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著作《周礼·春官宗伯》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有六十有四”。这就是说：《连山》《归藏》《周易》是三种不同的占筮方法，它们的共性在于：三者都是由8个经卦重叠出的64个别卦组成的。迄止三国时，人们对《连山》《归藏》有确凿证据的了解，仅仅如此而矣。至于流传的《连》《归》用七、八，以不变为占等，不过是后人依据《左传》《国语》中的“遇艮之八”、“贞屯悔豫皆八也”等筮例而作出的一种推测，至于后人称《连山》为夏易、《归藏》为殷易、黄帝易，更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揣度，于史无据。排除了南宋王应麟误将他人注语“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当作《山海经》正文辑入类书《玉海》而不能计外，《周礼》也是最早记载《归藏》的文献。《周礼》是西汉时晚出的古文经，它出自战国至秦时吸取了各地法家、阴阳五行家思想追求“大一统”的儒者之手。因此其所称引的《归藏》必出现在先秦时期。相传《归藏易》是以坤卦为首，万物皆归藏于地。每一象都是以“气”为主；天气为归，地气为藏，木气为生，风气为动，火气为长，水气为育，山气为止，金气为杀。《归藏》有四千三百言，多已佚失，保留下来的，只有六十四卦的卦名，爻名。

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的394枚约4000字的易占简，荆州博物馆王明钦认定是《归藏》，后有的学者称为秦简《归藏》。廖名春认为《归藏》中的《郑母经》。

值得注意，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断其“是后人利用《归藏》筮法重新编制的筮书”，即认为不能称作《归藏》。

经过对比，发现王家台秦简《易占》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录文字有多条相同，而与《三坟书》之《归藏》易全不相涉。

因此，马辑《归藏》被认为是残存形态的真的传本《归藏》，而《三坟书》之《归藏》不可信，为伪归藏。

一说《归藏》在汉朝已佚，因为《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隋书·经籍志》亦曰：“《归藏》汉初已亡，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明朝杨慎以为汉代时《归藏》未失，“《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见桓谭《新论正经》，则后汉时《连山》《归藏》犹存，未可以《艺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清人朱彝尊云：“《归藏》隋时尚存，至宋犹有《初经》《齐母》《本蓍》三篇，其见于传注所引者。”

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了《归藏》，称为王家台秦简归藏，重启研究《归藏》的热潮。有人认为：“秦简《易占》不仅是《归藏》，更准确一点，应当是《归藏》易中的《郑母经》。”

今仅存《初经》《六十四卦》《十二辟卦》《齐母经》《郑母经》《本蓍篇》《启筮》等七篇。

南宋罗泌《路史发挥》“论三易”中说：“初坤、初乾、初离、初坎、初兑、初艮、初震、初巽，此归藏之易也。”今有人以二进制结构作归藏易示意图。

归藏易卦图与周易六十四卦卦图在卦的排列顺序上有所不同。

先天八卦的卦序是按逆时针“乾—兑—离—震－坤—艮－坎—巽”来排列的，而归藏卦画是按逆时针“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来排列的，这里要清楚一点归藏易中并没有乾坤坎震等八卦的概念只有天地金水火风山木，其卦序是“天（乾位），金（兑位），山（离位），水（震位），火（巽位），风（坎位），木（艮位），地（坤位）”。

归藏之法：北方乾水111，西北方兑水110，西方离木101，西南方震木100，东南方坤金000，东方艮金001，东北方坎火010，北方巽火011。

故坤色白，乾色黑，坎色紫，离色绿。坤乾白黑，先天八卦是黑白。

归藏在卦画，即卦的符号上是按严格的二进制顺序排列，而先天八卦是在二进制顺序的基础上有一个纽点，纽点在震坤处，即乾000，兑100，离010，震110，按二进制顺叙下一个应该是巽001，再下一个是坎101。

除了在卦序上的不同外，归藏易在万物的取象上要比周易更加具体。归藏易将按二进制顺序排列一周的八卦看作是万物的一个生存周期，古人在归藏易的卦象上很是混乱，这种混乱会导致其预测事物发展不准确。这可能也是导致其后来失传的一方面原因。周易在卦象上就比归藏易清楚的多，如艮为山，坎为水，巽为风，震为雷，离为火，兑为泽，乾为天，坤为地，但当周易演化到六十四卦时，每一卦对应的象就不是十分清楚，这一点就不如归藏易，归藏易虽然取象和象位安排上不准，但其六十四卦皆有具体的象，如天气归000000，地气藏111111，藏归交000111（即，周易天地否卦卦象），归藏定位111000（即，周易地天泰卦卦象），金气杀100100（兑卦卦象），杀归尸000100（即，屡卦），杀藏墓111100。此外还有育长苗、育止养、育杀畜、藏杀盗、杀生无忍、杀动干戈等。至于归藏八卦所代表之八气，即归、藏、生、动、长、育、止、杀如何归位读者可以自己研究，因为原归藏易的归位很可能有误，如原来的归藏易天气归为111000，木气生为111011等这些都是错误的（编者自己的观点）。

总之归藏易的卦画取象很有意思，也很具体，值得我们研究。

西汉刘向、歆父子曾奉诏对朝廷所藏图书进行过一次全面地清查校理，在此基础上刘歆于哀帝时（仅距王莽代汉10年左右）编著出了朝廷藏书目录《七略》，除了未曾献上的民间藏书、朝廷的法律规范之文书、编目后才入藏之新书这三种情况外，西汉朝廷藏书，《七略》网罗殆尽。此书虽不存，但东汉班固以其为底本，作了少量增补和归类调整（班一一注明了）后，编写成《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此书完整无缺，成为后人考察西汉图书存亡最有说服力的根据。《汉志》著录了《周易》等多种筮书、龟书、杂占书，却未收录《连山》《归藏》；故后代学者普遍认为《连山》《归藏》汉代已亡。当然也有人以《连山》《归藏》虽未入录但西汉时民间尚存为辩。然而奇怪的是，西汉易学名家辈出、著作纷呈，却未见一人留下过一句所引《归藏》之文。笔者仔细清查过所能见到的各种汉代古籍和各种索引、引得，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西汉学者无一人称呼过《归藏》，似乎根本不知道有“三易”之名；东汉虽有少数学者如杜子春、桓谭、王充、郑玄等引称过《归藏》之名，却仍未能征引一句《归藏》之文，且能称《归藏》名者，都是古文经学者。下至三国末仍未见有一句《归藏》之语被人征引。这是何缘故呢？窃以为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周礼》一书在汉代的流传情况密切相关?

查《周礼》一书本名《周官》，据《汉书·景十三王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西汉河间献王以重金购得“先秦旧籍”《周官》古文经后，献给了朝廷。朝廷一直将其深藏于秘府，正如古文经大师马融在《周官传》中所言“五家之儒莫得见焉”。直到百余年后刘向、歆校书编目，《周官》才被《七略》著录，但除极少数可出入“中秘”者外，人们仍无从得见。直到王莽当政，《周官》才更名《周礼》、置博士授业，其内容才被公开。东汉初刘歆弟子杜子春，设私校传《周礼》之学，此后郑兴、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等竟相研习，其中多人为《周礼》作训诂，从而《周礼》才盛行于东汉古文经学派中。笔者认为：东汉人是因习古文经《周礼》而传“三易之说”和称引《归藏》之名的，西汉人无缘得睹《周礼》，故不知有《归藏》之名。可作为佐证的现象是：西汉人频繁征引《周易》及其《传》，通常只称“《易》曰”。假如当时《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并行于世，他们怕不能把《周易》及其《传》文径呼为《易》了。

如上述，东汉人因习《周礼》而知“三易”之说和《归藏》之名。杜子春称《归藏》名（见郑玄注《周礼·太卜》文），自在情理中。又如师从过古文经学者班彪的王充，曾在《论衡》书的《正说》、《谢短》两篇中，均提到《易》有三家和《连山》《归藏》的归属问题。恰恰在这两篇中王充分别提到了《周礼》六典与《周官》之法，足见王充是据《周礼》言“三易”及《连山》《归藏》的。然而郑玄在上举《礼记·礼运》篇引孔子言其之宋而得“坤乾”时注曰：“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乍看后一句，似可诠释为：殷代阴阳之书存在至今的有《归藏》。依此释，郑玄见过当时尚存的《归藏》易。其实，郑玄并未见过《归藏》，故他既不敢言《归藏》就是殷易《坤乾》，也不敢说《归藏》是由《坤乾》增删而成。他故意模糊其辞：用可包罗星象、龟筮、择日、形法、杂占等等在内的几乎与数术书同义的“阴阳之书”来把《坤乾》《归藏》纳入同一类中。因此，郑注的后一句，似应诠释为：保存了《坤乾》那种殷代阴阳之义的书有《归藏》。由此看，郑玄只肯定了《归藏》对《坤乾》有继承关系，并不能说明当时有《归藏》存在。考虑到郑玄曾编注《周易》与《易纬》，却未见引过一句《归藏》文。可见，“其书存者有《归藏》”，当以后一种诠释为当。

最使人诧异的是：两汉之际的学者桓谭之书《新论》中有这样三句话：“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其第一句话不过是照引《周礼》之文。但从第二句、第三句看，桓谭似乎仔细阅读过当时藏在兰台、太卜的《连山》易与《归藏》易。据《后汉书》中的《桓谭传》与《王莽传》记载：谭在西汉“哀平间位不过郎”，王莽居摄和新莽时，他先后升迁为谏大夫和掌乐大夫（相当于西汉太乐令）。入东汉后，由于桓谭批评、反对当时朝野盛行的神学图谶说，故而仕途坎坷，不断碰壁，只做过“议郎”“六安郡丞”之类的小官，最后被贬出京。在东汉时，他根本没有入兰台、太卜查阅国家藏书的资格。他能入兰台、太卜，当在王莽朝任掌乐大夫时。因为太史、太卜、掌乐大夫（太乐令）同为太常（主管文化礼仪、教育的长官，相当于后世的礼部尚书）属官，兰台藏书正归太史所管。近水楼台不难得月。故《新论》所言兰台、太卜藏易书之事，必在西京之时。

然而，刘歆校书编目，太史令尹咸分校数术书。兰台、太卜之藏书正在其列。若此二处藏有《连山》《归藏》，刘歆、尹咸作为校书当事人岂有不知之理？《七略》及其改编本《汉志》焉能不载？笔者一点也不怀疑桓谭会凭空编造，谭是一个有气节的学者，其言之凿凿，又不象“戏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只能作如下解释：《连》《归》究竟有何内容，当时大家都不得而知。谭又笃信新问世的古经《周礼》的“三易”之说。于是他便把当时兰台、太卜所藏的一种有8万字、一种有4300字的、皆是以64卦为载体的非《周易》的筮书——例如，录入《汉志·数术略·蓍龟类》中的《大衍筮》、《大次杂易》或录入《六艺略·易类》中的《古杂》80篇中的某些篇章——推定其为《连山》《归藏》而与刘歆相异。这种做法正符合其本传所说，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的学术个性。况且上引的三句话，均出自《新论·正经》篇。所谓“正经”，即订正经书也。据此篇名即可见谭必认为当时列为官学的“经书”也有误漏之处，需要订正。当时《周易》两篇，另有七种共十篇《传》均被尊之为经，而这与《周礼》之“三易”说并不相符。于是谭从国家藏书中找出了另外两种被视为杂占的书尊之为《连山》《归藏》而补全“三易”之数，这是一项重大的“正经”工作，谭是完全有可能这么做的。可惜，桓子《新论》除个别章、句外，全书早在五代时就已亡佚了，我们无从得知其认定《连山》《归藏》之理由了。然而《汉志》的作者班固，则应该非常理解和熟悉桓子《新论》的。据桓谭本传记载，班固曾奉章帝诏续补过《新论》。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并撰《汉书》，他至少对汉代兰台太卜是否收藏过《连山》《归藏》是了解的。然而班固宁可“三易”缺二，也不在其所著《汉志》中补入谭所指的《连山》与《归藏》易。可见，汉兰台太卜藏有《连山》《归藏》之说，只是桓谭个人标新立异之见，是不足为据的。

《易经》成书不晚于西周。据《左传》庄公二十一年、闵公二年记载的陈公子完少时与鲁公子友将生时求筮之例可知，早在春秋初期（大约桓公时）人们已普遍应用《周易》的卦爻辞与卦象作预测了。而号称与《周易》并列“三易”，并摆在《周易》之前的《连山》《归藏》却似存似无。从春秋初年（前770年）算起，下迄西晋统一全国时（公元280年）长达千余年内，除战国时的《周礼》对《连山》《归藏》二易作过简略至极的介绍，从而东汉人据以称引《归藏》之名外，不仅《归藏》的文本不见书目、志史著录，其文字连一句也不见诸子百家的征引。这就是说，在西晋平吴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归藏》易的文本与文字，从来就没有面世过！在千载后的西晋，《归藏》易若能“横空出世”并流行下来，那当是奇迹出现。这种奇迹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除了机遇，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了足够的条件。这就需要我们对先秦古籍得以流传的必备条件作认真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