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任中央巡视团成员，到靖边、安边、定边一带开展地方工作。10月至11月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西安事变”后，参与重建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同年12月至1941年6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37年3月至至1938年春兼任西安市委书记。

1941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1942年7月兼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8月兼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

1942年12月至1946年4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

1943年1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12月任关中分区友军工作核心领导成员。

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

7月至8月指挥爷台山反击战。

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0月任西北局秘书长。

1946年1月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4月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6月密赴商洛接应从中原解放区突围到豫鄂陕边境的中原野战军北路部队。

1947年3月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8月任中共榆林地委书记、榆林分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专员。

1948年12月任西北野战军前委民运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主持政治部主编的<群众工作通讯>的创刊发行。

1949年2月任一野政治部副主任，同年11月至1950年5月任一野暨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49年7月至1954年6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1949年8月至1950年3月兼任甘肃军区政委、党委副书记、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

1950年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府副主席。

1950年3月至8月任西北军区第二兵团、甘肃军区副政委，同年8月至1954年9月任甘肃军区政委。

1954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54年7月兼任中科院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4年10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陕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

1955年3月至至1962年5月任陕西省第一、二届政协主席。

1956年9月出席中共八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作大会发言，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60年11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西北局， 张任第二书记，仍是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955年3月、1959年7月，还被选为政协陕西省第一、二 届委员会主席；张德生在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力求从实际出发；在领导陕西“三 大改造”运动中，也比较积极稳妥。

1956年，陕西农业生产获得空前丰收。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斗争和 “大跃进”运动中，陕西的工作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也发生一些失误，但他能及时纠正。三 年困难时期，他和陕西省委顾全大局，调出一些粮食支援外省，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张回陕后曾反复讲，陕西省的工业布局要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 骨干工业和生活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得到毛泽东的赞扬和周恩来的多次肯定。

1960年以后，由他主持的陕西省委，针对工农业方面存在“两长两短”(工业腿长，农业腿短；机械工业腿长，原材料工 业和轻工业腿短)的状况，提出“千方百计加强农业战线”的口号和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措施。1962年， 在渡过暂时困难之后，陕西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排除各种阻力，采取断然措施，坚决调整 和整顿了产供销问题无法解决的工矿企业，减轻了农业负担，保证了骨干工业的巩固和发展。在农业 内部，根据陕西省的自然条件和实际情况，提出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确定陕北地区，要在 粮食自给有余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山货土特产；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要建设成为商品粮棉基地。这 些论点的提出，推动了陕西经济的发展。在“四清”运动中，他对当时的“左”的做法，有所觉察， 曾对一些地委书记说：“给干部作结论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过去有人说陕西地下党是托派、是红旗党，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看法是错误的。”

张宽于待人，严以律己，对自己的错误、缺点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大跃进”运动中一度出现的 “一平二调”、剥夺农民的错误，他作过几次公开检查。对于反右倾斗争中批判错了的同志，他在会 上公开检讨，赔情道歉。

1965年3月4日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56岁。临终时曾留下遗言，将自己的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主要遗文收入《张德生》一书。

张德生（1909～1965），字心余，曾用名张博五、张仲房、老关、张心诚等，陕西省榆林市人。1909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市民家庭。

1926年春，高小毕业，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批参加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第四师范任教，陕西中共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李子洲和革命教育家常汉三相继任校长，教师大多是中共党员，学校建有中共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革命气氛十分浓厚。教师公开讲授社会主义，讲授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学生自由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共主办的刊物，读书会组织学生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发展简史》《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著作。张德生在这里受到了大革命的熏陶，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共青团，投身于中国人民为谋求解放而斗争的行列。

1929年春，中学毕业后受聘于榆林第一初级小学，为共青团区委成员，分工领导设在榆林的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共青团支部工作。11月，因参与领导榆林学生组织纪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活动，而被校方借故解聘。

1930年春，共青团陕北特委调派张德生参加共青团府谷县委工作，受聘于府谷高级小学。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长。10月，出席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召开的扩大会议，传达立三路线和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尚未结束，绥德县城的形势紧张，中共陕北特委遂决定中止会议，立即疏散。张德生、刘澜涛（中共陕北特委秘书长）两人结伴同行，出绥德县城时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关押绥德县政府看守所。出席合龙山会议的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常黎夫，负责这次会议的总交通，加之是第四师范的职员，便于活动，特委指定常黎夫营救张、刘2人。后经进步人士杜斌丞的斡旋，他们2人于1931年2月16日被无罪释放。

4月初，榆林当局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张德生在榆林难以立足，便化装成为母亲扫墓的样子，披麻戴孝，逃出榆林县城，来到宁夏省城找杜润滋，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杜润滋尚在狱中。在宁夏监狱科长王永昌的帮助下，张德生到狱中和杜润滋见面。杜润滋介绍张德生与宁夏师范附小教师兼宁夏《民国日报》编辑、中共党员刘梅村见面。

9月，为了取得职业掩护，张德生以“张博五”为名，在国民党宁夏县党部赈灾委员会当了录事。在此期间，以合法身份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普罗文学，到学校辅导学生排演反帝哑剧，在群众集会上散发反帝传单。两个月后，杜润滋通过关系又为张德生谋得“巡视中卫县民团工作”的差事，实际上是派张德生去中卫联系李天才，去靖远联系李罕言、张东皎，去兰州会见杜斌丞。张德生辞去录事职务，离开宁夏省城到中卫，当时李天才因组织宁安堡护路队兵暴失败而被捕。张德生便转道去甘肃靖远，与国民党王子元部的中共党员李罕言、张东皎取得联系，后又与杜斌丞的机要秘书、中共党员邬逸民取得联系，共同讨论党在宁夏的工作。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张德生仍回宁夏开展兵运工作，并联络陕北张廷芝部，配合王子元部攻取宁夏。

1932年2月，张德生返回宁夏，向狱中的杜润滋和宁夏师范附小刘梅村通报了兰州会议精神，后与刘梅村发展宁夏省财政厅科长何高民为中共党员，然后去陕北安边做张廷芝部队的工作，拟请张部配合靖远水泉兵暴，组建红军游击队，攻取宁夏。张德生到安边后，与张廷芝部中共党员高宜之取得联系，并谋得在安边高小代课的临时职业，后经安边高小教师、地下女中共党员李慧春介绍，与中共陕北特委派到安边工作的梁干臣接上组织关系。张德生联络张廷芝之事未成，与梁干臣一起回宁夏工作。5月，根据当时宁夏党组织已解体的状况，经中共陕北特委同意，张德生、梁干臣、刘梅村、何高民等人协商再次组织成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张德生任书记，共有7名党员。8月，张德生接中共甘宁青特委指示，赴兰州。不久，梁干臣也到兰州。

1933年4月，中共甘宁青特委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甘肃榆中失败，李慕愚、孙作宾、马豫章等中共甘宁青特委领导成员不能在兰州立足，或返回西安，或去宁夏及各地躲避。此时，梁干臣接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主持军委工作，张德生任组织部长，常黎夫任特委秘书长。

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省委常委、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政委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陕西共党沿革”，中共甘宁青特委遭敌破坏。8月上旬，梁干臣和“菜根香”的少掌柜康少农被捕，10月19日遭敌人杀害。国民党特务搜查“菜根香”酱菜园的那天晚上，因张德生住在常黎夫处，才幸免于被捕。之后，张德生、常黎夫离开兰州回陕西。11月，张德生到陕南参加了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工作，任组织部长，亲自领导、重建陕南地区党的组织和工农红军的工作。

1934年8月初，中共陕南特委派张德生携特委《汉南工作报告提纲》，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张德生到上海后，向中央局又写了《汉南工作报告提纲的补充》，对有关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10月，张德生回到陕西，向中共陕南特委成员传达了上海中央局对陕南工作指示。不多日，张德生带着中央文件，由国民党三十八军密探队里的中共党员唐益民秘密护送，到达川北苏区，在旺苍坝受到张国焘接见，并向张国焘汇报了中共陕南党的工作情况。

1935年5月，从中央苏区撤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与从川陕苏区撤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的懋功（今小金）地区。6月下旬，张德生在杂谷脑（又名理蕃，今理县）遇见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当时，党内斗争激烈，张德生身处险境，李维汉将他带出张国焘防区，留在身边做秘密工作。9月初，参加了杨尚昆为队长的陕甘支队先遣队，与贾拓夫等人一道，负责向导及与陕甘边区和陕北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沿途的风土民情及地理特点，为中央红军确定战略目标，顺利到达吴起，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贡献。

1936年6月，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主力在西征中解放了陕西的定边、宁夏的盐池等地区。为加强这里的工作，中共中央派毛泽民、贾拓夫、张德生等人组成中央巡视团，在这些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开展群众工作，支援红军西征。10月，中共三边特委重建，张德生任书记。11月，贾拓夫接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张德生专做陕西、宁夏、绥远边界的少数民族工作。12月25日，重建中共陕西省委，张德生先后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参与主持了省委全面领导工作，在恢复和巩固提高国统区的组织工作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44年秋，根据形势的变化，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中共关中地委开始恢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张德生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写报告，提出要正确对待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党员和干部，正确对待国统区党的工作，加快对国统区来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审查。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7日，张德生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七大正式代表。

7月21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关中分区，侵占了淳耀县爷台山及周围的40多个村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组成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8月8日晚，八路军三八五旅和关中分区开始反击，次日即取得这次反击战的胜利。在这次反击战之前，张德生和警备区的其他军政指挥员一起，指挥关中保安总队、警备第一旅三团及民兵坚持进行抵抗，同国民党激战7日，取得反击战的彻底胜利。8月17日，由张德生主持，习仲勋、汪锋等人参加的中共关中地委会议，对这次反击战进行了总结。9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张德生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长。

1947年3月，蒋介石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3月16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的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张德生调任野战兵团政治部副主任。8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设立榆林分区，张德生任中共榆林地委书记、榆林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为西北野战军攻取榆林做准备。在8月、10月两次攻打榆林的战役中，张德生领导地方党政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后勤工作中给予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8年2月，已经转入战略进攻的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张德生时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参与主持西北野战军发动的西府战役，解放了胡宗南的总兵站宝鸡，击毙国民党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并缴获大量的物资。

1949年2月，张德生任由西北野战军改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7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军区政治委员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6月，张德生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长。10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后，于1955年、1959年相继当选为政协陕西省第一、二届委员会主席。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7月，兼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964年7月，张德生在青岛养病期间发现腹下有一包块。8月，转赴北京医院剖腹探查，确诊为腹腔转移癌，病情已到晚期；1965年3月4日病逝，时年56岁。

张德生去世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各省区召开追悼张德生同志大会的通知》。3月6日，西安各界2000余人集会公祭张德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罗瑞卿、刘澜涛、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了花圈。

刘澜涛、杨尚昆出席追悼会，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代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致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