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于公然强制猥亵妻子的部分行为，仍应认定为本罪。如丈夫在公共场所强行扒光妻子衣裤的，仍应认定为强制猥亵罪。因为即使在具有夫妻关系的前提下，这种可以使他人有目共睹的行为，明显伤害了其妻子的性的决定权（妻子同意的除外）。对此应当没有疑问。

其次，对于非公然强制猥亵妻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强制猥亵罪。将丈夫强制猥亵妻子的行为分为公然与否来认定是否构成强制猥亵妇女罪，是因为在具有夫妻关系这种特殊场合，丈夫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妻子的性的决定权，主要取决于是否公然这一因素，而不是认为强制猥亵、侮辱罪以公然为前提。

换言之，“公然”并不是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但为了限制处罚范围，在丈夫强制猥亵妻子的情况下，不得不将“公然”作为限制条件，而这一限制条件又是以本罪的性质为根据的。

2、强制猥亵的对象没有限制，强制侮辱的对象是妇女。男子强制猥亵男子以及妇女强制猥亵男子的，也成立本罪。行为人故意杀害被害人后，再针对尸体实施猥亵、侮辱行为的，不应认定为强制猥亵侮辱罪，而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与侮辱尸体罪，实行数罪并罚。

3、行为内容为强制猥亵、侮辱。

首先，猥亵行为具有质的规定性。猥亵他人是指针对他人实施的，具有性的意义，侵害他人的性的决定权的行为。

“针对他人实施”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一是直接对他人实施猥亵行为，或者迫使他人容忍行为人或第三人对之实施猥亵行为（如强行抠摸他人阴部，强行捏摸妇女乳房，强行脱光他人衣裤，强行与他人接吻、搂抱等）；

二是迫使他人对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实施猥亵行为（如强迫他人为行为人或第三者手淫）；

三是强迫他人自行实施猥亵行为（如当场强迫他人手淫、当场强迫妇女捏摸自己的乳房等）；

四是强迫他人观看他人的猥亵行为（如强迫他人观看男性的鸡奸活动，强迫妇女观看男性阴部等）。

“具有性的意义”是指行为与性相关，而不是单纯地侵害他人的名誉。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性方面形成了（广义的）性行为非公开化、非强制性等准则。违反这些准则的行为，就是广义的猥亵行为。“侵害他人的性的自己决定权”，是指猥亵行为违反了他人的意志，使他人对（广义的）性行为的自己决定权受到侵害。强制猥亵行为不以公然实施为前提，即使在非公开的场所，只有行为人与被害人在场，而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者在场，行为人强制实施猥亵行为的，也成立本罪。行为人在他人熟睡时将精液射在他人身体上的，应认定为强制猥亵。

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强制猥亵的认定产生了新问题。例如，行为人以胁迫手段迫使他人向自己发送他人的裸照、手淫等淫秽图片的，不应认定为强制猥亵。但是，行为人以胁迫手段迫使他人与自己进行淫秽视频、裸聊之类的行为的。宜认定为强制猥亵。

其次，猥亵行为与侮辱行为具有同一性。

刑法第237条第1款明文并列规定了猥亵行为与侮辱行为，并且将侮辱的对象限定为妇女，似乎意味着猥亵与侮辱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但侮辱行为并不是独立于猥亵行为之外的一种行为。因为猥亵行为包括了侵害他人性的决定权的一切行为，而侮辱行为不可能超出这一范围；任何针对他人实施的与猥亵行为性质相同的侮辱行为，都必然侵害他人的性的自己决定权。由于刑法第237条第3款仅规定了“猥亵儿童”而没有规定侮辱儿童，如果坚持区分猥亵行为与侮辱行为，就必然造成以下两种结局之一：一是猥亵儿童的是犯罪行为，但侮辱儿童的不是犯罪行为，这不合理。二是猥亵儿童的是猥亵儿童罪，侮辱儿童的成立第246条的侮辱罪，这不妥当。

《刑法修正案（九）》仅将本罪中的猥亵对象修改为“他人”，但没有删除侮辱妇女的规定，也没有将作为侮辱对象的“妇女”修改为“他人”。据此，有些属于侵害妇女性自主权的侮辱行为不能归入猥亵行为；有些属于侵害男性的性自主权的侮辱行为依然不能定为强制猥亵罪。显然，从立法论上来说，这一修改存在明显的缺陷。立法机关工作人员指出：“妇女、儿童虽然是猥亵行为的主要受害群体，但实践中猥亵男性的情况也屡有发生，猥亵十四周岁以上男性的行为如何适用刑法并不明确，对此，社会有关方面多次建议和呼吁，要求扩大猥亵罪适用范围，包括猥亵十四周岁以上男性的行为，以同等保护男性的人身权利。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将第一款罪状中的‘猥亵妇女’修改为‘猥亵’他人，使该条保护的对象由妇女扩大到了年满十四周岁男性。”

“本款规定的‘侮辱妇女’，主要指对妇女实施猥亵行为以外的，损害妇女人格尊严的淫秽下流、伤风败俗的行为。例如，以多次偷剪妇女的发辫、衣服，向妇女身上泼洒腐蚀物、涂抹污物，故意向妇女显露生殖器，追逐、堵截妇女等手段侮辱妇女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说明不无疑问。

其一，既然要平等保护男性的人身权利，为什么对针对男性实施的上述“侮辱”行为（如向男性身上泼洒腐蚀物、涂抹污物）不处以相同的刑罚？

其二，多次偷剪妇女的发辫、衣服，向妇女身上泼洒腐蚀物涂抹污物的行为，没有侵害妇女的性自主权，不可能与强制猥亵相提并论，只能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的侮辱罪。倘若偷剪妇女衣服、向妇女身上泼洒腐蚀物，导致妇女身体裸露，当然属于强制猥亵。

其三，行为人显露生殖器时没有使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方法强迫妇女观看的，只是公然猥亵行为，根本不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

其四，“追逐、拦截”是刑法第293条明文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倘若将追逐、拦截妇女的行为认定为侮辱妇女，就意味着第293条的追逐、拦截对象仅限于男性，这显然不合适。更为重要的是，刑法第237条第2款规定“在公共场所当众”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上述观点，在公众场所当众追逐、拦截妇女的，就必须适用该法定刑，这显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总之，上述观点所归纳的“侮辱妇女”行为，要么属于侮辱罪、寻衅治事罪的行为，要么属于强制猥亵行为，要么不构成犯罪。因此，司法机关应当淡化“侮辱妇女”的概念，凡是属于强制猥亵行为的，均认定为强制猥亵罪；不属于强制猥行为的，分别按其他犯罪处理或者不以犯罪论处。

再次，猥亵行为具有相对性。

在不同的猥亵罪中，猥亵行为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男子强行与妇女性交的，应认定为强奸罪；但妇女强行与男子性交的，成立强制猥亵罪；妇女与幼男性交的行为，则成立猥亵儿童罪。同样，假如公然猥亵被刑法规定为犯罪，那么，其中的猥亵行为也包括性交。如男女自愿在公共场所性交的，没有争议地属于公然猥亵。再如，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包括强行与妇女接吻、搂抱的行为，但男女自愿在公共场所公开接吻、搂抱的，则不属于公然猥亵；与儿童接吻尤其是与婴儿接吻的，在认定为猥亵行为时则应当特别慎重。又如，强行脱掉男性上衣或者搂抱男性的，不应认定为强制猥亵罪，但强行脱掉妇女上衣或者搂抱妇女的，则应认定为强制猥亵罪。

最后，猥亵行为还具有变易性。随着人们的性观念的变化，猥亵行为的外延会发生变化。在当今时代，强行拉住妇女的手，乘机拍打妇女的腿，不可能属于强制猥亵。

4、必须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使他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不知反抗的方法强制猥亵他人、侮辱妇女。

换言之，对于本罪中“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应当与强奸罪中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做出相同的解释。首先，两罪的性质相同。不管是强制猥亵、侮辱罪还是强奸罪，其侵犯的法益都是他人性的自己决定权。其次，两罪手段行为的性质相同。都是因为违背他人意志，而采取强制手段征服他人意志，迫使被害人忍辱屈从。最后，目的行为的差异也非本质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案件中，暴力本身也可能是猥亵行为；反之某些猥亵行为本身也是暴力行为。例如，强行将手指插入妇女阴道的，其暴力行为本身就是猥亵行为。再如，乘妇女站在墙边无法反抗时，突然强行与妇女接吻的，或者乘妇女不注意时突然触摸妇女阴部，或者在妇女难以脱身的场所直接强行用生殖器顶擦妇女臀部，或者乘他人未注意强行剥光他人内裤、强行鸡奸他人等行为，既是暴力行为，也是猥亵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认定为强制猥亵罪既遂，而不能认为行为人仅实施了暴力行为，从而认定为强制猥亵罪的未遂，更不能认为行为人仅实施了猥亵行为，从而否认强制猥亵罪的成立。由于本罪具有强制性，所以，偷拍他人裸照、偷看他人裸体以及不具有强制性的公然猥亵行为（如露阴、公然性交等），均不成立本罪。

责任形式为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的猥亵、侮辱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性的自己决定权，但仍然强行实施该行为。问题是，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责任要素除故意外，是否还需要行为人出于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传统观点以及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持肯定态度。要求本罪主观上具有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或许有利于区分猥亵行为与非罪行为的界限,有利于区分猥亵罪与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罪的界限。尽管如此，本罪的成立并不需要上述内心倾向。不要求行为人出于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倾向，是因为即使没有这种倾向的猥亵、侮辱行为也严重侵犯了他人的性自主权。事实上，完全可以从客观上区分是否猥亵、侮辱行为，因而完全可以区分罪与非罪；完全可以区分本罪与侮辱罪的界限。要求行为人出于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倾向，会导致不当缩小或者不当扩大处罚范围；会导致本罪与刑法第246条的侮辱罪的不平衡，而且有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

首先，要将强制猥亵、侮辱行为与非强制性猥亵、侮辱行为区分开来，强制猥亵罪只惩罚以强制方法猥亵、侮辱的行为，对于非强制性的猥亵、侮辱行为不能视作犯罪。其次，并非任何强制猥亵、侮辱的行为都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本条对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构成虽然未规定“情节严重”之要件，但不能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强制猥亵、侮辱行为亦视作为犯罪。

强制猥亵妇女一般都是利用暴力手段使妇女不能抗拒，或者对妇女采取胁迫，即精神上的强制，使妇女不敢抗拒的手段来实施的。那么，利用妇女患重病、醉酒、熟睡、昏迷等状态而实施的猥亵行为，能否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呢？我们认为，这种猥亵妇女行为在本质上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其猥亵手段可视为“暴力”、“胁迫”以外的“其他手段”，因此，应认定为强制猥亵罪。

正确认定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实施的强制猥亵罪，关键是查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特定的关系对妇女进行胁迫。这一点，与在强奸罪认定中区分利用特定关系强奸与双方基于互相利用而通奸的界限是一样的。在强制猥亵罪的认定中，不能把有教养关系、从属关系和利用职权猥亵妇女的行为都视为强制猥亵。行为人利用职权引诱女方，女方基于互相利用而容忍行为人对其猥亵的，不能认定为强制猥亵罪。

强制猥亵罪的“侮辱妇女”与侮辱罪的以妇女为侮辱对象的行为很相似，两者都可以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区别在于：

1.对象情况不同。本罪的“侮辱妇女”，一般是以不特定的妇女为对象；而侮辱罪中侮辱妇女的行为，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的；

2.目的动机不同。本罪的“侮辱妇女”，一般是出于闹事取乐，寻求精神刺激；而侮辱罪中对妇女进行的侮辱，一般是出于个人恩怨、嫉妒或报复，目的是贬损特定妇女的人格和名誉。

广义上的猥亵行为包括奸强行为，由于刑法对强奸行为规定了单独的罪名，强制猥亵罪中的实行行为必须是指性交以外的侵犯他人性自由的行为。具体而言，两罪的区别如下：

1.犯罪客体不同

虽然两罪侵犯的都是性自由权，但强奸罪侵害的是妇女拒绝性交的自由决定权。强制猥亵罪侵害的是性交以外的性权利的自愿选择，对性的厌恶感、羞耻感以及正常的性感情。

2.犯罪对象不同

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女性，包括十四周岁以上的妇女和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男性不能成为强奸罪的对象，这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对于奸淫男性的行为，只能定强制猥亵罪。而强制猥亵罪的犯罪对象为十四周岁以上的人，猥亵不满十四周岁儿童的，定猥亵儿童罪。可见，强制猥亵罪不限性别，男性和女性均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3.客观方面不同

强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等方式，使妇女陷于不敢、不能、不知反抗的状态，对妇女实施奸淫。强奸罪既遂是行为人完成性交行为，而强制猥亵罪是指性交以外的其他侵犯他人性自由的行为。此外，强制猥亵罪的强制程度较强奸罪要低不要求被害人达到不敢、不能、不知反抗的状态，现实中趁人不备，突然袭击的强摸女性胸部的行为也属于强制的方式。

4.主观方面不同

强奸罪是具有和被害妇女发生性交的故意。强制猥亵罪是性交以外侵害性自由的故意。即强奸罪有奸淫妇女的目的，而强制猥亵罪不具有奸淫的目的。

（一）妇女可否成为强制猥亵妇女罪的主体？

一般认为可以。首先，妇女完全可能针对妇女实施强制猥亵行为。一方面，妇女完全可能针对另一妇女实施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行为；另一方面，妇女也完全可能针对另一妇女实施伤害其性的羞耻心，侵害其性的自己决定权，违反性行为秩序的行为。妇女针对妇女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同样损害了妇女的性的羞耻心，侵犯了妇女的性的自己决定权。这是由猥亵行为的性质决定的。最后，刑法并没有将犯罪主体限定在男子。

（二）丈夫可否成为强制猥亵妻子的主体？

对此应分情形来回答。首先，对于公然强制猥亵妻子的部分行为，仍应认定为本罪。如丈夫在公共场所强行扒光妻子衣裤的，仍应认定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因为即使在具有夫妻关系的前提下，这种可以使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目睹的行为，明显伤害了其妻子的性的羞耻心。对此应当没有疑问。基于同样的理由，公然强奸妻子的，也可以认定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其次，对于非公然强制猥亵妻子的行为，则不宜认定为强制猥亵、侮辱罪。特别要指出的是，将丈夫强制猥亵妻子的行为分为是否公然来认定是否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是因为在具有夫妻关系这种特殊场合，丈夫的行为是否伤害了妻子的性的羞耻心，主要取决于是否公然这一因素，而不是认为强制猥亵、侮辱罪以公然为前提。换言之，“公然”并不是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构成要件，但为了限制处罚范围，在丈夫强制猥亵、强奸妻子的情况下，不得不将“公然”作为限制条件，而这一限制条件又是以本罪的性质为根据的。

案例：吴某某强制猥亵妇女二

审理法院：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5）汕尾中法刑一终字第9号

案件类型：刑事

1、案情介绍

2014年5月至6月间，被告人吴某某采用哄骗和财物引诱的手段，将少女苏某甲诱骗至本市被告人吴某某的房间里，先后三次对苏某甲实施奸淫，并威胁被害人不要把事情说出去。2014年6月19日晚上7时许，被告人吴某某再次把苏某甲带到其上述房间，脱掉苏某甲的衣服，欲对苏某甲实施奸淫时，被苏某甲的胞姐苏某乙发现制止。经诊断，受害者苏某甲阴道口红肿，阴道松通畅，处女膜不存在。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某采用暴力的手段，多次强行与未满十八周岁的苏某甲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犯罪名成立，应予支持。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五年。

2、判决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二审裁判结果

一、撤销陆丰市人民法院（2014）汕陆法刑初字第312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某某犯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4年6月19日起至2017年6月18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上诉人吴某某无视国家法律，以暴力强制猥亵妇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制猥亵妇女罪，依法应予以惩处。上诉人吴某某上诉所提其没有强奸被害人苏某甲的上诉意见，经查，在案证据只有被害人苏某甲的陈述指证其被上诉人吴某某强奸，其他证据不能够相互印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原审认定上诉人吴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的证据不足；上诉人所提，理据充足，予以采纳。原判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当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

案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典型案例（2020.05.29公布）

一、严肃处理瞒报行为　确保强制报告制度落到实处

（一）基本案情

2018年3月17日上午，某中学保安陆某某在保安室以亲嘴等方式对苏某某（女，14岁）进行猥亵。3月19日下午，又以看其饲养的小动物为诱饵，将苏某某从学校保安室带至其住宿的工棚内，以压身、摸胸等方式进行强制猥亵。3月20日上午，苏某某将被性侵一事反映给学校老师。后苏某某姐姐、陆某某和老师三方在学校内签订协议，约定由陆某某所在劳务公司代为赔偿人民币3万元，被害人家属就此了结此事，不再追究陆某某责任。3月21日，苏某某得知此协议后表示不满，要求追究陆某某法律责任，遂拨打电话报警，本案由此案发。

2019年1月31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以强制猥亵罪对被告人陆某某提起公诉，并从严提出量刑建议。陆某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被学校开除。

（二）发现处置

1、查明案发事实，及时救助被害人。案发后，检察机关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配合，提出取证意见，针对涉案教师明知学生被学校保安性侵而隐瞒不报的问题，建议公安机关及时调取三方签署的赔偿协议等书证，固定涉案老师、被害人家属等言词证据，为后续处理追责奠定基础。针对被害人出现创伤后心理应激反应等情况，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辅导，帮助苏某某及时恢复正常学习、生活。

2、制发检察建议，强化校园安全管理。本案中，苏某某在校园内两次遭受性侵，学校均未能及时发现；在得知其被性侵后，学校老师也未能按照杭州市萧山区有关强制报告制度的要求严格履行报告义务，导致其未能及时得到保护救助，身心健康遭受严重创伤。据此，萧山区检察院向区教育局制发检察建议，要求督促涉案学校依法依规查处有关人员，切实查找校园安全管理漏洞，认真分析整改；建议联合区公安分局建立全区教职员工入职查询机制，明确把学校工勤人员一并纳入入职查询人员范围；要求严格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强化教师群体的报告责任和对被害学生的救助义务，明确不报、瞒报、漏报等处罚规定，切实加大在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3、督促联动整改，推进强制报告落实。检察建议发出后，杭州萧山区检察院密切跟进，督促涉案学校落实整改，对隐瞒不报的涉事教师严肃批评教育，并暂停对其评先评优、提职晋级，同时要求全校教职员工尤其是班主任，严格落实报告责任；督促区教育局组织专班深入排查全区校园安全管理问题，制定责任清单、按期整改落实，并推动区教育局、区公安分局完善警校联动机制，健全完善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制度；督促区教育局与全区学校、老师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确保责任到岗到人；联合推广应用“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支付宝小程序，进一步畅通案件线索举报渠道。

（三）典型意义

强制报告制度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落实。本案中，杭州萧山区检察院针对涉案学校教师违反强制报告义务的情形，及时以检察建议督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严肃整改，对涉案教师进行严肃问责，确保了制度执行刚性。同时，主动对标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以个案办理为突破口，以强制报告落地为主抓手，积极会同公安、教育等职能部门，全面排查校园安全防范相关问题，助推完善校园安全防控机制建设，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构筑起“防火墙”。

强制猥亵、猥亵、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