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是在诗人流亡到意大利后写成的。当时意大利正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被分裂成许多的小邦。诗人用意大利光荣的历史、意大利当时民族的灾难，激励爱国志士起来推翻奥地利的暴虐统治，实现民族的统一和解放。

第三、四章同前两章相比较，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形象减弱，而诗人本人的形象大大加强，拜伦把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想，随时随地地自由地抒发出来，因此这两章政论色彩表现的异常强烈。第三、四章创作时间正值意大利、希腊等国人民斗争高涨之时，而诗人又同斗争发生了实际联系，从而使他的创作获得一种新的生气和力量，表现出了对自由必胜的信念。

诗人在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形象里，反映出自己生活与性格的某些特点：高傲冷漠，放荡不羁，对上流社会的憎恶和鄙视等。但主人公那种冷漠静观的消极的生活态度则和诗人不同。诗人热切关注人民的斗争，焦虑着人民未来的命运与前途，怀抱着从事英雄事业的理想。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处于社会关系动荡剧变的时期。一方面，封建势力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影响下遭到秋风扫落叶般的打击，逐渐露出颓势，封建贵族愈益腐朽和没落，同时，也在作最后疯狂的垂死挣扎，侵略、掠夺与复辟的阴影时时飘荡在欧洲的上空；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所输送的革命思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殖民国家追求独立、民主和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拜伦独特的生活道路相结合，激发了拜伦对封建统治势力的了解和痛恨。同时，他的贵族身份不能给他贵族生活方式的现实，也促使他在他的精神世界走得愈来愈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主人公恰尔德·哈洛尔德，实际上就曲折地折射出他漂泊流离的生活和反对封建专制暴政的思想。

1809年，拜伦大学毕业并获得了贵族院世袭议员席位，可是，这依然没有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相反，他的自由主义进步倾向使他进一步孤立，并遭到上流社会的嘲笑和歧视，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伤害，作为一种反抗，他选择了情绪中心主义策略，开始了他的出国之旅。在游历途中，作为精神世界的追求和解脱，他开始积极创作，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一和第二章。出乎意料的是，回国后，这两章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使拜伦一夜成名。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有两个主要人物：主人公哈罗尔德和抒情主人公。前者代表了诗人思想的消极方面；后者反映了诗人的民主倾向和革命热情。哈罗尔德游历的路线把长诗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抒情诗人的议论和抒情插叙丰富了长诗的内容，加强了感染力。

哈罗尔德是一个英国青年贵族，对本阶级十分反感。他既不想对上层统治者逢迎拍马，也不愿与人民群众来往，终日陷于痛苦的深渊中。其痛苦的根源，找他自己的话说：“既不是爱情，也不是恨，更非卑微的野心难以实现”，“而是经历、目睹和耳闻所引起的”。

哈罗尔德是一个忧郁、孤独、悲观失落的漂泊者。他厌倦上流社会“酒醉饭饱”、“狂欢无度”的生活，也痛恨英国冷酷的“文明”和腐败的习俗，因为这些是跟他的自由思想矛盾的。他不愿与丑恶的社会为伍，于是他怀着忧郁离开祖国，去浪游海外。

在最初两章中，他到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他看到英国掠夺希腊古迹毫不介意，经过好多古今战场，他无动于衷，“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哈罗尔德这个形象具有典型意义，他概括了当时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许多资产民主知识分子既不满现实，又找不到新的道路的典型特征。

抒情主人公却在精神面貌上和哈洛尔德不同，他是一位情感炽热、精力充沛的观察家和评论家，他对一切面临的问题都做出积极的评论。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态度十分明确。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哈洛尔德是个虚构的人物，在长诗中起了串联情节的作用。作品正是通过这个人物在欧洲的漫游，描绘了那里的旖旎风光、风土人情，凭吊和追忆了那里的历史，揭露和抨击了那里的时政，表现了作者反对侵略、反对压迫、渴望民主、渴望自由的心声，歌唱了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与社会对立的个人在诗中十分突出，即诗人的主观抒情在诗中占据突出的位置。书中情节只是表面上与那位站在作品中心的主人公形象（哈洛尔德）发生联系，实质上《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情节的全部结构都是为诗人的主观抒情所决定的。这种主观抒情，也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创作方法上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恰尔德·哈洛尔德被塑造为一个英伦世家的公子，过着无忧无虑、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厌倦了这种生活，开始出国远游。在旅行中，他不但欣赏了各地美丽的自然风光，熟悉了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而且了解到希腊等国家的被奴役人民渴望自由解放的心声。他对英国以及与之结盟的欧洲反动势力所进行的侵略和掠夺充满了愤恨，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称他们表面上温文尔雅、心慈善良，而实则是“抢劫一个多难的国家的最后一批盗党”。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拜伦则直接表达了对一切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反对，他讽刺地指出，在欧洲神圣同盟旗帜下，封建势力对被压迫人民革命运动的镇压意味着那个时代重新开始“向豺狼顶礼”。他对拿破仑充满了痛惜和纠结之情，既欣赏拿破仑在欧洲大陆掀起的革命狂飙，更惋惜他最终没能战胜自己的感情，成为“荣誉的牺牲品”，并使其他国家遭受不幸奴役。滑铁卢之战导致的拿破仑的失败，也并没有使欧洲更加进步和自由，这种政治观念的困惑和纠结使拜伦困苦不堪，无法找寻现实的解决方法。在《游记》中，拜伦还热情颂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曾经辉煌壮烈的古代历史，讴歌他们的英雄，赞颂他们英勇反抗侵略的光辉业绩，以史鉴今，鼓励各国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而奋斗，拜伦本人也在对历史的追溯中，激起了自身的革命热情，勇敢地投入了希腊反抗土耳其奴役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可惜的是，年仅36岁的拜伦身染疟疾，英年早逝，为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独立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用他的诗篇、他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委婉动人的战歌，他亦犹如一颗流星，刹那间照亮漆黑的夜空，给地球上渴望民主与自由的人们以心灵的启迪和震撼。

它首先表现在对英国、对以“神圣”之名结盟的欧洲反动势力，及其形形色色的不义、掠夺和侵略进行无情揭露、愤怒谴责和辛辣讽刺。诗人评说那造成破坏的战争，无论往古还是当下，被“称孤道寡的蟊贼”所发动均“害人不浅”，“上帝呵！你的地球难道必须作他们赌博的本钱”；怒斥那毁灭文物的劫掠，“以禽兽的行为残酷地拆下古代的遗迹”，“硬把不甘心的神明搬送到北国”。《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前两章，将英人在欧洲的所作所为大白于天下：以救世主姿态出现，实际干着趁火打劫勾当，“自由的不列颠”成了“抢劫一个多难的国家的最后一批盗党”；责骂窃取希腊圣迹的苏格兰人艾尔金勋爵，“血液和他家乡海边的岩石一般冰冷，心灵跟岩石一样麻木、僵硬”；为有这样的同胞而痛心，叹息“爱自由的人民不应伤害曾经自由的东西”。在第3章里，诗人借滑铁卢战场抒怀之便，谴责欧洲一切形式的专制，尖锐指出，在“神圣同盟”卵翼下复活起来的欧洲封建势力的猖獗，标志着“向豺狼顶礼”重新开始。打败拿破仑，世界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拜伦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启示读者质疑：英国人的胜利，意义在哪？“高卢也许就此变一匹马，受缰绳的束缚；但世界能更自由了吗？”因此，对待“法兰西的坟墓，要命的滑铁卢”要具体分析，“应先把效果估计，再来颂扬这种胜利”。且由是而对一向钦佩的波拿巴给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世界的征服者与俘虏”最终“成了荣誉的牺牲品”，是的，也许因为太过虚荣，虚荣使之刚愎傲慢，这在大人物身上有时就成了致命的缺陷，所以，“你能倾覆、统治和重建一个帝国，却管不住自己最起码的感情，无自知之明，不知盈虚的道理，人有旦夕的祸福”。诗人的观察不独停留于国际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还触及个性深处和宇宙规律的奥秘。

其次，对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热烈赞扬，并寄予同情和声援；讴歌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壮烈的古代”，以激发这里的人为自由而战，成为长诗最激动人心的主旋律。无论盛誉西班牙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传统，歌颂她的儿女反侵略的英雄业绩；还是痛悼希腊被土耳其奴役的现实，凭吊古战场追念故国之伟大；或者缅怀古罗马的无上光荣——那“曾是国民皆国君之国”“征服陆地和海洋”——表示自由终将会取得胜利；无非都是一个意思，便是放弃幻想，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哈洛尔德的孤独、抑郁，乃至悲观。他鄙视上流社会的虚伪、狡诈、假意逢迎、溜须拍马，他为寻找那份人类的纯真而远走他乡，把自由的狂想揣在心里，试图从异域他乡找到自由的种子。然而，随着哈洛尔德的不断旅游，他却愈益感到人心不古和世态炎凉，他用一种近乎抑郁的眼睛旁观某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说，拜伦写到这一章的时候，自身也充满着困惑，他还没有从沉重的现实中找到实现自由和梦想的方法和途径，内心一直伴随着冲突，一如哈洛尔德的游历，所到的地方几乎全是英灵圣迹，都是人类英雄的“昨天”，与当时的时代现实格格不入，“今天”几乎被忽视了，被压抑在心灵的角落，而哈洛尔德的心也变得冰冷，开始鄙视这个世界，然而，他却又对世人具有不可思议的热情，使他愿意为世人赢得更美好的未来。哈洛尔德身上的这种矛盾人格，使他有时无所事事，有时又洋溢着革命热情。他洞察时事，勇敢揭露时政弊病，坚定无畏，俨然一个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英勇斗士。拜伦对哈洛尔德矛盾人格的刻画极具人格魅力，真实而生动，也成为拜伦式英雄人物的典型，一方面，他们困惑、孤独、抑郁而悲观，一方面，性格又十分叛逆，不满现实，桀骜不驯，富有抗争精神。他们既对贵族阶层极力反对，又不想与普通人民群众有所联系，因此，经常使自己陷于困苦的精神深渊。其精神渊源，大概与拜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有关，促使哈洛尔德们更多地思考关于人自身的问题，如平等、自由、尊严等，并获得前进的动力，从而迸发出人性的不屈不挠、勇于奋争的精神之美。

有人说，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形象有着拜伦明显的自传性质，其实不尽然。在这部作品中，拜伦觉得按照查尔德#哈洛尔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这一性格，不能表达诗人自己对所有事情的积极关注，于是他索性把恰尔德·哈洛尔德放在一旁，自己站出来说话，表达了他对一切压迫者的抗争和对一切不幸者的同情。如果说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形象中有诗人拜伦部分的生活影子，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拜伦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的立场，当然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从而损害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属于游记体的叙事长诗，作品有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该诗除了有恰尔德·哈洛尔德这一主人公之外，还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恰尔德·哈洛尔这一形象，正如前文所说，在作品中仅起到串联情节、结构故事的作用，可把他称作叙事主人公。而抒情主人公即作者自己，在作品中公然站出来，面对现实，直抒胸臆，天马行空，不受羁绊，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其浪漫主义的艺术倾向强烈地感染着后世成千上万的读者。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作家接受卢梭和18世纪感伤主义文学中“回归自丛”的思想影响，声称自己是“自然诗人”。重视写景抒情，寄寓情怀，以表达他们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抒发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和理想的刻求。在这方面，《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无疑是成功的范例。抒情主人公热爱大自然，把大自然当作自己的“知友”，“细读阳光写在湖面上的诗篇”，拜伦以饱兹感情的笔触所描绘的大自然，无论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日夜奔腾的江河·还是挺拔峻峭的山峰，雄伟惊险的战场，抑或是瑰丽多采的田园，风景如画的山村，……无不逼真传神，栩栩如生，充满着活力，跳动着诗人的脉搏，请看长诗开篇“晚安曲”的描写：

“再见，再见：我的家乡，

快消隐在卫色的波涛上，

海潮在咆哮，晚风悲叹，

成群的海鸥呀厉声呼唤。

夕阳在海边渐渐下坠，

我们的船儿扬帆追随；

再见吧，太阳；再见，

我的祖国一祝你晚安！”

诗人用真切的语言描绘了特定环境中的富有特征的景物，将依依离别的感情溶注到景物描写之中，情景交融，天人合一，发挥了寄情于景的动人作用。这正如德国大诗人歌德所赞扬的那徉：“对，拜伦在这方面是伟大的，他的描绘有一种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现实性，仿佛是临时即兴似的。”

表现手法

另一个显著特征点是鲜明的对比手法。拜伦运用此描写方法，其目的是突出表现他所要强调的内容。例如，自然与社会的对比，人民与统治者的对比。

艺术对比是浪漫主义诗歌重要的表现手法。法国作家雨果在1827年写的《〈克伦威尔〉序》，被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宣言书，他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提出了美丑对照的艺术原则，为艺术家所遵循。其实，早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前的十余年，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就具体实践了这一原则，这部长诗对艺术对比的运用，多种多样，比比皆是，概言之，这里有希腊人民的爱国壮举与皇亲国戚卖国求荣的对比；希腊光荣的过去与屈辱的现状对比；被压迫者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反动统治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的对比；各国人民敦厚热情、豪爽勇敢与英国贵族奢侈挥霍、自私自利的对比；壮美的自然景色与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对比，等等。通过上述种种对比，加强了诗篇画面的立体感，充分地表达诗人的爱憎，深化了作品的题旨，增强了长诗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总体上看，拜伦是个讽刺诗人，英语也是种长于讽刺的语言而英国文学又具有伟大的讽刺传统，他乃该传统最出色的传承者和发展者——尽管兹时还刚拉开帷幕，及到《唐璜》，就成名副其实的讽刺之王了——一般来说，其讽刺无处不在，尤其那些议论性的诗行，只是不着痕迹而已，当然也更耐人寻味。举一例：（讥嘲为暴君丢了命的炮灰们）“他们的名字，用作短命的诗歌题材或许会保存在歪诗里”；再一例：（讥嘲堕落的民风）“爱情和祈祷不分。或者祈祷完了就去谈情”；又一例：（讥嘲水性杨花）“她是否像有些女人，爱自己的丈夫；或者爱别人的丈夫呢？”微妙的讽刺潜隐在诗句的脊髓里。

叙事结构

长诗最具创新处可能表现在叙事结构上。它既不是通常的第三人称，也不是纯粹的第一人称，而是被赋以如此一种形式，即在基本的第三人称叙述体系中，自如地插入第一人称的抒情或评点。该结构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给了诗人比较充分的自由，他可以不太顾忌约束发挥其绝对的主体性，因此便能够天上地下、打破时空序列、任由思想的翅膀驰骋翱翔。当然，保持叙述事件必要的连贯与进展也是一个挑战，虚构的哈洛尔德于是派上了用场，他被叙述者推着行进在大致规定的路线上，从而保持了长诗的统一性。此结构与其说适应记录巡游事件的需要，不如说便于主观抒情的方便，最契合浪漫主义的天马行空。何以诗人经常借题发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使表现的天地无限广阔，原因在兹。这颇合拜伦个性的结构方式屡见于其后来的创作，及《唐璜》臻于从心所欲的至高境界。

拜伦式英雄

浪漫主义诗歌往往塑造孤独的叛逆形象，揭示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宣扬个性解放的思想。《游记》中的哈洛尔德，是英格兰的贵族青年。原先，他沉醉于通霄达旦的狂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后逐渐厌倦了这种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的习气·不满英国冷酷的“文明”，为了排遣内心的忧郁、苦闷，便决定走出罪恶的旋涡、远离家园故园，“去浪游海外炎热的地方”，寻觅人生出路。然而，他孤独高傲的性格，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未能给他带来新的祈求和希望。在最初的两章里，这位优郁的主人公，对葡萄牙的自然风光，对西班牙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视若无睹，无动于衷；经过“旧日的战场”，“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即使对于爱情，也不能，点燃他的心灵之火。因此，他逃避生活，离群索居·也就无法得到他所渴望的自由，求得内心的平衡。在长诗的第三章，诗人指出哈洛尔德“自己最不适合与人们为伍”，他“孤独而且骄傲，宁离人间去独自生存”。

总之，他不愿接近群众，没有勇气去干预生活，始终未能摆脱他那优郁、孤独、失望的个人主义和悲观情绪，哈洛尔德的形象概括了当时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既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的典型特征，是拜伦世界观中消极方面的反映，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拜伦通过“各种奇妙的艺术形象”，传达出“自己高傲心灵的叹息”，哈洛尔德是诗人笔下第一个“拜伦式英雄”，属于欧洲许多浪漫主义作家所塑造的身患“世纪病”的“世纪儿”之一，为浪漫主义诗歌人物形象刻画方面的重要标志。

1812年，当他的代表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公之于世时，立即轰动了英国乃至欧洲文坛，人们争相传阅，以致名声骤增，超越了那时以撰诗而闻名的司各特，诗人自己也非常得意地说：“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名人，成了诗坛上的拿破仑。”

从影响的广、深、久来说，英国大诗人拜伦，在浪漫派文学中无人能与之比肩，他的创作，以铿锵之音表现历史与现实的重大问题，乃社会之最进步的呼声;其洒脱从容的卓越诗艺，犹猫玩鼠于股爪，随心所欲到出神入化，更难寻颉颃者。长诗之获得巨大成功绝非偶然，即使经过近200年的岁月沧桑，人们仍然对其爱不释手，被它的博大精深、激情洋溢和忧惋韵致所震撼。

拜伦（1788—1824），独步古今的天才诗人，在波澜诡谲的浪漫主义文苑诗坛上，他是手握如椽之笔，流金溢彩；在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的政治舞台上，他又是身着戎装，叱咤风云，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坚强斗士。拜伦只活了36岁，被评论家称为是19世纪初英国的“满腔热情地辛辣地讽刺现实社会”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