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进以持戒为第一。疾病以减食为汤药。

烦恼以忍辱为菩提。是非以不辩为解脱。

留众以老成为真情。执事以尽心为有功。

语言以减少为直截。长幼以慈和为进德。

学问以勤习为入门。因果以明白为无过。

老死以无常为警策。佛事以精严为切实。

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山门以耆旧为庄严。

凡事以预立为不劳。处众以谦恭为有理。

遇险以不乱为定力。济物以慈悲为根本。

清规是中国禅宗寺院（丛林）组织的规程和寺众（清众）日常行事的章则，也可说是中世以来禅林创行的僧制。本来中国佛教从东晋道安首创僧尼规范三例以后，即随时有在戒律之外别立禁约之举，如支遁立众僧集仪度，慧远立法社节度，乃至梁武帝造光宅寺于金陵，命法云为寺主，创立僧制，用为后范，皆是其例（见《大宋僧史略》卷中《道俗立制》条）。到了中唐，禅宗盛行，百丈怀海禅师痛感禅僧住在律寺内，虽另处别院，但于说法住持，都不能合法。于是他于元和九年（814），别立禅居之制：尊“长老”为化主，处之“方丈”；不建佛殿，只树“法堂”，学众尽居“僧堂”，依受戒年次安排；设“长连床”，供坐禅偃息；合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徒众侧立，宾主问答，激扬宗要；“斋粥”随宜，二时均遍；又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事务分置十“寮”，置首领主管等等（见《景德传灯录》卷六末附《禅门规式》）。这些就成了丛林新例，与律法不同（见《僧史略》卷上《传禅规法》条）。世人即称为《百丈清规》。

《百丈清规》流行到北宋，历时既久，沿革自多，未免混乱，故崇宁以后，历有增订。现可考见的，在崇宁二年（1103）有真定宗赜搜集诸方行法，重编为《禅苑清规》十卷，亦称《崇宁清规》，百丈之作乃被称为“古规”。后至南宋咸淳十年（1274），又有金华惟勉悉假诸本，参异存同，编成《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二卷，又称《咸淳清规》。再后到元代至大四年（1311），东林戈咸又参考诸方规则，改定门类编次，并详叙职事位次高下等，成《禅林备用清规》十卷，又称《至大清规》。这些虽是比较通行之本，但不能使诸方统一而毫无增损。因此，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更由朝廷命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辉重辑定本，并由金陵大龙翔集庆寺住持大溯等校正。德辉乃取《崇宁》、《咸淳》、《至大》三本荟萃参同，重新诠次，又删繁补缺，折衷得失，分成九章，厘为二卷。此本即名《敕修百丈清规》，颁行全国，共同遵守。虽其名仍为《百丈清规》，而内容精神已去古益远，面目全非。从明迄今，数百年间，都通行此本，只分卷略有出入而已（明藏本改刻为八卷）。

通行本《百丈清规》的九章中，前四章主要规定关于祝圣、国忌（帝王、王后忌日）、祈祷、佛诞节、涅盘节、达摩忌、百丈忌以及各寺历代诸祖忌等仪式。这些都是律所未定，古规没有的（古规是以僧徒受戒或住持入院开始的）。从此以下，才算是丛林本身的规章制度。第五章“住持”，是关于住持上堂、晚参、普请、入院、退院、迁化、荼毗、议举住持等一系列的规定。第六章“两序”，是关于丛林东西两序的头首、知事。西序：首座、知藏、知客、书记、衣钵、侍者、汤药等。东序：都监、维那、副寺、典座等。列职：寮元、化主、园主、水头等各职事的规定。第七章“大众”，是关于沙弥得度、登坛受戒、道具形式、游方参请、坐禅、普请及料理亡僧后事等的规定。第八章“节腊”，是关于大众入寮、建楞严会、四节念诵茶汤、结制礼仪、朔望巡堂、月份须知等的规定。第九章“法器”，是关于钟、板、鱼、磐、椎、鼓等号令法器的说明及其打法的规定。这九章的规定极详，但关于僧众的一般行事，现代丛林仍另订有《共住规约》，为全寺所共同遵守；又丈室、库房、客堂、禅堂等各处，也另有规约，明定办事的细则。

丛林中实行清规的主要情况，约略如次：

丛林每年以结夏（即结夏安居，亦称结制）、解夏（亦称解制）、冬至、年朝为四大节，极其重视。结夏、解夏，系遵印度原制；冬至、年朝，则依中土风俗。结夏七日原为四月（前安居）或五月（后安居）的十五日，解夏则在七月或八月的十五日，但从元代以来，各提前一日讲习礼仪，以便期内得专心修道。另外，在每年从十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的九旬期间，丛林中也结制安居，称为结冬。这是仿照结夏制度集合江湖衲僧来专修禅法的，故名为“江湖会”。清代以来，丛林曾有只结冬而不结夏的反常现象，后经纠正，仍以结冬坐禅、结夏讲经学律等为惯例（见《清规证义记》卷八）。近代著名丛林如宁波天童寺等，都实行这样“冬参夏讲”的制度。

丛林的成员通称清众。凡曾受具足戒的比丘，衣钵戒牒俱全的游方到寺，都可挂搭（亦称挂单），暂住于旦过寮（又称云水堂）。如挂搭已久，知其行履可以共住的，即送入禅堂，名为安单，从此成为清众，随同结夏。一般丛林都从四月一日起，照规入夏，禁止游方，锁旦过寮。至八月一日，始开寮重新接众。又丛林安单亦分春冬两期，春期自正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冬期自七月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日止。在正月、七月期头进禅堂者，名为大进堂。

此即一寺的人事安排，为丛林冬期的重要行事，一般于每年八月十六日举行。事先半月，由客堂开具新进堂禅众和旧住的名单，送住持查阅。至八月十四日，住持召集客堂、禅堂、库房诸头首共议请职。十六日大众齐集大殿月台，知客点名，依次进殿，宣布职事名单并讲清规，新请职事即到法堂谒住持，又到禅堂行十方礼，再依职送位。

此为一寺职事及常住人员名单的公布，例于每年十月十五日举行。事先客堂与维那将合寺人员戒腊久近开具清单，送与住持、写成单票（每条四字，职序在上，法名在下）。十四日，客堂挂“贴单”牌，到十五日，住持入堂说法，为首座贴单，其余由维那贴，以职事大小，戒腊先后为序，再各按名位顺次送单。凡单上有名的，都是一寺常住的成员。

此是结冬中的重要行事。丛林坐禅通例从九月十五日起加香，即延长坐禅时间。又从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七日举行禅七，每七天为一期，谓之打七。此为禅众克期取悟的禅会，或打七七，或打十七，不定。每一禅七的起解，称为起七和解七，各有规定仪式。

即普遍邀约大众劳作的制度，亦称出坡。此制在唐代即已行于各地，如开成四年（839）九月二十八日，日僧圆仁入唐巡礼至山东赤山院，记载目睹的情形说：当院始收蔓菁萝卜，院中上座等尽出拣叶；如库头无柴时，院中僧等不论多少，尽出担柴去（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不过此种制度原来由于倡导农禅，凡耕作摘茶等作务都以普请为之。后世普请只限于轻微劳动，如四月佛诞摘花、六月晒藏、晒荐、平时园中摘菜、溪边搬柴以及节前寺舍扫除等，皆偶一为之而已。直到今天，始见恢复原来的精神，已有丛林以劳动为佛事之一的新制。

是丛林岁末的会计报告。在现存的唐代文献中还有此种记载。如开成三年（838）十二月二十九日，日僧圆仁至扬州开元寺，记云：众僧参集食堂，礼佛上床坐，有库司典座僧于众前，读申岁内种种用途账，令众闻知（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岁计原行于岁末，由住持审查各种簿册，但丛林的会计报告，多每月举行一次，由住持召集禅堂班首、维那、客堂知客、僧值、库房都监、监寺等，于丈室行之，称为算账（见《高旻寺丈室规约》）。

即僧众违犯清规的处分。古规，清众中生事违规者由维那检举，抽下挂搭衣物，摈令出院，以安清众。或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众烧衣钵道具，遣逐从偏门出，以示耻辱（见《景德传灯录》卷六末附《禅门规式》）。后世遵此，对于三业不善不可共住的禅僧也以香板相责，并迁单摈出。在《清规》中还明定肃众办法，除刑名重罪例属官厅处置外，若僧中自相干犯，都以清规律之，随事惩戒，重则集众捶摈，轻则罚钱、罚香、罚油，而榜示之。又摈出犯规者，还要将摈条实贴山门，鸣大鼓三通，以杖攻出（见《清规证义记》卷五）。

丛林行事通知的方法，通常有知单、贴榜、书状和牌示等。如住持宴请首座或远来尊宿等茶汤，皆开列名单，由侍者报知，谓之知单。方丈、库司招待大众茶汤的请柬则用榜，首座请柬用状。方丈请首座，榜贴于僧堂前东边牌上，库司请首座，榜贴于西边牌上。首座请下头首茶，状贴于僧堂前下间板上。丛林从来最重茶礼，有谢茶不谢食之说。又丛林行政性的通知，用挂牌方式传达，名为牌示。用挂牌地点随各种行事而不同。如结夏、诵戒、请职、贴单、普佛等牌示，皆挂斋堂前；上堂、秉拂、祈请、祷雨，挂大殿前；起七、解七，挂禅堂前；升座、免礼等，挂内韦驮殿前（见《高旻寺规约》）。

此为丛林号令所寄，鸣扣各有常度。凡禅堂坐参、佛殿诵念、食堂斋粥、升堂集众、普请巡寮、入浴送亡等一切行事，都依钟鼓等号令进行。如集众上殿则僧堂鸣钟，长老升堂则法堂击鼓，报众同赴。普请则开梆、催板，新住持入院则钟鼓齐鸣。凡止静、开静、念诵、斋粥等行事，从朝到暮，钟鼓交参，遂形成丛林一定的礼法。

一提到“清规”二字，则有不少教外人士会误解为电视、影片里所演的“古佛青灯下”那种无情、苛刻、残酷的清规戒律，教内也有一些人不敢提及清规戒律，他们总觉得出家人的生活本来就是非常孤寂、单调，再加上这种严紧、约束、呆板的制度，给人们带来死气沉沉，没有一丝生机蓬勃的生命激情，那么《百丈清规》到底是否为这样的一部书籍呢？

无论古今中外，虽然有时代、国域、文化的差异，还是社会团体，或宗教集团的差异，但其中具有相同的哲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及“无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一哲理是超越时空的，同样，佛教作为世界宗教团体，僧人为“人天师表”，那么亦应有其自身严紧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方法表现于“六和”精神。换而言之，也就是对“戒律”的看重，一个团体兴衰，就看法制实行的如何？人们对法律的重视如何？故国家对法律的强调，每个公民必须懂法、守法，否则成为法盲，什么时候自己犯法了还一无所知，然而，佛陀制戒也是如此，佛弟子受戒之后要学戒，如经中说：“出家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可学经教。”又如《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云：“若比丘尼受具足戒后，不学戒者，犯不学无知罪。”可见佛教对法制的重视。

然《百丈清规》原是一部禅宗寺院的管理制度，现今佛教丛林所实行的制度，则是依佛戒和《百丈清规》及当地情况而制定的制度，“清规”的起源可追溯到佛陀时代，但那时没有名文规定。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的领土上生根发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中国佛教清规的制定，可以追溯到东晋时代的道安大师，他是根据当时佛教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人对戒律的松弛等），及国家的政策而制定了《僧尼规范》和《法门清规》，但禅宗寺院完成建立清规，则是以百丈怀海禅师开始，并且对后来佛教丛林产生重大的影响。

百丈怀海禅师，处于唐朝中叶（唐玄宗至唐宪宗之间），当时的僧人大多无固定的住处，也就是所谓的“云水僧”，他们一般依律寺而居。这样，在说法行道方面有诸多的矛盾冲突，况且当时禅僧日益增多，龙蛇混杂，又无独立的禅院，以此给寺院管理带来诸多的不便和困难。其次，佛教在唐朝中叶以后，由于封建政权对佛教采取了相当多的限制措施。几经风霜，损失惨重，寺院的土地和劳动力来源发生困难，僧侣面对着如何适应社会变动而生存下去的严峻问题。

又当时佛教很多宗派，如法相宗、天台宗等，由于贵族色彩浓厚，生活自理能力差，依附士大夫的布施，然而理论又复杂，所以不能适应社会形式的变化，因此一落千丈深渊，渐渐式微。禅宗因为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理论较为适合群众，又不依靠豪华奢侈的殿堂、经像、法物，加上禅宗诸大师从不排斥生产劳动，甚至许多开山祖师都亲自参加劳动，故禅门中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佳言流传至今。因此，禅宗比其他宗较能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其他宗衰落而独禅宗获得发展的机会。但是，存在着新的问题，即是禅宗的实际生活、生产状况与旧的戒律发生冲突，遵从戒律，是不允许出家僧侣从事生产农作物的，若违反则视为犯戒。

另一个问题：禅宗在唐发展以后，由于僧众日增，集体生活如何约束？生产劳动如何组织？劳动成果怎样分配？都是现实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旧的戒律与禅宗就产生矛盾冲突，障碍禅宗的发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怀海禅师清楚认识到禅宗面临的这种形势，决心实行改革，为禅宗发展扫除障缘，百丈禅师认为《瑜伽菩萨戒》和《璎珞菩萨戒本》虽属大乘，却是佛陀根据印度情况而制定的戒律，不便生搬硬套。他根据风情、地理、人士风俗等，博采大小乘戒律中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部份，制定出一部新的管理制度，因此衍生了《百丈清规》。 纵观历史，可知当时怀海禅师创宗立制的不易，从而更使我们认识到唐朝佛教虽盛行于世，但内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不可否认的，当今我国佛教以形式上，虽不如唐朝时代，但也普及于群众心灵。然而内部依然存在着诸多的新问题需要迅速解决。例如：寺院的法制没有一个统一性的管理方法；出家僧侣的修养素质问题等等。

是的，回顾佛教的盛衰，在我国国土上起起落落，曾经也从荆棘丛生中走过，留下伤痕累累。但它坚强的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最终默默的在东土领域里生了根。作为我们这一代新人，有责任维护与发展佛教。然而，我们是否维护正义，摧毁教内的不良作风，我们是否注意到脚下走过的每段路程，对佛教命运有影响。每当忆起百丈怀海禅师，心中充满着愧疚、不安。作为世纪之交的青年僧人，我由衷地盼望：对当今佛教内部的一些问题要深思！深思！

百丈清规，是禅宗丛林文化的缩影，如今一些寺院都把做经忏、焰口、水陆法会等佛事作为寺院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按照百丈清规把“农禅”作为寺院经济收入的寺院很少，已经很少。如今在广东清远市御金街少林禅院还可以看到“农禅”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