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发起，与马叙伦、陶行知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上海十万群众举行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游行，欢送马叙伦等十人赴南京请愿。徐伯昕以人民团体代表的身份积极参加了“6·23”行动的筹划，并参加了示威游行。

1949年12月18日，根据10月在京部分民进常务理事、会员就新形势下关于民进的会员、理事和整个团体前途问题的决定：总分会的理事以个入名义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徐伯昕随部分会员转入民盟，并被推举为盟中央委员兼组织委员。

1949年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连任三、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并当选为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1年11月，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他对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提出具体建议，得到中央的重视，作出相应的措施。

1984年3月27日，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晨3时37分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80岁。根据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4月12日，根据他生前遗言，将其部分藏书992种1662册捐赠给常州市图书馆。

徐伯昕是邹韬奋最亲密的战友。然而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隐形人”，安静地待在“生活书店”这块金字招牌的光芒背后。

从邹韬奋在 1926 年接编《生活》周刊起，他们就合作同事，除编辑工作由“光杆编辑”邹韬奋一人承担、半个会计孙梦旦之外，所有出版、发行、推广、广告、总务等工作，全部由伯昕一人包办。有时候还要施展他的“艺术家的本领”(邹韬奋的话)，为周刊画漫画，代客户设计广告。经过艰苦的努力，三个铜板四开一张的《生活》周刊从发行 1300 份，逐步发展到 16开一本，发行 15.5 万份，到《大众生活》发行 20 万份。1929 年成立书报代办部，1932 年由代办部发展为生活书店。徐伯昕与邹韬奋的合作，称得上相得益彰。茅盾曾说：“邹韬奋在政治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书呆子，更不善交际。”而徐伯昕长期担任经理，人称“徐老板”，恰恰弥补了邹韬奋的弱项。

与生活书店关系非常密切的张友渔，在他为《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写的《序》中说：“自 20 年代以来伯昕协助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轰动国内外的刊物，创办生活书店，由小到大，由上海一地发展到全国，以至海外，影响深远。邹韬奋是这一事业的总设计师，而业务建设和经营管理都依赖着伯昕的劳作。打个比方，邹韬奋倘是枝头的红花，那么伯昕恰是衬托着红花的青翠绿叶。”

邹韬奋曾写道：“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他“满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经济基础上面去，为了集体的文化事业，忘记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这是邹韬奋先生在《生活史话》中为一个全心全意为读者的徐伯昕的写照。

但对这个邹韬奋背后的、功绩卓著的隐形人，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的老人仲秋元回忆说：“我们在学校里就熟悉‘生活’，觉得邹韬奋很了不起，非常敬仰他，但是并不知道徐伯昕。”仲秋元说，当时口试自己的正是总经理徐伯昕，不过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后来进了生活书店，才知道了这位总经理。1938 年、1939 年那会儿，生活书店在全国就有 56 家分店，56 家啊！连穷乡僻壤都到了。这就是伯昕领导的，真的不容易。”

1940年，生活书店在重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六届领导机构，对徐伯昕是这样介绍的：“徐先生是本店事业的舵手，10余年来引导全体同仁经过了不知多少惊涛巨浪，才把本店的事业缔造成目前的规模。我们的事业之船在商业竞争的海洋中行进，每个同仁都热烈拥戴这位熟练无比的舵手，是毫无疑义的。”“生活书店，邹韬奋如果没有徐伯昕，搞不成这么一个规模。”仲秋元使劲地摇着头，“不可能，没办法的。”

徐伯昕是中国人民出版事业开拓者之一，是邹韬奋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邹韬奋于 1944 年去世后，徐伯昕牢记邹韬奋遗愿，日本投降，他就率领隐蔽在上海的生活同人，趁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忙于劫收敌伪资产，攫取“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顾不上统制文化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步伐，于10月10日打出生活书店的招牌，10 月13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创刊，接着又复刊由史枚主编的《读书与出版》。在短短几个月内，除了生活书店复业出书之外，又化名邹韬奋出版社、知识出版社、骆驼书店等，同时用几个招牌出书。还派许觉民与韩近庸合作办华夏书店，用丘引社、拂晓社等化名出版毛泽东著作，翻印介绍解放区的读物。

1946 年 6 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已经暴露，徐伯昕考虑到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派张明西、王仿子南下香港建立据点，一方面向港澳和东南亚供应书刊；一方面储存纸型，出几本书，保存一个立足之地。7 月又派邵公文、唐家栋北上大连，建立光华书店。

蒋介石关死和谈大门之后，一心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在统率数百万大军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加紧对进步文化出版的管制围剿，制造《文萃》事件；重庆生活书店仲秋元、上海读书出版社范用被捕；又逮捕《联合日报》、《新民报》记者多人。徐伯昕在得到从上海警备司令部内部传出的要查封书店的消息后，率领总管理处同仁秘密南迁香港，同时在上海《大公报》刊登结束在上海的业务的启事。1947 年 7 月间，先后到达香港的书店同人还有胡绳、史枚、胡耐秋、陈正为、程浩飞、陈怀平、艾明之等。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带着女儿邹嘉骊同时到达香港。留在上海的是几个独立经营的二三线的机构，有从重庆迁沪的峨嵋出版社和 1945 年后新建的骆驼书店、致用书店、士林书店等。由陈原接替史枚主编的《读书与出版》继续留在上海出版。

对于这一次把工作重心南移香港，徐伯昕在为香港复刊的《店务通讯》写的《认清目标、努力准备》(以下简称《准备》)一文中说：“因为统治者反对人民，反对民主，反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对全国的进步文化事业横加摧残，而我店首当其冲。为了减少损失，而把工作重心南移香港，向海外发展。但是，这并不是退却，而正是进攻前的准备。”他已经预见到人民胜利即将来临。

女儿徐敏：在追忆我与父亲接触的很多往事中，他的勤奋好学精神，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对我的教育也最大。他多次对我讲:“你要做“人民的专家’,不能“不学无术啊!”父亲学习党的文件非常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最为勤奋;他有个习惯，在阅读重要文件或细读毛主席著作时，每学完一段、或是一章一节之后，他喜欢自己进行条理性的思索，领会文件内容或文章的主要思想和观点，将经过自己思考所得，换句话说是体会与心得，先随手写在笔记本上或书籍的空白处，然后写出读后感，他的字写得密密麻麻。他在阅读文件时，在有些语句的下面划上道道，表示内容的重要; 写读后感时，重点突出、观点清晰，积累多了,就装订成册。它有100多万字、按各个时期、不同年代分编的学习笔记本。他专门编写了一部未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手稿(1964 年),共分六篇、合计42章，约100 多万字，分篇装订成册例如;第一篇:关于人民民主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第二篇: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第六篇:关于战略与策略等等。父亲的学习心得小本本，是他最心爱的东西。

张永年：徐伯昕同志从一届政协起就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后并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从1958年开始担任部分实际工作的领导，分工联系并协助工作组开展工作。

伯昕同志善于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政协章程的原则和工作组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简则》规定:工作组是在秘书长领导下协助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统一战线活动的工作机构。应充分发挥民主协商、协调关系、团结教育和相互监督的作用。并且规定了六条任务。针对当时工作中存在的关于工作组性质的模糊认识，伯昕同志在他向常委会提出的关于《简则》的说明里,着重从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性质出发阐述了工作组的性质与任务。他讲到，人民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因此，工作组所进行的日常工作，是按照各个组的分工去进行统一战线活动的。例如工商、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华侨等组，都是各自向它所联系的方面进行统战活动。伯昕同志的基本观点，经过多年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张文彦.论徐伯昕与邹韬奋出版事业的合璧——以徐伯昕为中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第3期).

庄艺真.徐伯昕的期刊广告经营策略研究：以《生活》周刊广告经营为例[J].出版发行研究,2011,(第2期).

庞政梁.徐伯昕经营管理思想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5,(第29期).

《出版工作》：徐伯昕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在病重期间，仍时刻关心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关心全国政协和民进的各项工作。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共产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