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楚挞（tà）：用刑杖责打。楚，古刑杖。

10.屏息：不敢大出气。

11.长吏：长官。

12.非人为：不是人所应做的。

县官把所辖人口编好户口簿，凶恶的小吏带着户口簿进村连鹅鸭都不放过。

县官养老有皇帝赐给的丝帛和肉食，悍吏们则挨村挨户地搜刮稻谷。

豺狼经过的地方没有白白放过的，不是掐断人的喉咙就是剜掉人的眼睛。

县官好行善，但由于悍吏作恶，人民已经发愁了，何况那些不善的人来做地方长官呢？

山地干旱只生杂草，洼地里积水田又涝。

朝廷发放赈灾粮，恶吏们却从中贪污舞弊。

恶吏们为虎作伥，气势汹汹地催讨租税，大声呵斥、鞭挞百姓没有一刻停息。

村里人忙着杀鸡为恶吏们准备食物，整村人都害怕得大气不敢出。

长吏们一定不知道恶吏们的所作所为，如果知道了还放纵他们一定不是人干的事情啊！

清乾隆七年（1742年），郑板桥出任山东范县知县。乾隆十一年（1746年）调山东潍县县令，以“请赈忤大吏”之罪，被诬告革职罢官，迁回江苏扬州。在这两任知县坎坷仕途中，他经历了官场的黑暗、百姓生活的困苦，写下了《悍吏》等诗。

这首诗分三段。第一段从开头到“况以不善司民牧”。这段揭露悍吏把县官的善政变为残民的恶政。县官要清查丁口编著户籍簿，悍吏趁机下乡捉老百姓的鹅鸭。县官尊老敬贤决定赏赐给老人衣物和肉食，悍吏趁机沿村搜刮老百姓的粮食。他们象豺狼一样，所到之处从不白白放过，不是掐断人的喉咙，就是挖掉人的眼睛。长官如此好善而老百姓已愁苦不堪，何况用那些不善的人来作地方长官。

第二段到“前村后村已屏息”。这段揭露悍吏趁天灾之时残害百姓的罪行。山田因为干旱而不长庄稼、只生管草，水田却因涝灾而波浪滚滚。山地水田都遭灾，眼见是颗粒无收了，皇帝发善心决定开天庾发粮赈灾。悍吏趁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不但不发放粮食，反而向人民讨取欠租，气势汹汹，像恶虎长上了翅膀。猛虎食人肉、喝人血，已经够凶恶的了，但猛虎还不能上树，悍吏如虎添翼，凶恶更胜过猛虎，对人民的残害更胜过猛虎。他们在村中狂叫乱喊，用木棒胡乱打人，闹得鸡犬不宁。老首姓吓得赶快杀鸡备酒，以求欢心。附近村庄知道官吏下乡来了，就象虎群在附近活动，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悍吏之淫威居然达到了如此程度。

最后两句为第三段。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叹：长官定然不知悍吏如此作恶，如果知道而故意放纵，那么这真不是人干的事。这是愤激的反语，实际是抨击长官知而故纵，将矛头指向了悍吏的上司。

这首诗揭露了悍吏残害人民的种种暴行，字里行间充满了嫉恶如仇的战斗精神。对残害人民的官吏，郑板桥是恨之入骨的。“豺狼” “贪勒”“刁奸” “虎而翼” “非人为” ，这些词语都浸透了诗人的憎恨之情。强烈鲜明的爱憎是该诗的艺术特征，也是该诗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之所在。

其次，这首诗采用了层层深入的写作手法，先写长官好善时悍吏的恶行，再写长官不善时悍吏穷凶极恶的暴行，最后抨击知而故纵的长官。这样，揭露了悍吏作恶多端的面目和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诗的批判力量随之逐渐增强、批判层次也逐渐增高。

最后，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首诗批判的深刻性。孔子说“苛政猛，于虎”，批判的是“苛政”，对于“仁政”却是称颂的。杜甫描绘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于“开元全盛日”也是颂扬的。这首诗在艺术上显然不如杜甫的“三吏”，但是却深刻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不管长官是否“善”，不管皇帝是否“仁”，最后给老百姓带来的都是灾难。当然，郑板桥还不能认识到根源在于封建制度本身，而只归罪于悍吏，但揭露出“仁政”、“善政”是幻想却是很深刻的。这种批判的深刻性显然带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性质。这是郑板桥经过十二年县官生涯总结出来的真理。正是这种彻底的失望使他毅然“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道情十首》），辞官归里，与官场决裂，在穷愁潦倒中登上了艺术高峰。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世南

郑板桥（1693—1765），即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郑板桥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擅画竹、兰、石。又工书法，用隶体参入行楷。他的诗、书、画，人称为“三绝”。生平狂放不羁，多愤世嫉俗的言论与行动，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