“这样做不但是我应尽的责任，对国外的汉学研究和研究者也不无裨益。”他告诫说：“不要因为读过这些译本便认为已经认识了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要领略它们的全部精彩，在等值的翻译出世之前，只有读它们的原文”。他认为德汉语不像德英、德法等语同属印欧语系，可以有所谓“等值翻译”。中国文学，尤其是韵文作品，未必能有外语的等值译本。他对德语教学很重视中德互译一门功课，主张“听”、“说”、“读”、“写”四会之外，还必须加上“译”。为进一步促进和发展德汉翻译事业，他曾将稿费所得10000元捐献给南大德语专业，作为“翻译奖”基金。

德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先行者

张威廉在南大学报和其他学报、报刊上发表的文字，就其内容可主要分为德国文学、语言语法、德汉互译三方面。文学方面大都是结合翻译写成的。如他曾选译过海涅的《论浪漫派》，载在《海涅散文选》一书中，他就写了《海涅〈论浪漫派〉的现实主义成就》。译席勒的剧本，写了《席勒〈威廉·退尔〉的现实主义成就》、《席勒，他的为人和对中国的了解》。关于布莱德尔，上面已经提到过。在他的《亨利·克莱斯特散文的风格和语言特征》一文里，他指出它和莱辛在《拉奥孔》中所要求的暗合，是一个从前还未提到的创见。此外，他在关于语言、语法方面的论文如《德语语气小品词》、《德语自由第三格及其汉译刍议》、《现代德语的特征和演变趋向》、《从wenn－wuerdr说到wuerdee的用法》等也都是在当时国内最早提出的问题。这些文字常常启发国内研究生作为写论文的选题。

1992年，90高龄的张老为纪念歌德逝世160周年，发表了《歌德为开元宫人续诗》一文，是歌德其人传到中国以来尚未被提到过的一个故事，为中德文化交流史提供了新鲜资料。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德语界，有“北冯南张”的说法。冯指的是北京的诗人、学者、翻译家冯至，张则指的是现今还健在的百岁老人南京大学的张威廉教授。他们都是中国德语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科研领域德高望重的前辈，现今活跃在中国大江南北的中老年德语文学专家鲜有不是出自他们两位门下的。实际上，他们两人也是师出同门，都是蔡元培掌校时创办的国立北京大学德文系的早期毕业生。

美好的桑榆晚景

张威廉与相濡以沫的妻子雷传洛

张威廉虽已98岁高龄，身体却非常健康，精神矍铄，思维敏捷。问他养生之道，他笑着说：“我只不过力戒贪嗔，不沾烟酒，知足常乐。”的确，他为人豁达乐观，忠厚谦和，对名利淡泊。如张老曾当了很长时间副教授，从未提出过加薪升级要求。他经常素食，曾编有一册《素食的好处》送人。他喜欢登临旅游，可能时就带着夫人同往，曾三次同登泰山绝顶。他曾练过太极拳。这些大概都是他健康长寿的因素吧。

张夫人雷传洛小他两岁，也是苏州人。早年父母双亡，由祖父母抚养长大。她虽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仅受过小学教育，但奉侍翁姑，教育子女，勤俭持家。子女幼时的衣着，大都是她自制。丈夫衣衫破了，也由她来补缀，是张先生一个名副其实的贤内助。抗日军兴，张先生随陆大西迁时，她因侍奉生病的婆母留在苏州。后来独自携一家老小避难，备尝艰苦。后经吴江、吴兴、莫干山等地，辗转到达上海，才得和其他家人亲友相聚。一年后，她携一女随友人经香港、安南到达遵义和张老团聚。所以今天张老总是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情对待这位贤淑的老伴。

在江苏省民政厅等20多个单位举办的“庆祝国际老人节、迎接2000年”的活动中，张、雷这对经过78个春秋的伉俪获得了“模范金婚夫妇”的称号。他们有一子、四女、两孙和一个上小学的曾孙，四世同堂。他们和两个女儿同住在苏浙楼，其他子女、孙辈除在国外者，经常轮流来南京探望。二老在其乐融融的家庭里，过着幸福的日子。

子女回忆

重要事件：

父亲吴朗西大概是1952年下半年认识威廉先生的。当时父亲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的编辑出版工作。主编文生社出版的《译文丛书》。由于父亲对德国文 学的偏爱，同时出于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的关心，在他主持下，又主编了《民主德 国文艺译丛》，其中包括《五十天》------勃莱特尔著，张威廉译1953年3月出版；《第一步》------安娜西格斯著，微庐译，1953年4月出版；《父亲们》------勃莱特尔著，张威廉，1954年2月出版；《一个人和他的名字》------安娜西格斯著，廖尚果译，1953年12月 出版。从此张先生的德文译稿主要由父亲工作的出版社出版，他们的交往也就开始了。父亲1904年10月出生于四川开县。1921年赴上海就读私立澄衷中学、吴凇中国公学，1923 年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在北大英文系旁听。1925年赴日本勤工俭学，次年考入东京上智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歌德研究是主课，因无经济来源，生活异常窘迫，连学费也拖欠。1927年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取四川省留日庚子赔款公费生后，生活有了改善，学习得以继续。

在学习期间，父亲用英文翻译了两本苏联文学作品。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父 亲激于爱国抗日热情，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庚款及唾手可得的毕业文凭，义无返顾地辍学返 回上海。返上海后，工作却无着落，靠译稿为生，后又去福建泉州平明中学当了一年半的教师。1934年经母亲介绍，参加了大舅柳溥庆主持的《美术生活》杂志社工作。从此，父亲开始了自己的编辑生涯。以后他创办了《漫画生活》杂志。后于1935年与友人伍禅（陆少懿）、郭安仁（尼丽）、母亲（柳静）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不久邀请了在日本的友人巴金回上海负责编辑事务。文生社在草创时期得到鲁迅和茅盾等前辈的大力支持。鲁迅和茅盾都把他们创作的小说和 翻译稿交给父亲出版。父亲称得上为鲁迅晚年最信任的出版家。文化生活出版社自1935年 创办到1954年，合营并入新文艺出版社的二十年里，共出版了二十套丛书，大致计有：《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季丛书》、《译文丛书》、《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水墨丛书》、《而聪小书》、《翻译小文库》、《现代日本文学丛刊》、《民主德国文艺译丛》、《戏剧集》、《青年读物丛刊》、《少年读物小丛刊》、《少年科学丛书》、《现代科学小丛书》、《生物丛书》、 《战时经济丛书》、《综合史地丛书》等。张先生翻译的勃莱特尔的《五十天》是一部中篇报告文学，讲的是民主德国图林根州的一 个村庄，由于山洪爆发遭受严重损失。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工人、农民、青年们团结一致，经过共同奋斗五十天重建了家园。记得父亲在校阅译稿后说，这对我国农村的生产建设也有样板的借鉴意义，张先生的译文十分流畅。后来关于父亲怎样与张先生商量，同意由张先生翻译勃莱特尔的代表著《亲戚和朋友们》三部曲的具体状况，我不十分清楚。这三部曲即《父亲们》、《儿子们》、《孙子们》，它是反映德国工人阶级斗争史的工人阶级家庭小说。作者塑造出一个家庭的亲戚和朋友们的各种命运，典型地反映了三个时代德国工人运动的真实写照，堪称是一部德国工人运动的史诗。在民主德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宝库中都具有相当影响。

1954年7月，文生社并入新文艺出版社，实行公私合营；后又并入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张威廉翻译的《儿子们》、《孙子们》后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张威廉翻译的勃莱特尔的三部曲将代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参加德国举办的国际图书展展出。当时还特别出了精装本，书里刊登了勃莱特尔和家人的照片。

张威廉毕生作出的成就和贡献得到中国政府的肯定，也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肯定和表彰。这是张威廉应得的荣誉。

南京大学德语专业的教学质量全国闻名。老教授张威廉先生是唯一同时获得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和民主德国赫尔德勋章的中国学者。在他和老一辈教师的传帮带下，专业教师有强烈的责任心、敬业精神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南京大学德语专业学生在历届的全国高等学校专业德语基础阶段水平测试中名列前茅。迄今为止，德语专业荣誉。自1982年德语专业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以来，已招收十多届30多名学生，授予硕士学位25人。本专业培养的研究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和赞扬。其中有7名在联邦德国取得博士学位。

张威廉与德国历史上的几位大皇帝同名，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德国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译介工作，极易被人想象成一个洋派十足的教授先生，实际呢，却是一位尽管博学却平易近人的典型中国老学者。在我的记忆里，老师总是一身中山装加布鞋，言谈举止文质彬彬，朴实无华；要形容他的整个风貌气度，最恰当莫过于儒雅二字。可就是这样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老学人，以自己非凡而实在的成就，赢得了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伟大民族的敬重，先后获得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颁发的歌德奖章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授予的总统十大字勋章。

说到张威廉老师的成就，人们自然首先想到他是当今译坛的一位巨匠，并列举出诸如维利·布莱德尔的《亲戚的朋友》三部曲、席勒的《威廉·退尔》和《德国名诗一百首》等影响广泛的译品来。其实，老师的著译远远不只这些，他还编纂和审定了大量的教材、工具书和语言学书籍，还翻译过歌德、霍夫曼、格林、豪夫、施笃姆等名字的不少名著。记得前些年我在研究歌德与中国的关系时，发现一本1933年版的《歌德名诗选》和一部1936年版的《德国文学史大纲》，都出自一位张传普之手，可怎么也弄不清楚这位前辈同行为何许人。后来偶然问到老师，只见他不动声色地莞尔一笑，答曰：“嘿嘿，张传普就是我。”

毫不夸张地讲，张威廉老师早已著译等身。但尽管如此，我却认为，这只是他对祖国文化建设贡献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也许更加重要的方面是：他半个多世纪一直做着诲人不倦的教师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德语工作者。老师虽然始终只任教于南京大学，但是谁不知道，我国的德语教学主要有两大源流，即北京的北大和南京的南大（原中央大学），现今二十多个大学的德语专业很少不是从它们衍生出来的。因此，年逾九十的张威廉教授堪称德语界的一大宗师，在中国的各条战线乃至世界的许多角落都不乏他的徒子徒孙，而且中间没少出卓有建树的教授、学者、翻译家、外交家和名记者。

嫩柳如烟、桃李竞妍的四月，我趁在南京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在一天清晨赶去叩开了鼓楼附近那座十分熟悉的小楼的院门。其时老师已静坐在他的小书房中，而且碰巧读的正是我新近出版的一本小书《歌德与中国》。一个老学生突然登门，又来自千里之外，自然令他非常高兴。然而我却没法久留，多多聆听老师的教诲。老师坚持要送我一程，因为我实在不肯，他才在大门外和学生依依握别。看见九十高龄的老师仍然思路清晰，行动自如，我深感欣慰，并且想：一个知识分子，最好的养生之道莫过于老师似的潜心学问，仁厚谦和，与世无争吧。

此文章成之时，正值母校南京大学在隆重热烈地庆祝老师的九十华诞。我不能躬逢其盛，只好求东流的大江之水，向龙盘虎踞的石头城，送去一个学生的殷殷感激之情，送去最真诚、最美好的祝愿！

离1992年写成上面这篇短文又八年过去了。这些年来，每当看见挂在客厅里那幅老师在“九十又五”时送给我作“补壁”的水墨山水画，眼前总会出现一对慈眉善目、潜心佛理的老寿星的身影。再过一年多，到2002年5月，母校南大将庆祝建校100周年，也恰逢张威廉老师百岁寿辰，我和同学们现已期盼着那双喜临门的日子到来。

1923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

译著《布莱德尔小说选集》([德]布莱德尔著)、《乡情们》、《儿子们》、《孙子们》、《新的一章》，《威廉·退尔》、《唐·卡路斯》、《杜兰朵》([德]席勒著)，《第一步》、《第七个十字架》([德]安娜·西格斯著)，主编《德语文学词典》等。

曾获1984年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歌德奖章，198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大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