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冬，徐玮和小沙渡纱厂工人孙良惠经稽直介绍，并经团市委书记张秋人批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徐玮和稽直、孙良惠三人组成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支部，负责沪西地区的工人运动。1924年，经任弼时、邓中夏批准，成立沪西工友补习学校，校址在小沙渡槟榔路。同年夏天，党中央决定由嵇直、徐玮、孙良惠等担负该校的领导工作。沪西工人俱乐部在维护工人利益，团结工友同资本家做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同年，徐玮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徐玮担任共青团小沙渡部委书记，领导沪西各工厂团支部和国民大学、大厦大学的团支部工作。接着又担任共青团闸北区部委书记、团江浙区委宣传委员等职。徐玮工作踏实勤奋，卓有成效；尤其是他具有杰出的宣传鼓动才能，被当时上海共青团组织誉为团的“四大金刚”之一。徐玮在担任共青团小沙渡部委书记期间，沪西各工厂的共青团组织发展很快，在二三个月内从10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其中许多团员后来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骨干。

此时，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私谒废帝溥仪的“奏章”被查出，一时舆论大哗。南方大学掀起了“驱江”运动。徐玮参加了这一运动，并且和一部分进步师生愤然退出南方大学，转入新建的国民大学学习。国民大学聘请于右任、汪馥泉、李石岑、周予同等知名进步人士担任教员，校风为之一新。1926年夏，徐玮从国民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

1927年2月，共青团江浙区委召开代表大会，徐玮被选为团江浙区委书记。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徐玮和高语罕、贺昌等被任命为宣传委员，负责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宣传筹备工作。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接着上海召开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徐玮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和临时市政府委员，负责新政权的宣传鼓动工作。北伐军到达上海不久，蒋介石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4月13日，上海市总工会在闸北青云里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抗议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暴行。徐玮参与了这次大会的领导工作。

1927年5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徐玮化名谢公弢，秘密前往出席。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团的第四届中央委员。团的“四大”以后，他暂留武汉，在团中央负责军事科，具体分管征兵工作。“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徐玮和团中央的同志陆续离开武汉。大约在8月底，徐玮受团中央委派，以特派员身份抵达杭州，主持团浙江省委的工作。

1927年11月9日，徐玮和李信、郑明、曹仲兰四人在杭州抚宁巷9号团省委办公地点被敌逮捕，徐玮编了一个名字叫胡公达隐藏身份。他们四人先被关押在柴木巷看守所，后转送到浙江陆军监狱。

1928年4月16日，敌人从叛徒告密中证实胡公达即是徐玮。4月19日，上海《申报》《新闻报》立即报道了“共产党徐玮在杭捕获”的消息。

1928年5月3日，徐玮和曹仲兰、陈英盛、陈存业四人被绑赴刑场，敌人故意组织了100多名国民党军官来“观摩”，徐玮一出牢房就接连高呼口号。狱中难友闻声，无不悲痛感动。

徐玮牺牲时年仅25岁。

徐玮的家庭是一个旧式耕读人家，父亲徐锡龄设私塾（后名私立广育小学），以教书为业，业余下田耕作。徐玮小时候就在此读书。1914年，徐玮升入海门县立高小，在升学考文中写道：我不但要能自治，还要使天下人都能自治。

1919年，徐玮升入了海门中学。在校期间，徐玮为人正直，能文善道，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校方想借助他向学生作些解释。不料，徐玮在一次演讲中竟揭露校长办学似奸商，结果被借故开除。于是，徐玮转学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后直升大学本科。

徐玮上大学全靠父兄向亲友借钱支持，所以他学习十分勤奋。东吴大学是英国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宗教气氛浓重，无言论自由。徐玮受新思潮激励，有意识地宣传新思想，因此引起了校方注意，被视为“危险分子”。一次在宗教课上，他坚持无神论与任课老师辩论。老师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报告训育主任，说他谩骂师长，污辱宗教，遂将他开除。1922年，徐玮转到上海南方大学求学。

1924年，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向废帝宣统私下跪呈奏折的丑事被揭露后，徐玮同进步师生一起掀起驱江运动，旋即从南方大学分裂出来，另立国民大学。徐玮即在该校继续学习，读的是英国文学系。在校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团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组织了小沙渡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去夜校学习，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在工人中的威信很高。五卅运动期间，他同一些同学到海门，代表上海市学生会，向当地群众宣讲上海日商纱厂和巡捕房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惨案经过，进行募捐活动，支援上海罢工工人。1926年大学毕业。

徐玮大学毕业后，便担任了上海市小沙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部（区）委书记。小沙渡是日本纱厂云集的地方，工人众多，当时五卅运动的顾正红烈士就在这里壮烈牺牲。徐玮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其他革命知识青年，组织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徐玮很重视青年工作，注重发挥共青团的作用，教育团员和青年懂得革命道理。他经常对团员们说：“我们都是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我们要发挥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小沙渡共青团组织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从原来的100多人，迅速发展到300多人，成为上海工人运动中一支强大的骨干力量。

由于徐玮的工作卓有成效，1927年2月，共青团在上海召开江浙区代表会议上，他被选为江浙区委书记。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发动了武装暴动，并成立了上海革命政府，徐玮作为革命青年的代表，被推选为政府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大屠杀，徐玮离开了上海到达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

杭州市团委在四一二事变后遭到破坏，团中央派徐玮来到浙江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组织领导工农运动。

当时的杭州仍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大批党团员被捕杀，许多团的组织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因此，恢复各级团组织、保存革命火种就成了当务之急。徐玮到任后的第一桩事，就是召集团员开会，由他做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还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本叫《告青年学生书》的小册子，用杭州市学联的名义印发2000份，在杭州中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中散发。其内容主要是解答当时青年学生中的各种切身问题，没有空洞的说教，语言通俗生动，因此散发后轰动全市各校，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怒。由于他的努力工作，被破坏的团组织陆续得到了恢复，团员通过学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针对个别青年在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企图以暗杀来报仇的急躁盲动情绪，做了不少说服工作。他指出，政治暗杀只能消灭个别敌人，而不能达到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目的，而且容易暴露革命力量，要准备和国民党反动派作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徐玮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革命警惕性。1927年10月下旬，徐玮在杭州清波门外一所小学里，召开有十五六名团的骨干参加的会议，布置工作。他告诫与会同志：“近来敌探四出侦察，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外出时切勿随身带通信地址。万一遭到意外，必须誓保组织秘密。但也不要被敌人的气焰所吓倒，我们额上没有共产党、共青团字样，要善于在敌人鼻子下活动。”但是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

1927年11月6日，一群年轻人正在杭州市抚宁巷9号共青团省委机关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油印一批传单，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踹开房门冲了进来。没等其他人反应，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曹仲兰已经擦着手上的油墨迎上前：“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曹仲兰点着头，指了指房间里的其他三个人。“他们是我雇来搞抄写油印的勤杂工。”

“一块走!”

士兵们带走了曹仲兰、李信、郑子明，还有一个自称胡公达的人，

曹仲兰这四人的案子送到浙江特别刑事法庭之后，庭长钱西樵一直疑团满腹，尤其是对那个自称胡公达的人。

根据胡公达自己的供词，他是浙江嘉善人，刚由家乡出来到杭州找工作，在一家面店吃面的时候，凑巧碰到曹仲兰。

如果说这个“凑巧”已经使钱西樵难以接受，那么胡公达自称的初小文化就更使钱西樵疑窦丛生。虽然胡公达的入狱登记表填写得歪歪扭扭，但钱西樵总觉得这歪歪扭扭的字是故意写的。

钱西樵提审了曹仲兰，说他不相信曹仲兰是共产党浙江省委机关负责人，真正的负责人是其他三个人中的一个。只要曹仲兰说出那人的姓名，可望立即获得释放。钱西樵又明确无误地告诉曹仲兰：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死刑无疑。

而曹仲兰淡然一笑： “我当然想活，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确是负责人。”

对于徐玮来说，被捕后的这几个月，日子不好过。1927年11月6日被捕的时候，他没想到曹仲兰那么快就挺身而出，说自己是共产党省委负责人，更没想到曹仲兰会把他说成是临时雇佣来的勤杂工。

开始的时候，徐玮心里很不是滋味。省委负责人明明是自己。怎么能让曹仲兰冒名顶替去冒险呢?但是他又不能反驳。曹仲兰之所以要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显然是曹仲兰认为他的生要比自己的生还更有意义。既然曹仲兰已经做出了抉择，他没有理由再去干扰曹仲兰的计划。

然而，曹仲兰给他规定的身份是勤杂工，要扮演这个角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虽然凋到浙江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是省委负责人，认识的人不少，但既为勤杂工，他就必须装作不认识这些人。为此，入狱之后，徐玮一直竭力避免与外界接触，一天到晚蹲在监狱的角落里不声不响。遇有放风，他也踽踽独行，帽沿压得老低，放风中若遇到过往熟悉的同志，他总设法躲避，实在躲避不了，也只是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他还必须注意适应自己的“初小文化程度”。这是一种最痛苦的适应。同牢的同志可以堂而皇之地学经济读外文，而他不能，他只能看《水浒》《西游记》。当他看到别的同志读英语，他实在熬不住，也只好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读上一会儿。

他知道他必须努力隐藏自己。有一次监狱当局给全体犯人拍单身正面照，这是敌人为扩大侦察线索而采取的一个步骤，他就消极抵制。当摄影师按动快门时他猛地低下头。连续两次，气得摄影师大骂一通“傻瓜”。

他必须记住自己是雇来的勤杂工，只有始终坚持“扮演”好这个角色，才有生还的可能。

1927年11月20日，在给大哥徐宝康的信中，他也如是自称。大哥是个小学教师，心有灵犀一点通，收信后也立即化名胡公堂复信徐玮，表示已明白了他的处境。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既忐忑不安，又充满希望。他知道钱西樵并不相信他的供词，但也看出钱西樵还没有抓到他的把柄。

然而没有维系太久，他便被押进了钱西樵的审判庭。这时，他还不知道叛徒已把他给出卖了。

(早上好，胡先生!)

钱西樵突然蹦出一句英语。徐玮心里一愣，但是他很快镇定住了自己，显然，钱西樵又在进行一轮新的试探。他不理他，抿着嘴唇不吭声。

(你不回答，不太礼貌吧?徐玮先生，谢公韬先生!)

徐玮吃了一惊，原来钱西樵已经完全掌握了他的真实身份，便也用英语说：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一切悉听尊便，还有什么好啰嗦的呢?”

“不，不，正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身份，我们更应该好好地谈一谈!”

钱西樵的态度显得非常诚恳。他告诉徐玮，他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像徐玮这样有才华的青年，他决不允许随意将之摧残。虽然徐玮是大名鼎鼎受通缉的上海市政府委员，只要发表—个退出共产党的声明，他一定会以身家性命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徐玮眯缝着眼，等钱西樵的滔滔不绝告一段落，他才郑重地告诉钱西樵：如果能回答他的三个问题，他就退出共产党。

他提出了三个问题，都涉及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钱西樵一个也回答不了。

“对不起，既然你回答不出，我当然也不退出共产党!”

经过那次摊牌之后，徐玮知道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前人去后后人到，生死寻常何足道。但愿此生有意义，那管死得迟和早。生死何计迟与早，灰色马在门外叫。出门横跨马归去，啼声响处人已遥。”

他喜欢读库普林的小说《灰色马》。库普林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他运用新约全书上的典故，把灰色马比喻为死神，认为人类的死亡无非是从一个场景转换到另一个场景而已。徐玮很欣赏库普林对于死亡的潇洒气质，借《灰色马》的格式写下了这首诗。

从此，徐玮天天向难友们讲述革命道理。他利用放风机会，同个别同志谈话，布置狱中的地下工作。他要求党、团员要把监狱当党校，趁机会多读点书，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陆军监狱的政治犯大多数还不知道党的八七会议，不知道“土地革命”。徐玮每天为难友们介绍会议精神，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宣传党的土地革命纲领。他利用放风机会，进行广泛宣传。

1928年4月，徐玮分别给母亲、给兄弟、给朋友写了信。他赶在刽子手动手之前把后事料理妥当。

1928年5月3日下午，外号叫“李判官”（一说“陆判官”）的看守拿着一串钥匙来叫徐玮等4人“提审”。在他把徐玮拉出牢门以后，徐玮高声责问道：“今天枪毙几个?”

“李判官”大吃一惊，吓得把钥匙、名单掉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徐玮和另外三个同志昂首阔步走出铁门，回头向难友们高叫： “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共产党万岁!”

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徐玮是个硬汉，所以纠集省党部和伪省政府的人员一百多人前来参观。徐玮等4人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法官不敢验明正身，叫十几个看守紧紧抓住4位革命者的双手，直赴刑场。 ·

陆军监狱里的300多名政治犯听到4位烈士高呼口号，十分感动，齐声高唱国际歌来答复四烈士。行刑时，每一声枪响，活着的难友们就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直到第四声枪响。国民党“参观”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灰溜溜地回去。他们这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一批不怕死的人”。

1930年8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浙江陆军监狱内制造了“八二七惨案”，共有18位共产党员被集体枪杀，时任杭州市学联主席的陈敬森同志也在此列，壮烈牺牲。他的弟弟赶到杭州收殓烈士遗体时，在哥哥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一封署名为“九如”的遗书，这封遗书作为陈敬森的遗物被家人珍藏了起来。1954年春，陈敬森的家属将珍藏24年之久的烈士遗书交给党组织，辗转保存在浙江省档案馆。

直到1982年，经中共浙江省党史工作办公室考证才发现，这封署名“九如”的遗书，并不属于陈敬森烈士，而是属于徐玮烈士的，是徐玮烈士在就义前写下的。半个世纪后，这封署名“九如”的遗书才得以与徐玮的家人见面。

给家庭的遗书

我的家庭：在我的血流尚未停止时，得有机会遗书于你们，这是一件差强人意的事。我要告诉你们的有下列几件事：

（一）你们应当看我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员，而不是一个家庭的子弟，更绝对不是孝顺的子弟。我一生尽力革命，未尝稍懈，对于你们既没有丝毫补助，又缺少经常关系，所以我死后你们不应视我为家庭的一份子而为我悲伤，你们应继续我志而奋斗。

（二）我求学做事颇得友朋资助，债是我个人所借，当不能由你们代偿，我的友朋也不会索偿，请放心。

（三）我并未有异性的结合，请免挂念，未婚妻俞女（即指俞玉琴，当年由徐父包办婚姻）与我概无关系，当听其自由。

（四）我以天下为家，我的遗骸随处可放，由它腐烂，不必运回，也不要花钱在杭营墓，这都是无意义的。

（五）一切诵经拜忏道场祭奠等等无聊举动，为我所坚决反对者，当不宜有，即追悼会发讣文等等亦属无谓，不应举行。

（六）我友周赞明（即徐玮的挚友，当时在海门中法药房工作）与我相知较深，大哥、石弟应与之来往，可以解决许多困难问题。

（七）我现在心平如镜，并不痛苦，人生莫不有死，枪毙死得最痛快，况我死得有意义，请勿念。祝

康健

九如

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

给大哥、石弟的遗书：

大哥、石弟：我与你们永别了。你们一定会明了我是为什么而死的。你们对于我的死作何感想?你们将怎样的纪念我?你们如果能明了我死的意义，便不应为我悲伤，你们应该劝导母亲，善视母亲，彼此相爱，努力上进。赞明是我的良友，虽抱负各殊，然情意实密，有何问题，可随时与之商议，彼能力所及，定能竭诚帮助。

宝兴

1928年4月18日

给朋友周赞明的遗书：

赞明：操刀必割，来日无多，趁此时机，略留数话。相知一生，一朝永诀，未免黯然。但我并不觉得死有何痛苦，前我而去者已去，后我而来者会来。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之价值即以其人对于当时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生命时值之修短是不成问题的，用不着留恋与悲伤。不过像我这样糊涂地随便地无大贡献于此历史阶段而就此消逝，我却有些不甘心了。然同时我这段未完的工程自有别人来完成，不过多用一些气力，多花一些时间罢了。大阳不久出来，黑暗终得消灭，那么早死算得什么!且我平生最大的病在于松懈而不紧张，这次打击便是自食其果，即使侥幸而或免于仇敌，亦当受国家严厉惩罚，那末死却又是应该的了。

我因尽力于我的主义，不顾个人私事，更谈不到家庭(在我看来，家庭问题是不成问题的)，但我母亲兄弟为我深切的操心，我不能不念及他们，这次因我之故，会陷于愁惨的境地，希望你能给予安慰与援助。我求学、工作，负债很多，我不能偿还。我的经济是独立的，所以我的家庭也不能为我偿债，请为我知照友朋，免使家庭为难。我停止了工作的身体，本不值一提。但恐他们胡闹，所以也附带说明，腐败的肉体象痰吐(唾)一样，决不要为他化什么气力，用什么鸟钱，随便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不宜搬运，也不要营坟墓，一切无谓的事都不要举行。他们穷苦的够受了，为什么还要为废物受苦呢？

我此刻心中非常平静，毫没有痛苦，勿念。祝你与你的爱人健康——我到现在还没有爱人，可怜哉！一笑！

你的老友W·Hsu

1928年4月18日

附件：“后死者”秘密寄出徐玮遗书时的附函

赞明先生：你的老友不幸今天(五月三日)下午三时半于此就刑长逝了。一路高呼“打倒×××”、 “×××万岁”等口号，为人异常慷慨，闻者悲痛，无不感动，因同是囚犯也。

此书有三封，一致他的母亲及哥弟，其余就是给你了。他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应为笔误）提审后就写好了的。今天现实了，故寄上，略尽友谊。

祝你努力！

五月三日夜

后死者上

1928年5月4日，团省委在《浙江C·Y通讯》上发文悼念四位烈士，高度评价他们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牺牲，是浙江C·Y的损失”。

父亲徐锡龄，母亲名字未知，长兄徐宝康，三弟徐宝石，未婚妻俞女。

徐玮在给其兄弟的遗书，首先要求他们“劝导母亲，善视(事)母亲”。母亲对他参加革命十分担心，曾趁他1926年初奔丧回里时，力劝他：“不如回乡教书，可以享福，何苦在外担惊受怕。”可他说：“一人享福和天下人都享福是不能相比的。干革命就是要天下人都有福可享。楼下的砖头总要有人去搬的，不然，高大的楼房怎能盖得起来？”他虽这样说，心里却是常常眷怀着他的老母。他把母亲的照片装在贺昌送给他的边框上有镰刀、斧头浮雕的镜框里，放在案头。他曾捧着母亲的照片，对小沙渡部委委员史永感慨地说：“我大学毕业了，可还不能赡养母亲。”

关于未婚妻俞女，徐玮在遗书内说：“我并未有异性结合。”他立志要做个职业革命家，所以保持独身。他曾与同志们说过：“中国革命将是长期的、很艰苦的。党团的事业要几代人才能完成。因此先要培养一批一辈子专做地下各种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必要时也可晚婚或终身不婚。俄国共产党从创立到胜利，就有无数的大大小小的职业革命家，一批倒下去，一批又起来。”徐玮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遗书还说：“未婚妻俞女与我概无关系，当听其自由。”这是因为，俞女与他是幼时由双方父母作主订的婚约。她幼时只读了二三年小学，徐玮曾多次要求家长让她继续读书，以期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但女方囿于旧思想，拒不接受。徐玮不得已，只好提出解除婚约，女方亦无反应。徐玮就义前声明与她“概无关系”，是为了不误其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