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将河间秋操、彰德秋操和太湖秋操并称为晚清三大秋操。河间秋操人数最多，但属于一次北洋内部的军事演习，而彰德秋操不同，不仅是一次开放性军事演习，而且军事“含金量”最高。

彰德秋操时，不仅当时西方各国驻华使馆纷纷派出武官到现场参观，演习指挥部门还特意邀请了国内外多家媒体记者现场观摩，可谓非常开放。

“这次军演的参演部队包括北洋陆军、湖北新军，还从河南抽调了一部分新军，从驻防区域来看，涵盖了直隶、山东、湖北、河南四省。”张华腾教授如是说。

套用术语来说，彰德秋操不仅检验了不同部队的磨合能力，还检验了部队跨防区的远程投放和打击能力。

张之洞私下曾把这次军演视为南北洋新军编练成果的竞赛，湖北新军不仅提前准备，而且一路走一路练，先是在湖北境内举行一次小规模演习，坐火车到达郑州后，和河南新军合兵一处再次演习，路上途经卫辉、淇县时也多次演习。袁世凯也丝毫不敢大意，由于参演的北洋陆军是从各镇抽调，各部队汇合后也进行了多次小规模演习，加强各部队协调配合能力。

多路大军汇集安阳，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待大幕开启。

1906年，尽管新式陆军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北洋陆军、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联合进行的彰德秋操仍堪称完美。

彰德秋操前各镇、协分驻各省各地，相距数千里，练兵处一道命令，各部队按时赶到指定地点集中，这是因为综合利用了近代铁路等交通设施和电话、电报等通讯设施，部队集中十分迅速，信息传达准确敏捷。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第一次。

彰德秋操期间，阅兵处下设递运司，“掌管铁路运送军队并各军驻屯处所转输等事”。设传达司，“兼管阅兵处所属电信、电话、递信并统辖电信队”。参与彰德秋操的部队，几乎全由铁路运输。近代交通设施和通讯设施在军事上的运用，提高了军队调动的速度，适应了近代化战争的需要。

彰德秋操的后勤保障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为了使参加秋操演练的兵士吃上方便可口的食品，阅兵处研制了一种行军蒸米，“本年秋季大操兵丁所食饼干异常干燥，须多饮壶水，于行军不大相宜。现有参议处留学生仿照新法，用上白大米淘净，以水渐浸五十分钟，干湿相宜，再用笼蒸熟后阴干，不用锅炒，临时携带，用水泡二十分钟即可食用，日前督练处已将米样发给各镇，饬令如法制办，以备南北大操之用”。（《袁世凯奏议》）

彰德秋操参加部队总兵力33958人，战马2743匹，接济车、弹药车898辆，部队运动区域2000余里，战线长40余里。清政府调数省数万军队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进行军事演习，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当时的媒体曾高度评价彰德秋操：“举数省已编之军队，萃集一处而运用之，使皆服从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系四方之瞻听。”

演习首日，北军占了上风

据《袁世凯奏议》的描述：彰德秋操的方针依然为南攻北守。由北洋陆军组成北军，段祺瑞担任总统官，陆锦为总参谋官。北军总兵力为1个镇(相当于现在师级编制)加1个混成协(相当于现在旅级编制)。具体为：从驻扎山东的第五镇内抽调步队1协、马队1标(相当于现在团级编制)、工程队1营，从驻扎南苑的第六镇内抽调步队1协，从驻扎直隶的第四镇内抽调炮队1标，编成混成第五镇，任命张怀芝为统制官；从京旗第一镇内抽调步队1协、马炮队各2营、工程队1营，编成混成第一协，任命曹锟为统领官。

而湖北新军第八镇和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合编成南军，任命张彪为总统官，黎元洪为第八镇统制官，王汝贤为第二十九混成协统领官。

1906年10月20日，南北两军均按计划到达指定地点，形成对垒之势。

10月22日，彰德秋操第一日，主题为南北两军骑兵冲击战。

上午8时，南军马队从汤阴县城外出发北上，两个小时后抵达小滩村附近。北军马队早晨7时50分由安阳县城外出发，10时40分抵达南店村附近。南北两军均派出哨骑侦察，在两军相距八九里的时候都发现了对方，随即变换队形，进行交战。“一转瞬间，两军相交，互相冲锋，蹄迹交错，几于挺刃相寻。”

按照阅兵处的计划，这场骑兵演习应该是北军败退，但南军在侦察上出现失误，导致前锋部队一头扎进北军骑兵主力的包围圈，后续部队跟进速度又太慢，北军立刻占了上风。阅兵处只好判定南军退却。

袁世凯的北军在第一日的演习中先赢一场。

10月23日，彰德秋操第二日，主题为双方主力遭遇战。

上午8时，南军左翼第八镇、右翼第二十九混成协分别渡过汤河，北上寻找“敌人”。炮队则抢先一步占领黄土冈北一带高地。北军则兵分三路，南下寻找战机。

上午11时左右，南北两军在安阳南郊二十里铺一带均发现对方，随即调整姿态，向对方展开攻击。这一次双方旗鼓相当，打得难解难分，到下午时分，战局还呈现胶着态势。其中南军右翼遭到了北军左翼优势炮火的攻击，由于兵力单薄，南军的右翼陷入重围之中，但北军的右路纵队则遭到了南军左翼的包围，双方都采用了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包围对方劣势部队的方针，经过磋商，阅兵处判定：“南北军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

双方打了一个平手。

10月24日，彰德秋操第三日，主题为南北军一攻一防之大战。

阅兵处下令，这一天的主要内容是南军攻击北军的防御阵地。上午9时多，南军长驱直入，连续攻占了凉水井、郭村集等地，并以炮火猛轰北军炮队阵地，继而以步队重兵扑向二十里铺、小营耳、马家庄。

但北军并没有消极地等待南军猛攻自己的阵地，一早就派出骑兵部队进行迂回。当南军进入二十里铺后，北军骑兵从左侧进行侧面攻击，一时间南军大乱。但黎元洪随即调整阵形，下令南军前锋继续前进，对北军主阵地保持进攻姿态，后卫部队就地展开防御，同时命南军骑兵立刻急行军，从北军骑兵的背后进行迂回，猛烈反击。

这一天的攻防战异常激烈，双方部队都处于既攻既防，防中带攻，攻中带防的高强度对抗之中，一时间“南北两军全部出动，战斗颇为激烈，鏖斗愈酣”。

在彰德秋操进行到最高潮时，阅兵处的官员见双方难解难分，遂下达命令，终止了这场演习。

10月25日，参加秋操的各军在彰德府城外小张村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南北军均着军礼服，厉兵秣马，雄赳赳气昂昂地齐集阅兵场。遵照预颁教令，依次排列，按分列式、密集队运动等不断变化，队伍整肃，军容壮盛。

袁世凯、铁良率诸将着军礼服，佩刀乘马，绕场检阅，各部队或持刀或持枪向阅兵大臣敬礼。

阅兵式后，袁世凯在彰德城大摆宴席，款待中外观操者及两军将校，彰德秋操宣告结束。

和旧式湘军、淮军相比，晚清新式陆军由于采取了西方训练方式，在军纪军容方面有了较大改变。一些反映北洋军队的史料中，多是记录北洋军烧杀抢掠、杀人放火，与土匪无异，但在北洋陆军创建前期，军纪颇为严明，这一点儿不应忽略。

针对彰德秋操，指挥部门制订了很多额外的规定，确保在军事演习期间不扰民。其中《午年秋季河南彰德府大操教令》第35条规定:“人民之土地物产，凡因大操致有损坏者，统归阅兵处赔偿。故各镇司令处及各混成协司令处如见有系该镇队损坏之处，务速将其地段及损坏之多寡报告阅兵处。设有不当损坏而亦遭损坏者，则其赔偿即责成该军队办理。”

有了规定，实际操作如何呢？根据当时在彰德秋操时任下级军官的冯玉祥将军的回忆：“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大雨，但段祺瑞从实战角度出发，仍下令冒雨前进，部队前进过程中“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五六十斤的帐篷，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大队经过高碑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来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事后，段（祺瑞）统制向人民家口调查，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冯玉祥《我的生活》）

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洋陆军的草料给养，是“买”的，即使在雨夜天，也并未发生“抢掠”现象，事后，北军总指挥段祺瑞还亲自到村民们家里调查，看有无扰民的现象。

当时的西方媒体也曾感叹北洋陆军军纪严明。“抢劫、强奸等旧式军队里司空见惯的行为，在新军中很少发生。地方民众对1905年第一次军事大秋操的反应可以证实这个结论。老百姓刚听说即将举行军事演习时，他们担惊受怕，疑惑重重。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消除他们的疑惧，张贴了安民告示，说明演习部队并无不良动机。部队到达后，民众惊喜地发现军人纪律严明，买东西一律付钱，因而感到满意。”（1906年11月1日《纽约时报》）

秋操显示新军缺乏实战意识

彰德秋操尽管堪称完美，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首先是步兵骑兵配合不紧密，尤其是骑兵在近代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马队侦察敌情一事最觉迟钝”。《袁世凯奏议》中检讨说：“至于两军马队，未能探悉敌情，以至主将调度无所依据，直至开战，始识方针。是马队搜索之不力，实有难辞之咎。”

其次，北洋、南洋等新式陆军仍缺乏实战意识。“各军步队时有藐视火器功力之弊是也。两军相战，飞丸霰集，一队当前，则一队必受伤损，此易睹之理也。而各队中或有过敌前炮火之中夷然不以为念者，此与兵术甚不相合”。彰德秋操第二日，“南军主力部队与北军右翼部队相冲突，两军发枪颇激烈，迨至互相接近，将起冲击时，南军卧地发枪，北军竟直立如故”。“第三日，北军混成协步队与南军步队一支队相遇，亦同坐此病，不过前日为北军，此日则在南军”。（《袁世凯奏议》）

再次，新式陆军的很多军官军事素质依然很差。根据冯玉祥的回忆，当时北军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总结和讲评。一天晚上，第五镇统制张怀芝被问及“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时，竟脸红耳赤，一句也答不上来，只好搪塞说“我记不得了”。

彰德秋操十年后，袁世凯在全国民众的一片痛骂声中去世，最终葬于安阳。据其次子袁克文回忆，袁世凯生前曾在太行山中选定了墓地，但因其长子袁克定的反对，最终葬于安阳。

这位背负“窃国大盗”骂名的一代枭雄为何葬于豫北，说法不一而足。但史学家们推测，安阳是袁世凯曾“隐居”的地方，他对此地深有感情。

袁林神道两旁，竖立着文臣武将石像，雕刻非常讲究，虽不能和清陵的石雕相媲美，但堪称那个时代的上乘之作。在袁林陈列室，有一篇民国农商总长王 斌写的悼词：“天降大任，命世之英……滦阳奏调，彰德随行，军分南北，操习战争，气吞河岳，石破天惊。”说的是当年王 斌跟随袁世凯参加彰德秋操的事，虽然言语夸张，但也透露出那次军事演习的轰动效应。

“成也秋操，败也秋操”，彰德秋操不仅让袁世凯达到了个人军事生涯的一个高峰，也促使他迅速从这个高峰跌落下来。

彰德秋操的轰动加剧了清贵族对袁世凯的担心。由于袁世凯在训练北洋军时注重培养官兵的愚忠和私人势力，长久以来清贵族难以插手。彰德秋操时，袁世凯表现出的对北洋军驾驭自如的能力和北洋军在全国新军中的特殊地位，让清贵族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尤其是参与秋操的满族大臣铁良，更是对袁世凯在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有着切身体会。

彰德秋操一结束，晚清的官职改革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以铁良为首的清贵族对袁世凯坚决打压——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正式公布了厘定新官制方案，否定了袁世凯等人提出的废除军机处、设立总理大臣的方案。规定废兵部，设陆军部，铁良为陆军部尚书，将袁世凯的军权剥夺。

袁世凯被迫辞去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等八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到安阳“养病”。

为了打消清贵族的怀疑，袁世凯在洹上特意找人拍了一张“渔翁独钓图”，发表在报纸上，以示自己与世无争。但袁世凯的坐溪垂钓，几年后不仅“钓”足了清廷的胃口，更钓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黄龙旗下，六位“元首”同时登场

由于表现杰出，秋操后，袁世凯受到了慈禧的表彰：“袁世凯、铁良督率将士，简练有方，深堪嘉许。”并号召各地督抚向袁世凯学习，“共图振励,讲求兵学，力底精强。”（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

但慈禧死后，袁世凯再无忌惮，满盘算计，运筹谋划，最终以手中的北洋军要挟清廷，促成了中国两千年王朝制度的终结。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次年就任正式大总统。

作为被人从床底下拖出来参加革命的黎元洪，在后人的评价中难得有好话，但袁世凯对这位南方来客多了一份心思。据《容庵弟子记》记载：武昌起义爆发后，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武昌起义，路过安阳时曾乐观地说：“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但袁世凯认为：“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但袁世凯说这番话的时候，恐怕他也没有想到，将来替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正是黎元洪。

彰德秋操时设立评判处，袁世凯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冯国璋为总参议兼评判处首领。这位在北洋“龙虎狗”排名垫底的冯国璋，野心极大，袁世凯称帝后拥兵自重，并于1917年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三任大总统。

袁世凯筹划彰德秋操时，设立了秋操参谋处，负责参谋处工作的，是袁世凯多年老友、时任兵部侍郎的徐世昌。徐世昌堪称晚清和民国的不倒翁，为人圆滑，八面玲珑。1918年，在北洋各方势力的妥协中，徐世昌出任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

在参加彰德秋操的北军中，担任混成第一协统领的是曹锟，这位后来的直系军阀首领，在1923年指使党羽逼宫夺印，将黎元洪逐走天津。后来，曹锟出动军警挟持国会，重金收买议员，贿选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

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未来中华民国的五任大总统在彰德秋操中全部亮相，可谓史无前例。如果算上后来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彰德秋操时担任北军总统官），此次秋操是未来中华民国六位国家元首的集体“彩排”。

又有谁会想到，十几年后，他们会在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

乱世英雄，军演中尚是小人物

五位民国大总统，一位临时执政，这六位国家元首仅仅是这次彰德秋操豪华阵容的领军人物。在此次彰德秋操中，还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在秋操演练的过程中，或是基层参与者，或是见证者，但在十几年后，他们都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参加秋操的北军混成第五镇中，有一位当时年仅26岁的参谋官，是留日士官生。按照北洋军的惯例，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总结和讲评。当部队拉到集合地点晚上开讲评会时，这位年轻的参谋当着所有军官的面质问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北洋老将张怀芝面红耳赤，一句也答不上来。据当时一位队官（小队长）回忆，这位年轻参谋之所以让张怀芝当场难堪，是因为张怀芝给他穿过小鞋。

这位年轻参谋，叫张绍曾，后任新军第二十镇统制。武昌起义后，举兵反清。1916年任北洋政府陆军训练总监，1922年任陆军次长，次年任国务院总理，1928年被张作霖派人刺杀。

而把这段往事记录下来的人叫冯玉祥，当时还是一名不起眼的低级军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参与发动滦州起义。1922年，冯玉祥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并就任河南督军。1924年，冯玉祥回师北京，推翻直系军阀政府，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

彰德秋操时，各省督抚都纷纷派年轻军官到彰德考察“取经”。在秋操正式开始前，袁世凯突然指派云南来的一个24岁下级军官为秋操审判员，这个青年军官名叫蔡锷。袁世凯称帝后，蔡锷在云南振臂一呼，发动护国战争，成为反袁势力的中坚力量。

被袁世凯提拔为审判员的年轻军官中，还有一个浙江小伙子，他的名字叫蒋百里。蒋百里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日本天皇亲赐军刀，轰动海内外。蒋百里回国后，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委派，前往彰德观操。彰德秋操后，蒋百里去德国进修。回国后，生不逢时，一生坎坷的蒋百里写下了一本可与《战争论》相媲美的《国防论》。

至于曾参加彰德秋操的北洋军政人物，更是难以计数，如王士珍（后任国务院总理）、段芝贵（后任陆军总长）、张怀芝（后任参谋总长）、王汝贤（后任湖南督军）、陆建章（后任陕西督军）、王廼斌（后任农商总长）、陆锦（后任陆军总长）等。

阵容豪华的彰德秋操究竟汇集了多少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没有人能完全说清楚，曾有人粗略估计，参与彰德秋操的国家元首有六位，总理、部长、总长一级的有十几位，至于督军、将军，更是多如繁星。另外还有尚混迹于普通官兵中的冯玉祥、蔡锷、蒋百里等等。

这些从彰德秋操走过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年、十几年后，他们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将站在怎样的高度俯瞰众生？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一笔？也许他们意识不到，秋操演练场上，站在飘扬龙旗下的大军会成为他们最大的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