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23 11:59
戒尺，旧时私塾先生对学生施行体罚所用的木板。也叫做“尺”，它是用两只木块制成的。两木一仰一俯。仰者在下，长七寸六分、厚六分、濶一寸分馀，下面四边有缕面。俯者在上，长七寸四分、厚五分馀、濶一寸，上面四边有缕面。上木正中竖安木钮一只，钮长二寸五分、高七分，捉钮敲击下木。这种“尺”，是在“皈依、剃度、传戒、说法”、以及“瑜伽焰口施食”等等的仪节中使用的。
1.佛教戒师向僧徒说戒时的用具，两块长方形小木，一仰一俯，仰木在下稍大，用俯木敲击发声。《百丈清规·沙弥得度》：“设戒师座几，与住持分手，几上安香烛、手炉、戒尺。”
2.见“ 戒方 ”。
“戒尺”找到两种解释，其一是指佛教的一种法器： “戒尺”也叫做“尺”，它是用两只木块制成的。两木一仰一俯。仰者在下，长七寸六分、厚六分、阔一寸分余，下面四边有缕面。俯者在上，长七寸四分、厚五分余、阔一寸，上面四边有缕面。上木正中竖安木钮一只，钮长二寸五分、高七分，捉钮敲击下木。 这种“尺”，是在“皈依、剃度、传戒、说法”，以及“瑜伽焰口施食”等等的仪节中使用的。近些年来，僧伽们所用的“尺”，已大有改变。比较常见的，多半是用一条木块，敲击几案而已。其木块长约台尺四五寸、宽厚各约一寸一分。 这自然不是我所说的那种“戒尺”。我所说的，应是“戒尺”的另一种解释：“旧时私塾先生对学生施行体罚所用的木板。”晚清以来，随着西学、新学的兴起，传统学问在新式学堂里逐渐式微，尤其是随着一九零五年废除已有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私塾制度以及塾师亦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去的，自然还有莘莘学子无法忘怀的“戒尺”。“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一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半本书背下来，‘右手掌被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陪在一旁的母亲还要哭着说‘打得好’。”这样的“创伤记忆”，定然不会只是一两位少年学子的求学经历。
“戒尺”这个名字起得好，“戒”，警戒，惩戒；“尺”，尺度，标尺，标准。这些正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嘛。我的印象当中，不少伟大的人物都尝到过戒尺的滋味。在父亲面前背“孟子见梁惠王”，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一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半本书背下来，“右手掌被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陪在一旁的母亲还要哭着说“打得好”。
戒尺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还是先看看前人是怎么用的。
魏巍在上课时做小动作，蔡芸芝先生手里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他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蔡老师也笑了。
看来这戒尺的使用还真的有些讲究。它并不是非用不可的东西，今天的人不用它自有不用它的道理。
从教十多年来，有一个问题，我问过别人，别人也问过我：在施教过程中，孩子到底能不能“打”呢？
随着教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做教师的首先要有“德”。一个教师的威信绝不是“打”出来的。“打”或许是一种方法，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孩子就象桑园里的小桑树，只有耐心地培育，才能成材。孩子犯了错误，如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打”，那至少说我们缺乏爱心。再说了，如果连“打”的力气也没有了呢？
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来看，孩子犯错误还是不宜“打”。“打”是为了教育，是为了让孩子知错、改错。孩子都有自己的自尊，他们犯了错误，有时候心里很后悔、很害怕，就怕别人知道。这时候如果迎头受到呵斥、责打，那本来就很脆弱的心，怎么承受得了呢？就那么简单粗暴的一“打”，非常容易挫伤孩子的自尊和学习热情，还会形成一种逆反心理——“错了，不就是挨一次打吗？”，无所谓了，也就“破罐子破摔”了。这样的结局恐怕不是我们当初“打”的目的吧？
当然，恰到好处的“打”有时候也是可行的，这可以打去邪气，打去傲气，打出志气，打出勇气。但是如果你把孩子当出气筒，那你只能打出晦气。这是一着险招，没有大匠运斧之功，不用最好！
郭沫若小时候读书，和同伴趁老师外出，到书塾隔壁的桃园里偷了桃子。园主告到老师那儿，老师没有用戒尺，而是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给他们出了道题——对对子：
昨日钻狗洞偷桃，不知为谁？
郭沫若一看，傻眼了，老师全知道了，认个错儿吧，灵机一动，对了个下联：
他年进蟾宫折桂，必定是我！
还要用戒尺吗？老先生就眯着眼睛偷着乐吧！
戒尺的使用，并不只是中国人的专利。我曾经读过美国人兰妮·麦克穆林写的一篇题为《体罚》的回忆文章，文中的那位弗洛斯特女士自有她的绝招——让犯错误的“我们”闭上眼睛，然后用“那块著名的松木板子”狠狠地抽打坐椅的垫子。“我们实在受不了朋友受罚的痛苦，就都主动请求老师别打了”。这一次的“体罚”，虽无肌肤之痛，却记忆至深。
看来，戒尺这东西不坏，到底怎么用？就不用我多说了。
我最后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心中不能没有一把戒尺——不能没有“戒”；不能没有“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