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兴起于启蒙主义之后，信条上仍然坚持启蒙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浪漫主义者往往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图景。在他们身上折射出理想主义的火光。拜伦秉承了浪漫主义热爱自由的因子，从拜伦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为自由而献身的斗士。可以说浪漫主义传统使拜伦具有深厚的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的倾向。“浪漫主义时期大多数主要的诗篇都是以诗人为圆心而画出的圆”。受上述那些激进的思潮的影响，拜伦憎恶当时社会制度，憎恶政治的腐败和宗教的伪善，蔑视上层社会的腐朽寄生生活，渴望民主，追求自由，同情人民的反抗压迫和奴役的精神。拜伦的这些民主、自由、博爱的思想倾向都折射在了他塑造的拜伦式英雄上，拜伦式英雄都是侠骨柔肠的硬汉，以非凡和极端的方式追求着自由。他们为自由而生，也为自由而死。

然而，拜伦是一个资产阶级贵族，他有着高贵的血统，他身上流着高贵的血。同时他又承袭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性，“难以超越已习以为常的生活观念和习性，难以摆脱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影响，看不清社会发展的远景，缺乏与大众的联系，看不到他们的力量”。因此，拜伦不能也不可能看到革命的出路，也看不到社会发展未来的出路。拜伦不能也不可能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暴力革命。所以，对于人民大众，他虽同情，但是却也蔑视大众，从未融入大众。他对革命的未来是悲观的，是忧郁的，甚至是绝望的。所以拜伦的反抗是个人主义的反抗，是理想主义的反抗，是贵族式的反抗，是孤独的反抗。它注定了孤军奋战，注定了要以失败而告终。

拜伦式英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叛逆”。他们的叛逆不仅仅是针对于具体的权威与暴政，而且还会指向社会准则与习俗，最终，这种叛逆还会上升为对抽象的命运的叛逆。而对于命运的叛逆又常常被具体化为或是投射到现存的权威与暴政的反抗之中。例如，哈罗德以远游的方式叛离社会；曼弗雷德以死亡向人类的宿命发起挑战;该隐则激烈地叛逆意识形态的权威——上帝。

同时，与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不同，拜伦式英雄带有某种非英雄性，如拜伦式英雄身上的忧郁、傲慢，自我同一性;例如，《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有着这样的诗句：“（哈罗德）时常在他狂欢无度的时候，奇特的痛苦会突然使他蹙紧眉间，似乎是记起了不共戴天的夙仇，又仿佛心底潜藏着失恋的哀怨。”应该说，拜伦式英雄的叛逆是高度个人性的，他以自身的个性与情感去挑战一切。如哈罗德独自叛离资产阶级社会；曼弗雷德独自背负起所有自身和人类的罪孽，并独自以毁灭来抗拒命运。他们表现出拜伦式英雄的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形象。他们的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是自我放逐的一种必然结果。拜伦在东方叙事诗中，以浓郁的抒情基调、强烈的主观性、主人公的非凡品质、感情的夸张、异国情调、驰骋的想象力等特征获得了自己的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诗叙事并不遵循情节的自然顺序，而是选择最鲜明的情节，从命运的关键处切入，以爆炸性的方式展开；形象塑造上也一再赋予主人公以自己的特性，让主人公在走入极端的情感和意图中显示孤傲叛逆的性格。

拜伦式英雄具有深刻的悲剧性，悲剧的含义是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拜伦式英雄悲剧性在于其理想主义的努力的失败，他们往往怀着满腔热情，夸父逐日般地奔向永恒的理想，但最终还是不免会失败，甚至毁灭个体生命。他们悲剧的根源仍在于其个体性。个体性意味着有限性，他们试图以有限的个体去穷尽宇宙的奥秘，摆脱自身乃至人类的悲剧性处境，并达到自由和完整的境界，这本身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按基督教的教义去解释，这是一种原罪——傲慢。恰尔德·哈罗德等形象表现的万念俱灰、悲观绝望的情绪，正是拜伦同样情绪的体现;而曼弗罗德至死不向天国妥协，最后孤独死去的描写，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世界悲哀”的哲学，可以说是拜伦对所谓理想世界绝望心情的反映。《曼弗雷德》的写作受到了歌德《浮士德》的启示。像浮士德一样，曼弗雷德对科学知识失去信心，同时非常不满现实；他又不同于浮士德，他摒弃宗教，拒绝跟魔鬼订约。他不管任何外在的黑暗力量的威胁，绝对依靠自我，决不放弃尊严、自由和意志，在无止境的失望和深深的罪疚痛苦中，他否认一切现存世界秩序而只求遗忘和死亡。《曼弗雷德》表达了拜伦“世纪悲哀”的哲学，主人公曼弗雷德则成为“拜伦式英雄”最成熟的形象。当然，拜伦也承认人的本质的内涵是自由。但是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已经领悟到，在他所生活的制度里，人的自由本质是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理想的世界”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消灭人的自由为代价的。拜伦在作品中表现出的绝望与悲哀，与其说是他的消极，还不如说是他的深刻。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事实，愈来愈证明拜伦预感的正确。拜伦式英雄的无一例外的悲剧性结局从某些方面来说正是他们的勇气、真诚与责任感的一种表现，折射出人类的激情与理性。

“诗如其人”。拜伦的诗歌一定程度地反映着他的性格心理特征。崇尚自由、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是拜伦思想的突出特征。自由思想在诗人身上是一种有血有肉的东西，它有时是一种愤怒的情绪，有时是反抗的力量，有时是热爱的感情，有时则是思考的品性。在同欧洲的基督教正统教义、伪善道德、封建贵族制度、君主政体和一切形式的暴政的斗争中，它作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感召力深深影响了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和未来。与这种思想紧密相连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而且正是后者赋予了自由思想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拜伦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失望悲观和孤独高傲的天性。正是这种忽视人民的作用的思想，使拜伦创造了一系列“拜伦式的英雄”。这些主人公都与社会对立，是具有反抗性格的叛逆者，但大多数是个人反抗。他们高傲孤独，没有人民的支持，结局是悲惨的。毫无疑问，“拜伦式英雄”的实质是拜伦个人的写照，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升华。

拜伦式英雄在生活经历、人格表征、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上都折射着拜伦的影子，身子打着拜伦深深的烙印，血管里流着拜伦的血，思想里闪着拜伦灵魂的火花，是披着拜伦式英雄外衣的拜伦。拜伦式英雄身上折射出的鲜明的双重人物性格正是拜伦本人思想和性格中的双重性的外在表征。拜伦在其诗歌中塑造出的一系列理想化的拜伦式英雄中所折射出的双重人物性格正是拜伦理想和现实错位的一种折射，体现了现实和他人生的理想矛盾。在拜伦式英雄的身上，拜伦寄托了他的灵魂，借着拜伦式英雄的躯壳，拜伦实践了他心中的所想，他游历了欧洲和东方，记录了所见所闻和所感，借拜伦式英雄之口，拜伦说出了他的思想、追求、抱负以及他对他所处的世界的看法，借着拜伦式英雄的外衣，拜伦抨击了社会的种种罪恶，歌颂了和激励了为自由而战的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同时也正是借着拜伦式英雄，拜伦表现出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人生观、世界观和性格上的双重性。而这种双重性却来源于拜伦的理想和现实的错位。这种理想和现实的错位造就了拜伦式英雄的性格上的双重性。

这种英雄热情的理想实质是一种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色彩的英雄主义，它既具有个人主义的因素，又有着人道主义的诉求。西方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要求以自然状态的自我为中心来确立人生态度，充分发挥人的自主自决的主体精神，反对一切对人性的约束与压迫。拜伦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不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诗歌创造中都把个人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拜伦早期的诗作中，无论是海盗康拉德、“读神者”该隐，还是不断思考和探索的哈洛尔德，均以脱离群众的叛逆者的形象出现，无不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

但拜伦的英雄主义并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他对个体自由的崇拜也不是单纯的自我崇拜。在《唐璜》中诗人表现了深广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品的主人公唐璜自始至终都有一颗同情、善良和博爱的人道主义的心。他爱山川大海，爱纯洁的女人，爱被压迫和被凌辱者，爱整个人类，他的爱深广博大；同时他又憎恨制造战争、引发流血、导致贫穷和苦难的暴君，他的恨也深入骨髓。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诗人列举了1809年塔拉维拉之役，表明了态度。他严历谴责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指出这种战争是拿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向战神献祭：

死神葡甸着，在计算他的收获。

因为今朝三个强国集合在他跟前，

送来他最心爱的东西一一血的贡献。

诗中拜伦对西班牙上层贵族也作了辛辣的讽刺。国难当头之时，他们竟还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

这里除了贵族，人人都称得上高贵，

只有堕落的贵胃，‘甘心做敌人的奴才。

同时他还呼吁希腊人起来反抗，自食其力争取民族解放：

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啊！你们知否？

谁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自己动手，

必须举起白己的右手，才能战胜？

高卢人或莫斯科人岂能对你们公正？

因此拜伦的英雄主义并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社会理想，是为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与自由民主的理想，拜伦的英雄热情的道德观倡导的是自由、独立和平等，重点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和人的参与，这与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社会伦理观念相统一。而且拜伦对于唯我主义也表示过厌恶，他在《唐璜》中就曾对贝克莱主教的唯我主义进行过批判。

纵观拜伦的一生，他才华横溢却张狂放荡；身体有缺陷但内心强大;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倾向却又对处于弱势无援地位的工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厌恶社会却又怀有美好的社会理想，并坚持不懈地为之战斗。具有英雄热情的拜伦同其诗歌中的人物一样充满了矛盾而复杂的因素:既有个人主义又有人道主义，既有撒旦精神又有博爱思想。这使拜伦的人生与个性充满了传奇性、浪漫性和时代性。

拜伦式英雄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是资本主义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思潮等共同作用的产物。他反映了19世纪初期英国和欧洲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对社会的失望情绪和对现实的反抗精神。拜伦式英雄同时又是拜伦个人思想和生活的写照，表现出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特征。一方面，他是个人主义者，强调个人性;另一方面，他是英雄，敢于以个体的力量来对抗环境与时代。拜伦式英雄是文学作品中的“统辖性人物，即同时代人寄予崇拜与同情的范型。”

唐璜是拜伦笔下最后的一个“拜伦式英雄”。这个身穿西班牙服装的英国贵族青年的“暴发户”，是一个勇敢漂亮调镜风流的纹给哥儿，他与其它“拜伦式英雄”的区别，在于不直接同社会发生冲突。恰恰相反，他是靠妥协，顺应环境的诱惑，任其摆布。唐璜的冒险经历是“爱情”通向政治，靠美貌获取有权势的贵妇的青睐，平步青云，摇身一变而成为社会要职的高等官吏。“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璜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思想与构成长诗基调的对现实社会的辛辣讽刺，恰恰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明显地反映了拜伦勋爵的思想矛盾性和复杂性。

唐璜这一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在客观上仅仅是对堕落的贵族上流社会生活与道德的暴露。值得注意的是，拜伦对于突然发迹的贵族唐瑞的讽刺与批封，是远逊于对他的赞赏。这就不能不使人认为：唐璜这个人物是多么鲜明地反映出拜伦的贵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与艺术趣味。同时，也使读者看出拜伦对过去通过反抗取得个人发展的道路最后的放弃。难怪有些人认为拜伦和雪莱不同，拜伦是倾向于实际的。既然作者本人尚且如斯，顺理成章，唐璜这一形象，也就表明了另一种个人发展的形式，这就是向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败生活与道德妥协，适应上流社会的实际统治者的权势无限制地发展个人的利欲和要求。唐璜的归宿，说明了作者后期对社会的善恶抽象的理解。已为冷静的思考所取代，而过往的浪漫激情已向现实的“务实”观点而转化。在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神圣同盟的暂时压力面前，使拜伦无法在幻想中自我陶醉，而唐璜的道路和他所采取的务实态度，同青年时期拜伦的热情巳相距甚远。即使作者的最初创作意图，是想使他的主人公、最后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但根据唐璜这一形象自身的发展逻辑推理下去，唐璜是很难扮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流人物，因为务实的现实主义远胜于浪漫主义的激情。

唐璜真的能成为大革命的赞助者吗？这一点恐怕连拜伦本人也无一定的把握。春风得意的唐璜，到那时对革命所抱的敌意，也恐怕不会亚于英国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一个人最了解自己的莫过于自己，像拜伦这样敏感的诗人，他是知道自己的，这恐怕也是拜伦中断长诗的一个潜在因素吧！所以，唐璜这个形象、较之以前的“拜伦式英雄”均要更鲜明。更具休地说明拜伦世界观的极端个人主义性质。从哈洛尔德—康拉德—曼弗雷德—唐璜的发展线索来看，“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革命导师马克思对拜伦所作的“反动的资产者”的断言。的确是对拜伦发展史的真切结论和至理名言。

有人将拜伦比喻为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安泰”，因为“安泰”只要接触到大地母亲，就得到巨大的力量。拜伦也是如此，只要他接触人民运动，拜伦的思想和创作就有巨大的动力，否则就孤独、忧郁、仿徨、悲观。这个比喻多么贴切，遗憾的是拜伦和他的理想中的“英雄”，正因为没有靠拢大地母亲，所以才成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叛逆者。其悲剧是纵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惜无“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拜伦的“拜伦式英雄“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志士和民族解放的志士都起过积极的影响。”是19世纪初欧洲处于“神圣同盟”黑暗统治之下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们对个性解放和自由幸福的追求也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从这些“拜伦式英雄”身上很清晰地折射出诗人拜伦的英雄热情的道德理想。

“拜伦式英雄”尽管是拜伦反抗情绪的形象化的艺术概括，但也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欧洲某些具有民族倾向的贵族知识分子的情绪和要求，概括了一定程度的生活真实，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是，在这类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的身上，却散发出一股消极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