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年表，徐东白9岁方正式入学，15岁毕业于乡立崇实小学。若非当地的族长应允其母，从乡中徐氏宗祠的田产收入中支取费用，并获益县里的“伦明堂”的津贴，徐东白还没有这样的读书机会。岁月有情，人生天命却非早知。徐东白那时也未必知道，自己穷其一生，都在努力摆脱贫困的命运。

为早日独立，徐东白投考广东省立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后，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粉笔生涯，这路途，亦是其漫长美术生涯的开始。

在徐的艺术生涯里，第一位受益者是其在高师期间的老师陈丘山。陈丘山授其以写生基础和色彩基础。油画的功底尤其重要，对画者的要求，并非仅仅有色彩的天赋感觉而已。其次，在1921年成立的美术研究“赤社”里，徐东白结识了冯钢百、胡根天等广州西洋画家。遂拜冯钢百为师，开始培养富有层次的色彩感。

1938年以前，徐东白已经开始研究印象派几位大师对外光的处理手法，他崇拜塞尚和莫奈。对自然光照效应如何运用，如何用短笔换色的技法去表现外光，色彩如何实现厚重又明亮的效果……这些思考，给了安贫乐道的徐东白以乐趣。

1941年，香港沦陷，避难回来，徐东白的家里已经被洗劫一空，一批水彩画和黄宾虹送给他的作品，包括历年搜集到的古玩陶瓷器皿全告失踪。为生计，徐东白返回已经沦陷的广州。正是在广州，徐东白创作了其日后的代表作《珠江晚眺》。日军投降后，1946年徐东白受聘于澳门的孙中山故乡纪念小学，后再次返回广州，任职培正小学，直到1948年辞职闯荡香港。

在香港与澳门，徐东白陆续举办个展，授卖画作。其在澳门的画展，连澳督兄弟都光临。声名外传后，徐东白开设画室。这个画室一直延续下去，到1956年，他的画室再度搬迁，设在其好友江绍淹在机利文新街开设的一家庄口的三楼。彼时的香港报章，对其人品画品评价颇高。

1956年，徐东白参与了内地举办的香港画家巡回展后，受周恩来感召，阖家搬迁回内地。为了筹些钱，购买足够的油画颜料用品，徐东白举办了一次告别画展。其中《扯旗山下的早晨》，以5000元高价卖出。在港8年时间，徐东白完成大小作品一百多件，以此养活8口之家，绝非易事。

广州现在的文德路，曾经有徐东白的足迹———1959年夏天，他在文德路画廊开了一次个展，这也是他回国后的首展。十年浩劫过后，76岁高龄的徐东白仍坚持每天作画，直到1984年行动不便方停止。1989年，徐东白于广州病逝。

作为中国早期油画的启蒙推动者，徐东白其实并未享受到盛名之下的荣光———卖画卖的是名声，那个时代的国人，欣赏的还是天青色烟雨的浓淡之美，而非色彩的实感之美。一个艺术家靠卖画为生？多少让人有悲凉的感觉。可是你的画能否卖得出去，赏心悦目之余还能增值，才是一个艺术家身份得以确认的途径。可惜，往往都是人情冷暖事，身前身后名。这样的事例可有印象？可不是，凡·高的生活一样艰难，也从没有放下那支画笔。这些呕心沥血之作，在当时只换得几斗米几件衣……当时只道是寻常啊。

思想单纯却因此吃亏

在采访中，孙子徐绍峦告诉记者，“儿时，爷爷经常教育我：要诚实地相信自己纯真的直觉。他的画作，大多数作品是以风景为主，极少是为政治服务的。他也曾在自己的自传中忏悔，说自己的画作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而服务，但在实际行动上，他还是遵从心底最纯真的意愿，将大自然入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单纯的思想，所以在那个以政治挂帅，斗争为纲的”文革“年代，爷爷是注定要吃亏的。”

为画旭日而改名字

徐东白原名徐守义。“东白”这名字是1930年改的。这里有一段故事。红日喷薄而出的壮丽景色，一直震撼着年轻的守义，他很想画下来，但对如何表现光芒四射的日出效果，却感到十分棘手。后来决心求教于大自然，以造化为师。他天天早起，对着东升的旭日写生。尽管被太阳照射得眼冒金星，也坚持画下去，并把名字改为东白，寓意“徐徐东方发白”。天道酬勤，终于成功了。从此，便用“东白”作名字。

智斗日本兵保住得意之作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天，徐东白在长堤边画珠江落日。晚霞满天，当他正画得入迷，突然一双手按着他的油画板，他抬头一看，是个日本兵，糟了！只听日本兵用简单生硬的中国话说：“这个，我要。”徐东白脱口而出地说：“我画的是日落啊，大大的，不好，你能要吗？”这么一说，反把日本兵难住了。对日本帝国来说，日落是天大的不吉利。于是，日本兵看了一会就无奈地走了。以后，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徐东白都把这幅画作留在身边，不肯卖掉。1959年，徐东白在《新观察》杂志发表这幅画，改名为《珠江晚眺》，获得广泛好评。这作品最能体现徐东白吸收印象派处理外光的手法，是他的得意之作。

出生地中堂镇马沥村

徐东白出生于中堂镇马沥村，他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家里本有不少田地积蓄，无奈其父不从事劳动且沉迷鸦片，把先辈留下的十多亩田地全部卖光。徐东白出生时家境已破落。他的祖屋是一座砖木结构的老房子。1941年香港沦陷期间，徐东白曾从香港步行七天七夜回到马沥村的祖屋，但由于生活所迫，从香港带回的东西陆续卖光，为了生计，徐东白只能带着家人去已沦陷的广州。“文革”时期，徐东白也曾回到祖居，把这当做画画的避难所。如今，徐东白在马沥村的祖屋还依然保存着，但极其狭窄潮湿，甚为破旧，现尚有族人居住。

长年居住广州先烈南路25号

广州市先烈路是一条渗透着浓烈革命色彩的道路，这里有很多革命遗址，像兴中会坟场，邓荫南将军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等等。在采访中我们联系到了徐东白的孙子徐绍峦，现年31岁的徐绍峦和祖父共同生活了十多年。他告诉我们，“爷爷1956年从香港回广州后，就住在兴中会坟场旁边的木屋子里，直至辞世。”

在徐绍峦带领下我来到先烈南路青龙坊25号，鲜艳的黄色“兴中会坟场”牌坊十分夺目。徐绍峦告诉了我关于这块地的一段掌故。徐东白的岳父冯百励，曾是国民党的高官，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追随孙中山，之后以5000元港币的价格购下兴中会坟场旁的一块地。后来徐东白一家就在这儿兴建房子而居，现在广州文史馆档案中，还注明徐东白为兴中会坟场的守墓人。

走进“兴中会坟场”牌坊内约三十米的巷子右侧，有一处由白色围墙围着的平房，墙壁上写着25号，铝铁门旁还挂着一个黑底红字的牌匾“东白画室”。围墙内是一个小院子，种着一棵榕树，树后是房屋，在大门正上方的墙壁上，又挂着一个原木颜色的，用繁体字书写的“东白画室”牌匾。“爷爷逝世后，这房子是重新修建的，但我们还依然在屋子的门框上挂着这牌匾，以作纪念。这屋子的前身就是爷爷以前画画的地方。”走进屋内，厅内摆放着一件古董，乃是徐东白的老师，油画家冯钢百的油画架。此画架至今有过百年历史，是冯钢百去世后，其家人赠送给徐家的。徐绍峦回忆说，在生活上，爷爷是没多少要求的，但在画画上他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在选用颜料方面，爷爷从不吝啬，他要用质量最好，最贵的颜料，长期以来他只用一名为Winsor&Newton牌子的颜料。“那时国内还没有这种颜料售卖，爷爷就列好英文的清单，托人回香港或在国外购买。记得爷爷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榕荫》、《黔鱼》。我们一家人也觉得这两幅最好，特别是《榕荫》，那是爷爷在50年代呕心沥血之作，把它看做自己的儿女一样宝贝，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卖掉。”

晚年趣事每天吃一只鸡腿

孙子徐绍峦与徐东白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十几年，据他介绍，晚年徐东白患了老人痴呆症，手抖得厉害，不能再画画。那时的他，脾性就像孩子一样可爱。很多事情都不记得，唯独两件事情是每天必做的，第一就是每天要吃一只鸡腿，吃不到的话，就像孩子一样发脾气；第二件事是每天都得刮胡子。而且要求很高，一定要刮得干干净净，十分光滑的感觉。

画面通透·凹凸有度·空间深入

徐东白是岭南早期油画的翘楚之一，与李铁夫、冯钢百三足鼎立。三人中，李铁夫是开山祖，又是辛亥革命元老而扬名华夏，冯钢百则以其技压同行的肖像画功夫而活跃于上层社会，徐东白在这三人中算是晚辈，其人其技被冯钢百看中，是冯回国后收的第一个学生。其实徐东白没有进过任何洋学堂，没有读过什么美术学院，没有出国留学。

徐东白画风干净，其通透是一般画家所罕有的。他调色时取量准确，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涂色时用色薄，从不复笔，有不满意的部分以画刀刮去，绝无结块、臃肿的色团留在画中，有时一幅画上色五六天了亦如昨天开稿一样干净、清新。

徐氏会刻意追求表现画面的空间感和物体的质感，着力发挥油画所特有的深刻的表现力。在作画起稿时，他很认真画准每棵树、每丛草、小路、河流在画中的位置和伸展的透视。如徐老的一幅名作《黔鱼》，画中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确切的体积和位置，立体逼真，形起质强，凹凸有度，触手可及。

徐氏的画风干净、清纯，除了与他的绘技熟练之外，其实也是他心性与个性的反映。

他心无旁骛，永远保持童真、纯洁、质朴，专一地生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当中。1950年代香港的律师和记者界有句传言“不忍心骗徐东白”。

色彩创新·印象派·三度思维

徐东白是一位既有写实主义又具有色彩创新的画家，他在印象派中得到不少灵感与启发，他很崇尚印象派大师莫奈和塞尚，潜心钻研了颜色在阳光底下的变化及前期印象派的创作经验，但又独创出自己独特的画风，用现代的、短笔的技法表现闪动着的外光效果，在他的画里，色彩会依时间、光线和距离而变化，画幅前后左右上下没有一处相同的颜色，色阶丰富而又和谐，色调里的光明丽又富神韵。

徐东白的代表作之一，是他最喜欢的作品《榕荫》，那是他背着画架，每天在同一时间到达现场，画了三十次才完成的创作。徐老曾说过他创作《榕荫》的心得：着力追求力量和阳光感，树叶的强光是红、黄、绿，画的色彩要使人感到柔软，不要使人觉得硬，硬则简单，油画要表现出实质的东西，而不仅是色和光暗。他能用丰富的色彩在二维平面上创作出一个三维的视觉空间和精神空间。

写生·情缘景·景以情

徐东白一生忠实于大自然，一生都在画再现性作品，写生是他永恒的主题。有人说徐东白的画“实在无法再实”，徐老曾说“我几十年追求的正是真实”。徐东白完全是以造化为师，是大自然的美吸引他去画画，是大自然教会他这样去画画。他一直通过写生去画自己，按照自己最真实、最诚恳、最完整的感受去画，把自己对南国大自然的爱，对生命的热诚、淳朴、健康、真诚、率直表现在他画的色调和意境之中，情缘景色而发，景以情而活。自1956年从香港回国内居住后，徐氏的写生足迹遍及东莞、斗门、中山、肇庆、桂林等地。他对真善美的深厚感情是他生命的全部动力，一执起画笔就是好心情，就看见美的东西。为了表现出景色和事物的真实，徐东白背着沉重的画箱和画架，三十次、六十次地在固定的时间赶到同一地点进行现场写生。徐东白毕生致力于描绘阳光，表现风物在阳光下不同的变化，朝阳、夕阳、微雨，都在徐老笔下留下芳容。

讲述人：儿子徐华洲

徐华洲先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也是一位油画家。他自小就跟随父亲学画，19岁时便是“英国皇家水彩画协会”的会员，后毕业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曾和父亲一起举办父子画展。现在徐华洲先生年逾古稀，移居美国三藩市，通过电话，我们联系上这位老人家。

不刻意培养我们去从事艺术

记者：您是怎样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画画的道路？父亲给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徐华洲：父亲教小孩子很热心真率，我们七姐弟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教导，他教我们要从自我的兴趣中去学习，才能得到快乐。父亲并无刻意培养我们从事艺术，不过我是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执起了画笔。他的教导亦无别致，没有程式、规范和技巧，全凭自我摸索。他总是通过绘画鼓励和引导我们观察对象的方法，从不指责我们在实践中的失败。

记得我初学画时，他买回一刀水彩纸（约五百张）对我说：“每天画三五张，当你画完这叠纸，你就学会了。”言下之意是你须先自我去体会画面的感觉，寻找自己的色彩。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的手会带你去画。”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一生对艺术的勤奋与诚恳。

父亲一向“事无不可对人言”

记者：在您眼中父亲的个性是怎样的？

徐华洲：父亲待人接物极诚恳，故不论高官、巨贾、平民、儿童都愿意和他做朋友。他有句口头禅：“事无不可对人言。”连狡黠的画商亦曾说：“阿徐如此老实，何忍欺之。”在回国内居住的早期，当时广州市市委书记欧初曾上门要画，父亲拒绝之余，还在政协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其戆直可见一斑。

记者：您父亲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

徐华洲：母亲给父亲的支持很大，既是一位贤内助，更是一位好母亲。她承担了家里所有的事情，好让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事业中。徐东白的画友多次说到冯佩玉（我母亲）对他的支持，常说徐东白的作品一半是冯佩玉画的，父亲每每听到时总是由衷地开怀大笑。

晚年因环境不堪转变画风

记者：评论说“徐东白50岁前的画风奔放，色彩明亮，笔触宽阔，对比强烈；60岁后画风沉实、色彩厚重，刻意求真，充满东方情调”。他的画风为何有这样的转变？

徐华洲：父亲回国前在香港的作品已转向印象派早期的风格，笔触奔放，色彩明亮，充满生命力。回国后，由于长期受环境局限，故画风转向保守沉实。父亲一生率真，与外界保持距离，在国内数十年不读书、不看报、不听广播，故能保持内心的明净，然现实的环境不堪，故画风的转变乃当时的环境使然，与思想无关。

自传解读

采访中，徐绍峦给了我一份很珍贵的资料，那是徐东白生前写在一本单行本子上的自传。这份自传除了其家人看过外，从未公开过。翻看这本纸张已变脆薄、泛黄的自传，徐老昔日人生的酸甜苦辣跃然纸上，跌宕的经历，淡然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一位纯真、质朴的老人。

香港谋生的辛酸经常遭遇讲价不厌其烦

在自传中，他写自己是一个不善言辞和交际的人，在香港谋生时有不少辛酸的遭遇：香港人买画，不论你原价高低，他们总要讲价，这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不善说话的人，每次有人来买画，即使成交，也总免不了减多少价的。而且在香港，总是先敬罗衣后敬人，有位朋友曾对我说“老师，我认为你最好是做两套西服穿好啊。香港人见你衣履不整，以为你很倒霉，明明你的画值二百元一幅，他们都仅会给你一百元”。又有一次，我刚在作画，穿一件恤衫还卷着袖，和一位朋友到中华总商会大厦看礼堂墙壁大小，以确定为总商会创办人绘画的尺寸。由于我没穿外衣，商会一位服务员托着一个放着两条热毛巾的托盘，他把一条毛巾给我朋友，而另一条就不给我。过两天，我再和该朋友到总商会，这次我穿了西装而去，同时会长对我颇为客气，那服务员对我的服务态度则截然不同了。

重回祖国工作缘起1956年受邀参加五一观礼

尽管在香港打出名气，徐东白始终心系祖国。1956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回祖国内地工作。但在回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让他终能鼓起回国工作决心的，是他在1956年受邀去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观礼。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和香港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一起，登上了红旗招展，气派万千的天安门，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见到几十万群众以整齐的步伐经过天安门广场，听到群众们雄壮的叫喊声，我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了，心中燃起了要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决心。那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幸福的一天！后来，我的儿女们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总理，推荐我回来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不久，家里就收到由广州市文化部门转来国务院的复信，表示欢迎我回来，并给我安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