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蒋介石苦于“追剿”中央红军屡屡失败，又怕活动在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西进贵州同中央红军会合，紧急调集六路纵队11万人，妄图“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张振汉时任第41师师长兼第1纵队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同红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1935年6月，萧克将军指挥的红六军团包围了宣恩县城，武汉行辕电示张振汉率部从驻地来凤北上驰援。这一密电被红六军团截获破译，随即果断决定红六军团的主力和红二军团急行军数十公里赶赴忠堡，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隐蔽设伏打援。

6月12日，第41师以两个旅作为先头，经忠堡向宣恩进发。张振汉率师部和一个直属旅，即少将衔黄伯韬任旅长的第123旅，随后跟进。次日晨，国民党先头部队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开火，将敌行军纵队分割成几段，各个击破、予以全歼。张振汉率师部一到忠堡，四周山上都已被红军占领，师部被压缩在构皮岭的山凹中。占据有利地形的红军发起炮击，第41师师部电台失去联系，参谋长中弹身亡，后随的黄伯韬见势不妙率残部仓皇逃逸，张振汉被红军俘虏。

在忠堡战斗中，敌人被红军包围后，经上级批准，红军电台向敌电台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争取工作。当时，红六军团电台把张振汉的电台呼叫出来（他的呼号是“SA”，早在侦察中搞清），向他发了一份明码电报（敌台在收报前不知这里是红军的电台），大意是:你们已被红军包围，很快就要被消灭，希望你们把电台保护好，交给红军，可受到优待。如你们不这样做，后果自负。战斗结束后，红二、六军团缴获敌人两部电台，不仅机器完好，零件一样不缺，连电台的技术人员（包括队长在内）也一个不少。经说服开导，这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都参加了红军。除赖渊同志在长征途中遭敌机空袭牺牲外，其他多数同志成了我军的通信工作骨干。

两天之内，红军歼灭了国民党第41师4000余人，创造了忠堡大捷，忠堡还耸立着纪念此次大捷的丰碑。

张振汉是炮兵出身，受过军校教育，除了指挥本师兵力，还管辖新3旅、湖北保安师等。张振汉在“进剿”前，扬言“要亲手抓住贺龙”。

他当了俘虏后，被送到红二、六军团指挥部，贺龙亲自给他端了一杯开水，笑问道:“张师长，是你抓我，还是我抓你?”

这时张振汉想起了同样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同样是“围剿”红军的敌纵队司令张辉瓒。当年，在从长沙出发去“围剿”中央红军时，两位张将军还见过面。后来，一个中将，张辉瓒被红军俘获后处死了。另一个中将，张振汉被红军俘虏了。张振汉自认是必死无疑了。

张振汉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任弼时、贺龙、萧克率部俘虏了自己后，决定采取优待政策，争取他为红军服务。红军不但没有杀他，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并请他到红军随营学校当教员。

更让张振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给红军指战员讲课时，萧克、王震等红军高级将领也会到课堂听讲。有人不服地说:“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萧克却批评道:“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作战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军事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

红军过草地时，看护张振汉的战士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得来不易的一点干粮或野菜省给张振汉吃。过去养尊处优的国民党中将，经过在红军队伍中的生活锻炼，也能忍受艰苦了。至此，张振汉真正认识到国共两党军队的根本区别。

他在震惊中惶惑了!他为红军的政策所感动，他为自己的过去而惭愧，他更为红军对他的信任而感到欣幸和鼓舞。他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成为当时红军学校中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

红军在长征途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给了他很好的照顾。红军给他以军团级干部的待遇，给他配了骡子作为坐骑，给他配了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贺老总、任弼时同志、萧克将军把他当作朋友一起谈古论今。张振汉对他的儿子说过，在长征中偶尔有了条件，萧克将军还亲自做（米）粉蒸肉请张振汉吃。张振汉庆幸自己在长征中结识了这样一批红军领导人，并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正义的光芒和民族的希望。

在过玉龙雪山时，坐骑失蹄把他摔到了深深积雪的山凹之中身负重伤，红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手牵着手地接成人链，把他从绝境中拉了上来，把他这个曾经同红军兵戎相见、血肉相拼的国民党将官从死亡中救起。红军以其精神之光和生命之躯把张振汉彻底地从反动的营垒挽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张振汉在其回忆文稿中写道：“最初‘徐源泉接受了我的意见。在红军袭击宣恩后，徐源泉到宣恩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商讨进剿办法。我坚持我的办法，遂决定照我的意见进行。我由宣恩回到来凤，正计划防堵部署，连续接到电令，即向小关之‘匪’进剿。重庆行营深恐红军窜川，催剿甚急。武汉行营及宜昌行辕均认为‘匪军’图穷，趁此良机聚歼之。尤其是宜昌行辕之陈诚电催更急。此时我再分别申述我的意见，武汉行营和宜昌行营均不准。故此而有忠堡之役。”

在这里可以看到，作为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具有仅次于军长徐源泉影响力的“二号人物”，张振汉的战术虽然最初得到了徐源泉的同意，但是由于重庆行营、武汉行营，特别是作为蒋介石最为嫡系之一的宜昌行辕主任陈诚等，对红军战略意图和形势以及战术的错误判断和无知，使张振汉的正确意见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并在分别申述后“均不获准”并被强令出兵，“故此而有此忠堡之役”，终把自己“逼”上了不归路。其心中的“不满和无奈”以及为自己的“辩解”弥散在字里行间。而所有的这些“不满与无奈”，都最终推动了张振汉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与红军“走”得更近了一些，都或多或少在潜意识中滋生了“附逆”的土壤；而当条件具备与成熟时，自然就会真正地发生“叛逆”，没能在被俘之际彻底地“杀身成仁”，并完成其“背叛”，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分道扬镳。

跟随红军长征，张振汉是从失望惶恐，经历了极其尖锐的斗争，而逐渐地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

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犯，为了保存实力，红二、六军团决定突围长征。长征开始前，军团首长找张振汉询问国民党北方兵力部署的情况，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关情报。红军指挥部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参考了张振汉提供的情况，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

1936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咆哮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被国民党军队收缴一空，寻思渡江之策的贺龙派人找到张振汉，问他有何良策。张振汉环视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建议砍竹子扎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议得到贺老总的赞同，即命一部官兵砍竹扎筏，另一部官兵继续到上下游寻找船只。

有关传记中还记述到这样一件事:红军进发到龙山县城，与敌军展开激战，长攻不下。敌人在隘口处设有两座碉堡，枪眼里射出猛烈的机枪火舌，封锁着红军突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不断有冲锋的红军战士牺牲倒下。这时，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只有两发可用的炮弹了。贺老总把炮兵出身的张振汉找来，问他能不能用这两发炮弹把那两座碉堡解决掉。张振汉立即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说:“好了，发炮吧!”红军战士引发，两声巨响，两个敌碉堡应声炸飞，枪声也戛然而止。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振汉作为一位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来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随红军到达延安后，张振汉继续受到党和红军的关怀照顾。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关怀他的生活，还说要争取把他的母亲接过去。张振汉同吴德峰、伍修权、王维舟、李六如等一大批共产党的领导人结成了朋友。同时，他继续为红军的军事教育做工作。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张振汉仍然能够得到特殊照顾，每个月还有光洋（银圆）可拿。

1937年，蒋介石受迫于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压力，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条件。毛泽东主席在枣林接见张振汉，劝他回蒋管区继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反复思考，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安排，带着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安家费”，途经西安返回汉口，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段里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了张振汉离开延安的一幕：“周恩来和其他人请张振汉吃饭，为他送行。周恩来还握着张振汉的手，叮嘱他为抗日奋斗。”

1949年3月，张振汉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从事湖南和平解放工作，参加湖南起义。8月，在长沙迎接湖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张振汉担任过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张振汉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历来以用兵谨慎闻名。1935年6月9日，湖北宣恩战役打响，6月12日，任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的张振汉带领的师部和一个旅被红军包围，经过激战，全军覆灭，纵队司令张振汉被俘。张振汉久与红军为敌，也是贺龙的老对头，自忖此次被俘是死命难逃。当把他带进贺龙指挥部时，他连说“死罪，死罪”，贺龙笑着说:“红军宽待俘虏，将军也不例外，只要放下武器，与人民为友，死罪可免，活罪也可免。”张振汉听了贺龙这番话，目瞪口呆，不知是惊讶还是觉得意外。贺龙接着对张振汉说:“你是学过炮兵的吧?听说你对炮筒这玩意儿还挺通，我们想请你留下来当教员?人才难得，你是个人才嘛!”张振汉不知所措，极力推辞，贺龙告诉他说，人才就是人才，虽然打了败仗，做了俘虏，但这不会减少你的才气。张振汉很受感动，点头同意。张振汉是第一个做了红军俘虏反而留在红军工作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他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振汉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为党和国家做出了贡献。

恩施咸丰的忠堡镇咸丰烈士陵园埋葬了无数牺牲于忠堡战役的革命先烈们。忠堡大捷，取得了红军北进鄂西的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同时，也从此改变了张振汉的一生。与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山腰上，有当地人专门为此立了一块石碑，名为“擒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