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吐火罗以东7日程的胡密，慧超遇到唐朝使臣。两人行路方向不同，但均十分感慨旅途的艰苦和漫长。慧超作诗为识，诗中有句：“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

次大陆见闻

在向密教大师金刚智求学后，一心得法的慧超决心到佛教起源地印度游历。但当时的陆上丝路局势混乱，先后有唐朝、西突厥、粟特、吐蕃、吐火罗、波斯和阿拉伯等集团混战，对于商贾旅客都不太友好。因此，慧超便从洛阳南下荆州，然后沿内陆水系抵达广州。在那个遍布西域海商的城市，寻觅到能直航次大陆的船只。

通过漫长的转港航行，这位来不起的新罗僧人终于在靠近孟加拉的印度东海岸登陆。此后，他当地一路探访摩诃菩提寺、四大灵塔等佛教圣迹。由于情绪激动，所以用1/3的篇幅描述佛教之乡。但这恰恰是全书中最不客观的部分。他本人就对西天乐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将印度也描绘得天花烂坠。比如国王如同神佛再世，只要下达判决就能让众人服从，绝不抗命争辩。印度也被美化为国王不用刑法的理想国度，甚至连奴隶贸易都不存在。但这也是早期僧侣游客的通病。

对于那些无法回避的事实，慧超也不得不承认：许多昔日繁盛的寺庙和佛塔，如今皆已香火稀少，僧侣萧条，佛教在印度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且慧超也提到，寺庙以及达官贵人的居所皆是砖木结构的“三重作楼”。第一层是仓库，上两层住人，而多数的穷苦百姓却只有一间矮小的茅屋。

整体上，慧超费尽心思去美化他所看到的佛国乐土。但对后世观察者而言，这些记录反而透露出当时印度文明已进入瓶颈。除了贫富悬殊，也有种姓制度导致社会缺乏活力。最重要的是，慧超不可能意识不到佛教僧团已自身腐化。尽管长期坚持走上层路线，但也已经缺乏强有力的君主支持。这些都是佛教在印度走向没落的重要因素。只是在印度之外的地方，分布广泛的教团还相当繁盛。

阿拉伯与波斯

在离开印度后，慧超通过吐火罗斯坦进入波斯高原，再由那里进入阿拉伯帝国。此时的吐火罗地区，已经过白匈奴和突厥的统治，开始逐步被东进的阿拉伯人蚕食。但依靠本土和北印度的封建主支持，当地依旧有着佛教文化。此外，来自西方的景教和摩尼教也有分布，异教文化并没有被完全消灭。

由于此时的波斯已经大部分遭到倭马亚王朝征服，所以慧超便将波斯和大食混称。他十分肯定波斯人的贸易才能，表示有很多商人通过斯里兰卡的狮子国去广州贸易。而且还提到了波斯人本土的畜产众多，语言和周边各族群特别是阿拉伯人区别巨大。但唯独没有提到他们的军事，从而印证了阿拉伯帝国前期的社会结构。即少量征服者承担军事义务，而异教被征服者承担生产与纳税。

对于新任霸主阿拉伯人，慧超也留下了对应记载。他惊讶于阿拉伯贵族的朴素作风，以及不讲究奢侈的生活状态。也看到阿拉伯贵族会与部下平分食物，所有人都信奉天（安拉），却喜好杀戮讨伐。他们在705年时攻克吐火罗斯坦，又在706-712年间征服大部分粟特城市。其扩张态势咄咄逼人，引起了各方势力的不安。慧超同样记录了许多早期阿拉伯风俗，包括成员只拜安拉而不跪君王。这个传统曾让伍麦叶王朝使者在唐朝引起过严重外交争端。

还是在阿拉伯帝国境内，慧超听闻到关于东罗马帝国的只言片语。知道此国兵马强盛，国都凭借山海之险，多次打败了阿拉伯入侵，而且国内物产丰富。慧超所言，正是公元676年和公元717-718年的两次君士坦丁堡之围。此外，他还提到阿拉伯人深入小佛菻，也就是小亚细亚半岛，进一步劫掠拜占庭帝国的领地。此时距离拜占庭反守为攻还需假以时日。只是慧超对于波斯和希腊文化的区分度不足，所以留下了波斯和东罗马服饰相似的说法。

从阿拉伯治下的两河流域返回时，慧超经过了河中的粟特城邦区域。在阿拉伯入侵下，慧超也很清楚河中地区的情况。当地神庙的圣火正在忽明忽灭，显得越发不稳定。他看到当地已度过了黄金时代，不断面临阿拉伯人的持续打击。

慧超提到粟特人国土窄小且兵寡将少，所以很难抵御强敌入侵。所以需要和北方的突厥人结盟，保护自己的城邦和商队。当地主要的城市，包括康、史、石等诸国都信奉拜火教，喜欢梳理发辫、戴白色毡帽，也保留着族内通婚制度。此外，慧超还特别注意到，这里和古代印度的人群类似，有着一妻多夫传统。

帕米尔高原的西南小邦

离开粟特后，慧超重走佛法昌盛一时的犍陀罗地区。以及附属于犍陀罗的罽宾，即西方古典文献里的卡皮萨。这些地方如今都由突厥王公和他们的封君治理。

在慧超的年代，阻挡阿拉伯人继续扩张的主力，就是这些突厥君王和军事领主。虽然在和唐朝的对峙中一度失利，但是他们对于西域及周边依旧保持强大影响。比如东汉时有胜兵3万的疏勒国，到了隋唐之交被突厥管制，仅剩下2000-3000人。突厥对这些小国的勒索压榨可见一斑。属国不仅要称奴纳贡，还必须接受突厥汗庭委派的吐屯以及军队约束。由于突厥吐屯多为世袭，所以往往用不了多久，就会将本地国王取代。

在印度河流域的犍陀罗，慧超也发现了一片盛产大麦和小麦好地方。历经多次统治者更换与洗牌后，新来的突厥又将原住民踩在脚下。所以慧超会看到这里“王皆突厥”，但民皆土人。和之前的月氏人、贵霜帝国类似，突厥君王们也是将罽宾视为气候凉爽的夏都，并返回犍陀罗地区过冬。他们也受影响改宗佛教，让僧侣经常得到王侯初布施。

当然，因为寺庙经济非常发达，慧超得以通过僧侣资助而探访各地的文化古迹，度过了一段愉快而平和的时光。与犍陀罗毗邻的乌苌国也是佛教盛行，甚至出现了僧人略多于俗人的特殊情况。正是因为慧超自己是佛僧，所以会额外关心这些事情。

在经过葱岭时，慧超还途径唐朝和吐蕃人的拉锯区。同一起源的大小勃律，分别受制于吐蕃和李唐。由于气候极寒，许多地方不产五谷，居民完全散布于雪山之间的牧场内，时常有组织地骑马劫掠过往商旅。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便劫取了丝绢，也只是作为财富保值手段，却不自己用来做衣服。这是因为在贸易畅通的时代，丝绸确实是贸易线上的重要交易品。但随着战乱多发，这些部族也失去了贸易对象。高寒地带的艰苦生活模式，又不允许他们以贵重而易损的丝绸作为主要衣料。因此宁可将丝绸存放于库中腐烂，也不会拿来自己使用，体现了战争对于贸易的中断性破坏。

由于旅行者无法深入考察，慧超对一些族群的记载也是以偏概全。比如由于无法亲自深入藏区，他仅仅接触到那些生活在青藏高原西部的边缘部族。于是说吐蕃人没有城郭、喜欢住帐篷，而且与突厥人的游牧风俗相近。但事实上，唐人就知道吐蕃贵族有平顶碉楼和雄伟的平顶宫殿，以及颇为险要的逻些王城。

塔里木盆地

越过葱岭后，慧超先后经过了疏勒、龟兹和于阗等西域小国。在雪山下的绿洲里，他看到了熟悉的唐军旗帜和驻节兵马。在安西副都护赵颐贞的指挥之下，龟兹的唐军兵力密集、武器精良。加上西接疏勒、东联阳关、北通突厥草原，所以是丝绸之路中道的要冲。也是唐军南抗吐蕃-西拒阿拉伯的基地。

慧超看到西域的居民大都吃葱、韭菜和各种肉食。为了抵御西域的风沙、日晒和夜间低温，他们的服装也层布重叠。无论起源塞种还是吐火罗，他们也开始逐步适应唐代律令。

在文化方面，本地王族在唐朝的保护下，依旧在使用波斯风格的金狮子王冠。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宫廷礼仪，也继续使用印度传来的文字。慧超的这一记载，后来还被20世纪出土的婆罗米文书所证实。由于是小乘佛教东传的重镇，所以寺庙经济异常发达，佛僧们靠经商、放贷和抵当业能收入颇丰。庙里僧众云集，包括一些来自东土同行。但他们到当地主要是宣传大乘佛教的教义。

在当地繁盛的市集上，慧超见到了熟悉的内地丝织品、纸张，以及极富异域风情的良马、安息香、和田玉、大秦珠宝、西域瓜果。吐火罗歌姬曼妙的身姿、精致的面容、反弹琵琶的舞技，都令慧超眼花缭乱，仿佛西天乐土就在眼前。正是这些极具艺术天赋的西域民族，为中原贡献了龟兹乐、于阗乐等舞乐，还有佛教造像艺术以及绘画技巧，装点了盛唐的画卷。

从这里向东的粟特或波斯商人，在领取唐朝官方发布的通行证后，就会进一步前往内地贸易。找到同胞在内地的贸易据点和移民社区，闯荡出一番新天地。在当时唐人看来，波斯几乎就是富人的代名词。很多成员在东方安享太平，基本上没有回到故土复国的志向。

在西域西南部的于阗，慧超还找到了一座汉人主持的大乘寺庙。说明在唐朝驻军和汉人移民的作用下，汉地佛教开始了对西域的反向传播。而且于阗的居民毛发相对稀疏，在长相上越来越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语音相对清脆。这些都让慧超意识到汉地已经在不远的前方。写到这里，慧超为他的故事画上了句号：既然于阗就离中原不远，而各位都熟悉大唐的情况，他的叙事也该告一段落。

千年余音

此时正是公元727年底。在通过河西走廊回长安后，慧超在金刚智、不空等印度密宗大师门下受业，并长年从事译经工作。

在未来的5-6年中，他整理出自己的传奇游记。将游学中亚途中的所见所闻都整理成精彩的《往五天竺国传》，将盛世掠影封存在精炼的文字当中。

在慧超东归20余年后，随着怛罗斯战败和安史之乱开始，他所领略过的人间胜景大都被震天动地的战鼓声惊破。开元天宝的诗篇和传奇也随风逝去。等到叛乱平息，唐朝开始变得越发内向。中亚的文化版图和种族分布也在发生永远的变化。那些由慧超所见证的巨变，甚至持续至当今。到公元780-783年之间，见证过无数潮起潮落的慧超，自己也在五台山圆寂。

1905年，伯希和在敦煌残卷中发现了这部失传已久的游记。一段尘封的故事才得以重现人间......

慧超归来后写作了《往五天竺传》。据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记载，该书有3卷，但后代散佚。本世纪初敦煌遗书发现以后，西方列强的“探险家”蜂拥而至，大肆抢掠。经学者辨认，在伯希和运往法国的敦煌残卷中，有一件首尾残缺的抄本与慧琳所介绍的《往五天竺传》吻合，从而确定为慧超著作的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