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元年（1465年）正月，任命都督同知赵辅为征夷将军，总领所有总兵，征讨广西瑶族的叛乱。三月，四川山都掌蛮进行暴乱。十二月，韩雍大破广西大藤峡的瑶族叛乱者，将大藤峡改名为“断藤”。

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结束团营建制。三月，朱永在南漳大破荆、襄贼地区的乱匪头目刘通，并擒拿刘通。他的党羽石龙逃走后转而进入四川。七月，毛里孩进犯固原。八月，又进犯犯宁夏，宁夏都指挥焦政战死。十月，朱永擒拿匪首石龙等人，荆襄地区的乱匪被平定。十二月，大学士李贤逝世，朱见深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进入内阁处理机务。这个月，断藤峡的瑶族乱贼再次暴乱。

成化三年（1467年）正月，朱见深授朱永为平胡将军，和杨信一起征讨毛里孩。三月，朱见深封商辂为兵部侍郎，再次进入内阁。

九月，鉴于建州女真屡屡犯边，明廷集结五万大军以总兵官赵辅挂靖虏将军印为总指挥。左都御史、辽东总督李秉为副总指挥。兵分三路：左路出浑河、柴河越石门、土木河至分水岭；右路由鸦鹘关、喜昌口过凤凰城黑松林，摩天岭至泼猪江；主力自抚顺经薄刀山、粘鱼岭过五岭渡苏子河至古城。

同时谕令朝鲜出兵协助，朝鲜兵先到讨平，国王遣吏曹参判高台弼献俘京师。宪宗嘉奖了朝鲜将领鱼有沼，降勑赐银五十两，段绢各四疋。又解送被女真人所掳走的人口。十月朝鲜兵回国。

十二月，左庶子黎淳再次提出明景帝时期废黜太子的事情，朱见深说：“景泰年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朕不会在意，况且这些也不是臣下当说的。”

成化七年（1471年），任命王恕为刑部侍郎，总理河道事务。十一月，朱见深立皇子朱祐极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立皇子朱祐樘为皇太子。十二月，恢复郕王朱祁钰的帝号。

宪宗在位时，怠于政事，不见大臣。群臣奏事均经由内廷中官。一四七一年，大学士彭时、商辂等借口彗星久现，力请朝见。宪宗在奉天门接见阁臣。彭时奏称“天变可畏”，宪宗说“卿等宜尽心”。又奏：御史疏请减京官俸，文官可武官不可。宪宗说，是。万安等叩头呼万岁。彭时、商辂也都退下。宪宗随即退朝。朝野传笑，说是“万岁阁老”。从此以后，直到宪宗病死，再不召见大臣。宪宗以少年天子，怠于政事，与掖庭嫔妃以至侍女宫婢。大学士万安迎合帝意，进献媚药及房中术。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等谏诤风纪之臣，也向宪宗献房中秘方求官。僧人继晓因内宦之介，向宪宗进秘术，得为国师。江西南昌人布政司吏李孜省因贪赃事藏匿，习五雷法术，结纳内宦梁芳等向宪宗进上道家符篆及淫邪方术，特授上林苑监，进至通政使。李孜省与万安、僧继晓及内宦梁芳等相互结纳，操纵官员进退，朝野侧目。

成化十二年（1476年）三月，李震大破靖州地区的苗乱。五月，副都御史原杰安抚荆、襄的流民。十一月，四川都御史张瓒征讨湾溪地区的苗乱并将其攻破。十二月，朱见深设置郧阳府，设行都司卫所，以安排那里的流民。

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朱见深设置西厂来加强特务机构，太监汪直担任提督。四月，汪直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的院判蒋宗武，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等人下了西厂大狱。五月，方贤又下了西厂狱。大学士商辂、尚书项忠等人上书朱见深请求废置西厂，朱见深采纳他们的建议。六月，罢免项忠为民，又复设西厂。不久商辂也辞官。

成化十八年（1482年）正月，朱见深下旨废置西厂。成化十九年（1483年）七月，蒙古小王子进犯重镇大同。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七月，蒙古小王子又进犯甘州，甘州指挥姚英等人战死。十一月，安南侵略占城，占城王子古来逃入明朝。

宪宗在位二十三年，长期不召见大臣，处决政事均经内宦。晚年传旨多倚太监怀恩、覃吉。怀恩犯颜敢谏。覃吉曾在东宫，侍太子读书。两宦在朝中均有美誉。皇后王氏遇事淡然。宫廷诸事多倚万贵妃统领。万贵妃待内宦宫婢甚严。宦官每有流言中伤，诸多失实。万贵妃父万贵，秉性醇谨，每告诫子侄安分自守。万贵死后，子万喜进都指挥同知，恃势骄横贪婪，交结内宦梁芳等以贡物为名谋赏邀利，恶名扬于朝外。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万贵妃病死。据说因怒挞宫婢后，痰涌而死。传说宪宗郊祭回宫，知贵妃死，悲叹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万历野获编》卷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视之为“玉环之受宠于明皇”，未免比喻失当。宪宗的哀叹，当不仅是私情的眷恋，而还由于失去了一个内决政事的宫廷辅佐。

七月，封皇子朱祐杬为兴王，朱祐棆为岐王，朱祐槟为益王，朱祐楎为衡王，朱祐枟为雍王。这年八月，宪宗病死。年四十一岁。遗诏太子祐樘即帝位。九月，上尊谥，庙号宪宗，葬茂陵。

缓和矛盾

朱见深即位后，平反了于谦冤狱，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又不顾明景帝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景帝帝号，追谥“恭仁康定景皇帝”，重修景帝之陵寝，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

朱见深任用李贤为少保、华盖殿大学士，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朝政也比较清明。由于名相的辅佐，加之上述的一系列措施，朱见深在即位之初还是以明君的形象出现的。

荆襄流民

荆襄流民是元代以来困扰中央政府的一个大难题。荆襄流民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郧县地区。该地万山环绕，又处于湖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在元、明时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每当灾荒、战乱，这一带常常聚集近百万的流民。

成化年间对流民的重视和安置，是因刘通、石龙起义而起。政府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任命原杰安抚流民，并设置了郧阳府，将流民用户籍的形式固定在当地，又设置了郧阳抚治。

西厂立废

西厂始立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的地点就在西城灵济宫前面的一家灰厂内。西厂正式成立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他的特务网络。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

因此，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这种情形让当时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宪宗建议，撤销西厂，主要的理由就是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但是，同年六月，商辂和项忠就先后被罢免，西厂又恢复了。这一恢复，就一直到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总共计来，西厂在成化朝的历史上存在了五年零几个月。

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宪宗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凌辱大臣，也算是明代的创举了。

传奉官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宪宗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

皇庄

《明史》认为，“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朱见深。天顺八年（1464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类似的说法，在明代夏言的《勘报皇庄疏》中也能找到。后世学者考证则认为，明代皇庄始于永乐年间的黄垡皇庄，不过，此时皇庄还是偶然的、个别的。及至天顺、成化以后，皇庄则渐次增多。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皇庄土地一般来自以划拨官田和侵民田为来源；其管理落后，多推行农奴制经营方式。庄田上的劳动者地位极低，在朝廷的诏令中被称为“佃仆”，身份世袭，一人沦为佃仆，则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充当佃户，不准羁脱佃籍。庄田主人对佃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合而为一。与此同时，在天顺末年到成化初年的几年间，各类王庄官庄迅速膨胀，成化中叶以后王公勋戚奏讨土地无穷，管庄官校又豪取横占。除皇庄外，据黄冕堂《明史管见》列表计算，在成化时官庄庄田达到20645顷。因庄田不纳税，与国家争夺财源的现象较前严重了。为此，朱见深一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限制土地奏讨，然而令虽下，而势要人物不尽奉从，各类庄田仍在扩大，征租又重，民不堪命。于是宪宗及其后的孝宗等朝，明廷又欲以改变庄田性质和降低庄租收入的办法来控制庄田的扩张和稳定民间的生产生活秩序，例如变庄租私税为田赋国税。征收数额的减少和以官征代替私征的执行起到了一定效果，但藩王违例多收租的现象仍然存在。

漕运

一般认为，明代漕法凡三变，即永乐十三年（1415年）实行支运法，宣德五年（1430年）推行兑运法，宪宗朱见深之成化七年（1471年）实行长运法，成化十年（1474年）完全“改兑”，官军长运遂为定制。实际运作过程，则颇多曲折。据《漕运通志》记载，长运法较早倡议者亦是苏松、应天等地的粮长等人，他们向巡抚滕昭进言，于是成化七年（1471年）令江南民运瓜、淮二处兑军上纳粮米，俱令官军过江，就与各该州县水次仓交兑漕粮，苏松百姓交纳一定运费作为过江之费便可。这是对周忱令江南官军就近兑运的进一步推广，也是长运法和兑运法的区别，并非实质性的变化。故有学者认为长运法又称“改兑”，即改支运为兑运，废的是“支运”，而不是“兑运”。随着朱见深一朝中期十二总漕运运军体制正式完备，江南各州县水次仓建设完善，这种运军直接到州县水次仓交兑的方式，实际上也成了江南漕粮运输的主要方法。不过，支运在成化改兑之后仍零星存在，说明其并未彻底废除。而在江南之外的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相当比例的民运。在实行了长运法的区域，该制度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例如有学者以徐州为例指出，朱见深朝长运法的实行，并未改变徐州兑运漕粮方式，却使广运仓的支运功能发生调整；随着运军的任务加重，大量逃亡，在签补运军的过程中，运军组成复杂化，寇盗愈烈，成为明代中后期徐州面临的主要问题。

京通仓

京通仓是明廷于北京和通州所建储粮大仓的总称，主要存储东南输送的漕粮。成化年间，朱见深曾支用京通二仓储粮平抑粮价；除此之外，还有过临时性将部分漕粮折银的举措。及至朱见深晚年，据户部统计，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京通二仓储粮数仍达两千万石。学者高寿仙分析，朱见深朝，运京漕粮虽有所减少，但京通仓粮仍比较充足；弘治以后，由于支出日繁等故，京通粮储数额逐渐减少，虽经杨廷和、张居正等改革整顿，然皆好景不长，至明末更是入不敷出了。

京营与马政

明初的马政也在经历了明宣宗明英宗明代宗后开始败坏，为此，朱见深设立了纳马赎罪，将纳马赎罪正式归于司法条例。

朱见深在位初年，国家经济与政局处于动乱中，在土木堡后由于谦建立的十团营制度，被复位后的朱祁镇废除，天顺八年，朱见深一上任就为此整顿军队，从在京部分入手，从天顺八年到成化二十一年，多次整顿军队，并且确立十二团营制度，将在京四十万部队划分为一等精锐团营与次等候补军队，如有老弱，均相互填补，清查军中劳役等状况。对于有劳役重负以及隐匿等情况的军人，明宪宗进行相关减负以及清查处理。

藤峡盗乱

九⽉，大军抵达桂林，韩雍与众将领商议派遣永顺、保靖及西江土兵十六万人，进攻藤峡两翼的修仁、荔浦，并生擒一千⼆百馀人，斩首七千三百余级。十⼀月，大军抵达浔州，⽗老乡亲进⾔建议屯兵围困;而韩雍则坚持主张趁胜追击，并分兵：以总兵欧信、参将孙骐、高瑞等帅六万八千人为右军，⾃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挥白全、杨屿、张刚、王屺等帅九万二千⼈为左军，由桂林、平南分八道攻其南；以参将孙震、指挥陈文章等守左江及龙山、五屯，防其逃跑;韩雍则与赵辅、和勇营高振岭以督诸军。同年底，韩雍督诸将从四⾯面并进，双方在山林中发生激烈交战。韩雍并用火攻，随后攻入山寨，并⽣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余人，斩首三千⼆百余级，数月后回军。⼤藤峡原因山峡中有大滕，叛军可以藉助大藤在两岸悬崖峭壁通过。韩雍遂命斩断大藤，并改名为“断藤峡”。此后再派兵追捕，先后平定。平定之后，韩雍上奏建议设置郡县并派遣各处巡检、千户所，均得到批准采纳。于是改断藤峡设武靖州，命岑铎为知州，属浔州府。此后大军班师论功，升任韩雍左副都御史，赐文采币六，官一⼦锦衣镇抚。封赵辅为武靖伯，子孙世袭。

讨平建州（成化犁庭）

明英宗时，明廷鉴于女真的频繁朝贡使明朝“劳费实多”，并防范其窥探虚实，所以限制其朝贡。这引起了建州女真的不满，开始骚扰掠夺辽东。到了明宪宗时，对于建州三卫的犯边行为，最初仍以招抚为主。成化三年（1467年）四月，宪宗派武忠前往建州三卫，向其宣布朝廷的诏谕。于是三卫首领董山、李古纳哈、纳郎哈等听抚来朝。但没有悔改之意，明宪宗遂下令拘禁董山于广宁，董山及其属下在广宁闹事，甚至刺伤通事（翻译）。在总兵赵辅的建议下，明宪宗命李秉、赵辅兵分三路出征，同时也命属国朝鲜发兵助剿，结果大获全胜，并在战后处死了被拘于广宁的董山。建州三卫不断报复明朝，明朝从抚顺到鸭绿江陆续修筑东州、马根单、清河、碱场、叆阳、凤凰、镇东、镇夷等堡垒，加强防备，并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再次发兵征讨建州，同样要求朝鲜助剿。此次的统率是太监汪直和总兵朱永，兵分五路，同样大获全胜。经过两次征讨后，建州三卫大为衰落，有威望、有号召力、能统辖建州各部一致行动的首领都死于这两次战役。从此以后到建州左卫王杲、建州右卫王兀堂的兴起，建州三卫处于分散、微弱的状态。

固原盗乱

项忠率军攻打蒙古人并不顺利，蒙古人占据碉楼，拥有坚固的堡垒。而且箭术精妙，一战就射死了明军主将伏羌伯毛忠。明军溃不成军，项忠斩杀了一个明军千户才遏制住阵脚。项忠最后果断率军烧毁沿途牧草，不让蒙古人放马。阻塞所有的泉眼和小溪，不让蒙古人获得饮用水。当时连天烈日。蒙古人守城多日，终于忍受不住。许多人转投了明军。项忠率领大军日夜攻打，用铜炮轰击城池，并用木头堵塞住蒙古人的堑壕。满四终于支撑不住，向大漠逃去。最终满四被项忠抓获，被装上囚车带回。成化五年，满四被斩。固原蒙古人反叛的都被杀死，其余被打散编入户口。

搜套之战

在明代的北部边防中，河套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朝套寇

成化年间，先后有杨信、朱永、叶盛主持“搜套”，均不了了之。成化九年九月十二日，满都鲁、孛罗忽、乩加思兰各率精锐出河套，往陕西西部、宁夏、甘肃一带抢掠。明军陕西参赞军务左都御史王越决定，趁其主力出掠之机，捣其巢穴。遂与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兵4600人，从榆林红儿山出发，昼夜兼程，直抵红盐池。明军进至鞑靼部营地外20里许，鞑靼集众来拒。明军伏兵忽起，前后夹击，击败对方，斩首355级，获驼马牛羊器械无数，并焚其帐篷、庐舍，然后撤军。乩加思兰等见老营被毁，率部远去，不敢复居河套。有学者指出，红盐池之战，明军一改多年来在河套地区的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就虚避实，攻拔鞑靼老巢，致使满都鲁等北遁。

成化十六年，又有威宁海之战。刚刚调集团营两万九千人配合辽东官军打击建州三卫的明军胜利后准备回程，意外接收到消息说蒙古达延汗部汗庭在威宁海子的消息，王越与监军西厂汪直一拍即合，让朱永带着大部分佯装走南路，王越他们则带着大同宣府两万一千人准备捣巢，二月二十二日，王越和汪直选调京营、大同、宣府二万一千精锐骑兵，从孤店关出兵，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上夜行昼伏。二月二十七日，大军到达猫儿庄，从这里分兵数道，直扑威宁海王越和汪直率军顶着狂风暴雪，在大雪茫茫的深夜急速前进。等到了黎明，明军已经离威宁海子不到十里了，而王庭内的鞑靼人却丝毫没有察觉。满都海这位女英雄乃是蒙古人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东征西讨蒙古各部，强盛的瓦剌都给她扬了。但这次，她也犯了和她的前夫满都鲁可汗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误。或许是大雪天气的原因，她并没有在营地周围派出探子巡逻。王越和汪直杀到威宁海，纵兵掩杀鞑靼人，惊慌失措的鞑靼人只能四散奔逃，少年英雄达延汗巴图蒙克在卫士的掩护下独自逃走了。此战，明军生擒一百七十一人，斩级四百三十七。缴获十二面大旗，近七千头牲畜，还有过万件盔甲、弓箭、皮袄等军械。

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断断续续的搜套并没能从根本上遏制蒙古入犯。早在天顺中，石彪镇大同，请置城于威宁海，不果。在王越取得红盐池之战、威宁海之战、黑石涯之战、收橐驼城的胜利后，成化二十年，李晟上奏威宁海、河套可耕可牧，请置城移民，因以荐用旧臣，非所宜言，降调为通判，下锦衣卫狱。致使后世明朝北虏之众凡有三窟，一屯河套，近延绥；一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一屯北口青山（开平兴和附近），近宣府。连岁窥伺。其中以威宁海部最强。此外，成化二十年（1485年）之后蒙语部族犯庄浪卫，以及正德朝亦不剌入居西海一带，于是在“套寇”之外，又逐渐形成了“陕西三大寇”中的“松寇”“海寇”。在复套、搜套并未取得理想效果的情况下，遂有人倡筑墙防守之说，也就是修筑长城以防御蒙古族不时的入掠，此议为宪宗采纳，于是开始了明代在河套地区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活动。

征讨都掌蛮

都掌蛮是古代南方僰人的后裔，明代居于四川省叙州府，明代以前，历代中央政府对“都掌蛮”采取的是羁縻之策，明初在当地改土归流，由于流官不谙地方事务，官民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朱见深登基后，初欲征讨，经周洪谟奏请改为招抚之策；明廷准备在当地重设土司，任用“都掌蛮”首领管理。但是，在叙州负责招抚事宜的都御史汪浩却设计诱骗诸首领进见，一举残杀了270余人，造成明政府与“都掌蛮”矛盾的彻底激化。在战争中，都掌蛮充分利用了熟悉地形的优势且骁勇善战，歼灭贵州、四川的多路明军，先后攻破戎县、珙县、长宁、江安、纳溪等县。成化三年（1467年），明廷以程信、李瑾为统帅，大规模调集军队（曾省吾称“十八万”，诸葛元声则称“二十万”）围剿都掌蛮，至成化四年（1468年）战争结束，明军获胜。是役明军付出很大代价，而都掌蛮亦遭重创，直到万历以前未再发生大规模暴乱。学者冯剑辉认为，此战树立起了明廷力图以大规模战争消灭西南地方民族势力的典型。

孟密之失

明代张志淳《南园漫录·孟密》一文。最后指出，“夫孟密之失，萌于毛胜，盛于钱能、王举，而成于万（安）、程（宗），终使再无以善其后。如此不识史书，其事可能不误否？”

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帖木儿帝国（明朝以其都城称为“撒马儿罕”）使臣由陆路贡狮、海道回国，又从海路入贡过程以及明廷的反应。表面上这是皇帝、宦官、政府官员对贡狮和贡路的争执，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中后期明朝对朝贡政策如何调整的问题。由于明朝大臣竭力反对，帖木儿帝国来华贡路复归于陆路。明朝也由此丧失了加强海路贸易的机会，为以后葡萄牙人东占满剌加留下了空隙。太监韦眷占极大因素。

朱见深擅长绘画，其画作大多是神像、金瓶、牡丹、兰菊、梅竹之类的作品，有时也作山水小景。故宫博物院收藏其两幅画，一幅是成化元年（1465年）所绘的《一团和气图》，另一幅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所绘的《岁朝佳兆图》。此外还有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达摩图》《冬至一阳图》和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双喜图》轴等。其笔墨能兼收南宋院体与明代浙派一些特点，并有选择性地学习古人画法，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朱见深为了教育太子朱祐樘，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亲自编纂了《文华大训》二十八卷，由进学、养德、厚伦、明治四纲总领全书，四纲之下又分二十四目。该书已亡佚，仅有御制序文保存于《明宪宗实录》中。

《宪宗实录》记载“上初名见深，至是更名见濡”，朱见深是明宪宗的本名，但夺门之变、英宗复辟之际，在诏书中将皇太子的名字写成“见濡”，天下臣民不知他是何人。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英宗及夺门功臣们忙中出错。不管怎样，诏书已颁行天下，难以改动，因此朱见深即位后，仍然沿用“见濡”的名字，如给其父明英宗上谥号时自称“孝子嗣皇帝见濡”、给明代宗上谥号时自称“侄嗣皇帝见濡”。《明史》称他本名为“见濬“，则被认为是毫无根据，也没有能与明史相互佐证的史料。

明宪宗爱的万贵妃比他年长17岁。万贵妃，小名贞儿。年仅四岁进宫。正统十四年，奉命照顾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成化帝朱见深。成化帝登基，想立这个宫女为皇后。不合礼法祖制，被生母周太后驳斥。只好立为妃。皇帝终日临幸万氏，对新立的吴皇后看也不看一眼。万氏仗着皇帝的宠爱，对吴皇后也不怎么恭敬。一来二去，吴皇后终于暴发了。她不但下令扑打万氏，甚至自己动手。皇后吴氏不辨时势，还以旧眼光看人，只以为打得不过是一个宫女。谁知道成化帝怒不可遏，一气之下废了她，打入了冷宫。随之，成化帝想立万氏为后。周太后看她这么大年纪，长相也不怎样，坚决不同意。最后，立了王氏为皇后。

吴皇后前车之鉴，王皇后忧惧，因而对万氏处处忍让。成化二年，万氏生下皇长子，得封贵妃。一时之间，宠爱有加。可惜没过一年，皇子夭折，万贵妃从此不再有孕。

成化四年（1468年）秋，出现了几次彗星。在古代，彗星的出现意味着不祥。于是，大学士彭时、尚书姚夔也上疏请求皇帝要扩大宠幸的范围，以广后嗣。皇帝表面上同意，但行动中仍然专幸万氏。宪宗朱见深对于万氏一直非常有感情。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氏暴病身亡。宪宗非常伤感，哀叹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辍朝七天，谥万氏为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

天顺八年（1464年）七月二十日，朱见深大婚。所谓大婚，专指皇帝的婚娶。朱见深当时婚娶的吴氏，是由父亲朱祁镇选定的。吴氏聪敏知书，通晓礼乐，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据称，由明英宗朱祁镇选定而育于别宫的女子有三名，即吴氏、王氏和柏氏。皇帝的婚事，自然是隆重的。但是，仅仅还不到一个月，吴皇后就被废。取而代之的是王氏，即后来的孝贞皇后。

吴氏被废背后的缘由，一直为人所猜疑。一种说法是太监牛玉专恣，讨厌太监牛玉的人想借机夺去他的权柄，故挑动皇帝废后。皇帝自己的说法是吴皇后“举动轻佻，礼度率略”，且可能在册立时牛玉有舞弊的嫌疑。然而，吴氏虽被废，但“舞弊”的牛玉却只是发配到南京的孝陵去种菜。迂腐的官员以为牛玉真是犯有欺君之罪，于是纷纷上疏说对牛玉的惩罚太轻。结果，朱见深将上疏的官员王徽、王渊、朱宽、李翱、李钧贬到边远的州去做专管刑狱的判官。因此，“牛玉舞弊”的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真正的原因是吴皇后得罪了皇帝宠爱的万氏。

吴皇后对万贵妃十分气恼，大概是恨朱见深与万氏的暧昧关系，最后她以后宫之主的身份杖责万氏。皇帝获悉此事，便毫不犹豫地废了吴皇后。继立的王皇后自然从中吸取了教训，对万氏的态度比较友善，不大理会万氏的横行霸道。王皇后的明哲保身态度，以及皇帝对万氏的宠幸，使万氏成为成化朝后宫真正的主人。

万贵妃的骄横，不但影响了成化一朝的内宫的生活，而且还间接地影响到外廷。一些士大夫，不顾颜面，乐意与万贵妃及其家人相结纳。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大学士万安。万安，字循吉，眉州人，正统十三年进士。万安此人虽无学问，做大学士期间只知道依从皇帝，被人称作“万岁阁老”。

成化七年（1471年），已经入阁的万安与另外两名大学士彭时、商辂（lù）一同去面见皇帝议事。彭时和商辂向皇帝提出，京官的俸薪不宜削减。皇帝同意了。万安在旁边，立即叩头高呼万岁，弄得彭时、商辂也只得同时趴下高呼万岁，之后退出。这么一次精心安排的议政会议，大学士们本来是想要解决很多问题的，却因为万安这一声“万岁”，遂告流产（按明朝惯例，大臣呼“万岁”即是奏事完毕）。从此宪宗基本上不再召见大臣。此后，大学士尹直想得到宪宗的召见直接面谈朝政问题，万安便劝阻道：“当初彭公请皇上召见，一句话不对劲，就立即叩头称万岁，让人笑话呀！我们每件朝政尽量做到知无不言，让太监们选择给皇上，比当面议政好得多呀！”

一句话，竟然把当初自己演出的丑剧全部归过于彭时，可真算是“不学有术”。他最无耻的杰作，恐怕是在给宪宗的奏疏中大谈房中术。后来，孝宗在宫中见到这些奏疏，文末署名“臣安进”，于是派太监怀恩向万安问罪：“这可是一个大臣做得出来的？”万安却一点羞辱的感觉也没有，只一个劲地叩头，连辞职的场面话都不愿说，脸皮可真厚，所以当时的人讥讽万安，说他“面如千层铁甲，心似九曲黄河”。

作为一个政客，万安肯定觉得自己最成功之处就是结交上了万贵妃。只是，不曾令万贵妃想到的是：她死后不久，孝宗即位，有人上疏要查办曾经与万贵妃交结的人，万安就赶紧申辩说：“我和万贵妃早就不来往了。”其实，也许正是万安的无能与软弱，才使万贵妃的影响力没有过度地在外廷扩散。不过，万安只是一个油滑的小人，而不是一个十恶的坏蛋。他做大学士时还做过一件好事，就是顺应当时的情势请求宪宗废除了西厂。

成化一朝的储位，是在成化十一年（1475年）就确立了的。这一年的十一月，年仅6岁的朱祐樘被立为太子。纪氏很小的时候就入宫，据说，成化初年的大藤峡之战，政府军队俘获了许多瑶族的子女。其中面貌姣好的女子就送进宫中做了宫女。纪氏正是瑶族土官的女儿。纪氏聪慧，而且知书达礼，在宫中负责内库的事务。后来，纪氏与宪宗的一次邂逅，就怀上了朱祐樘。之后的事情，就与许多的宫中阴谋版本类似，得宠的万贵妃千方百计企图加害纪氏，而宫中善良的太监如张敏、怀恩以及被废的吴后、宫女们则尽力保全。据说孝宗刚生下来的时候，头顶有一寸左右没有头发，说是药汤对胎儿的损伤所致，显然还是遭了万贵妃的毒手，只不过真命天子命不该绝罢了。朱祐樘在皇宫的一个偏僻之所（安乐堂）生活了6年，一直不敢公开露面，甚至连胎发都不敢剪。

在朱祐樘之前，宪宗已经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万贵妃所生，早就死了。另一个是柏妃所生，却被万贵妃害了。因此，宪宗刚开始一直以为自己将无后，有一天太监张敏给宪宗梳头，看到自己的白发，宪宗不禁感叹：“老将至矣，无子。”张敏突然跪下说：“圣上已有后，匿不敢现。”宪宗这才知道自己已有子，非常高兴，便立即要见自己的孩子，纪氏给孩子穿好衣服告诉他：儿啊，你走了，我也活不了了。（儿去，吾不得生）那个穿黄袍的就是他的父亲。宪宗看到孩子顿时老泪纵横，抱着孩子说：“是吾子，类我（是我的孩子，长的就像我）”。几个月之后，就把朱祐樘立为太子。但是，万贵妃却深怀怨恨。据说万贵妃在宪宗认子之后，日夜哭泣说：“奴才们竟敢欺骗我。”接着，纪氏就死了。死的原因据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的一个老太监说是自缢的。太监张敏也因为害怕万贵妃的报复而吞金自杀了。明眼人也许都知道，万贵妃自然容不得这个孩子。于是，宪宗的生母周太后对宪宗说：“你还是把孩子交给我照看吧。”从此，朱祐樘就一直生活在祖母的仁寿宫中。有一天，万贵妃说要请皇太子过去吃东西。周太后就对孙儿说：“孙儿你去那里不要吃东西。”朱祐樘到万贵妃那里，万贵妃给他食物，朱祐樘就说：“吃饱了。”（已饱）万贵妃就说：“那喝点汤吧。”朱祐樘说：“怕有毒。”（疑有毒）万贵妃非常生气地说：“这小孩子才几岁，长大了还不吃了我？”

这件事，自然对万贵妃深有影响。废储的事，也许从此就埋下了伏笔。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宪宗发现内库里的金银都花光了，就对当时的大太监梁芳、韦兴说：“靡费帑藏，实由汝二人。”接着，皇帝又说：“我不追究你们，后人会责怪你们的。”两个人听后非常担心，就撺掇万贵妃把她也不满意的朱祐樘废了，改立邵妃的儿子。这一年的三月，宪宗听了万贵妃的谗言，要将朱祐樘废了。太监怀恩苦谏，却被贬到凤阳去守陵了。幸好，泰山连续地震。钦天监的人说应在东宫太子身上。宪宗认为，祐樘是天命的合法继承人，才打消了废储的想法。易储一事虽然没有成功，却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万贵妃对于成化朝宫中事务的影响，也反映了成化朝宦官的作用。

明代的皇帝实际上从明太祖开始，就基本上接受“宦官官僚政治”的思想。有历史学家曾指出，明太祖使用识字的宦官并在宫外的政府中委以重任，而《明史》中反复提出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其实根本不存在。明成祖的时候，宦官执行任务的范围明显更广，例如郑和就是明代历史中最著名的宦官。英宗时王振的专权，首开明代宦官专权的乱局。成化朝则出现了宦官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而且宦官专权与特务政治进一步结合，特务组织成为宦官专权的利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一位都察院的官员上疏，抱怨宦官的数目已经突破了一万人，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当然，宦官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对于朝廷和士大夫的威胁是次要的，真正对士大夫构成威胁的是宦官的乱政。

成化一朝专权的宦官，基本上都是依靠万贵妃而起家的。汪直、梁芳、钱能、覃勤、韦兴等人，都是万贵妃的私臣。他们总是借万贵妃修建寺庙的名义，在外面大敛民财，一面贡献给万贵妃，一面自己揣进腰包。当然，其中专权而能乱朝政的，当是汪直与梁芳。

据说，汪直曾经到江南，听说绍兴杨继宗是个品行很高的官员，就前往拜会。汪直看了杨继宗后，说：“人们都说杨继宗，却不料长得这么丑陋。”杨继宗冷冷地回答说：“我虽丑陋，却还不至于损伤父母给我的身体。”汪直没有吭声。杨继宗这句话，意在讥刺汪直是一个阉过的太监。后来，宪宗问汪直：“朝觐官中谁最贤明？”汪直回答说：“天下不爱钱者，唯杨继宗一人耳。”此可见汪直之大度。

汪直专权的利器是西厂。我们可以开句玩笑，汪直专权的利器还有“两钺”（钺，古代兵器）。不过，这个玩笑的制作者是宪宗身边的一个小丑。古时宫廷中常蓄养一些俳优，专供皇帝娱乐，所表演的节目都是自己创作的，其中有些还讥刺时事，类似现代的小品。宪宗身边就有一个名叫“阿丑”的小太监。有一次阿丑奉命为宪宗表演。阿丑就表演一个喝醉酒的小太监撒酒疯。小太监喝醉了酒，正撒着酒疯，旁边人告诉他说：“皇上来了。”小太监根本不理睬。旁边人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立即避走，边走边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

接着，他又扮演汪直，操着两柄“钺”来到皇帝身边，说：“我带兵全仗此两钺。”旁人就问：“你的钺是什么钺呀？”阿丑说：“王越、陈钺。”宪宗听了这样的笑话，自然是开怀一笑，但笑过之后呢，自然不能不有所省悟。因为，所谓王越、陈钺，实际上不过是交结汪直的两个大臣。

成化十四年（1478年），竟还有一个名叫杨福的江西人伪称汪直，纠集一班无赖扮演校尉，从芜湖一路招摇撞骗至福州，吓得沿途官吏屏息听命。汪直本人，后来也逃过了惩罚，寿终正寝。在明代专权的宦官中，他可能算是最幸运的一个。

梁芳在成化一朝，虽然不如汪直那般有权势，但却在另一个方面破坏了朝廷的正常秩序。汪直的权势，是笼罩于成化一朝政治、军事领域，而梁芳的恶劣，则主要是在经济上的挥霍与靡费钱财及任用佞幸小人。也许可以这样说，汪直爱权，而梁芳爱钱。梁芳知道，要得宠于宪宗，最好能得到万贵妃的信任。所以，梁芳与其亲信韦兴，不断地将珍珠、奇货、宝物贡献给万贵妃。然后，又利用为皇宫采办宫中奢侈品的借口出京，在地方大肆搜刮。据说，在梁芳的挥霍下，内库中前几朝累年积蓄下来的七窖金子都花光了。

梁芳为了弄到更多的钱，甚至开始卖官鬻爵起来。像李孜省、僧继晓这样的佞幸之徒，都是梁芳荐进的。李孜省最初是江西布政司的吏员，由于贪赃被削职为民，却因为学习过五雷法这样的方术，而受宪宗宠幸。僧继晓据说知道“秘术”。他靠着梁芳的引荐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僧继晓的母亲是一个娼妓，继晓竟然请求皇帝旌表他的母亲，而皇帝也下令不需要审核，直接就为他的母亲立起了牌坊。甚至，皇帝还经常将宫中的宫女赐给继晓，供其淫乐。终成化一朝，梁芳始终得宠于宪宗。只是孝宗即位以后，梁芳才被谪居于南京，不久下狱。

成化朝官窑瓷器，在明代后期已渐成价值不菲的收藏品，其中尤以鸡缸杯受到追捧。一称明神宗御前便有“成杯一双”，“值钱十万”。清高宗也作有《成窑鸡缸歌》。

明宪宗死后葬于茂陵。进入茂陵是茂陵的祾恩门。大门是木质结构，整体结构按照清代遗存复建，闻上去，还有一丝淡淡的木头清香。按照记者的想象，推开这厚重的木门，后面一定是一个宏伟壮观的陵寝，没想到，映入记者眼帘的竟然是一片残垣断壁。原来，这里是祾恩殿的遗址，修缮中突出现状保护，只是对残墙柱进行加固和防腐保护，散落在祾恩殿基座周边的石栏杆、望柱等石构件，都按照原位置摆放。

绕过祾恩殿遗址，是三座门、棂星门和石五供。这三个建筑都有一定的坍塌和破损，砖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老化问题。工作人员介绍，修缮过程中，除了对破损的砖台进行了修复，补配缺失的石构件，还对部分砖石进行了清洗和保护，用安全的藻类去除剂杀死残留的有机物，保护砖石不被腐蚀。

在茂陵的最北端，是陵区的标志性建筑——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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