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老师就是孔子，后来被视为“至圣先师”，但当时正处于人生磨难中。“封人”与孔子交谈的内容没有被记录下来，《论语八佾》只记下了两人相见后“封人”的一句话：“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铎是一种大铜铃，官员走遍天下，沿途奋力摇动木铎，引起注意，召集民众，作为宣布文告的前奏。所谓“木铎起而千里应”，在古代，这是很管用的信息传播方式，木铎，因此有了一种象征意义。

孔子的时代，中国礼崩乐坏，人心混乱，“王道衰，政教失，强凌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知纲纪”。

忧心忡忡、博学深谋的孔子，立足于社会教化，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己任，周游列国，传布“仁义礼智信”，传布王道政治，不正如“天下之木铎”？

仪邑“封人”的木铎之誉，实在有着“穿越千年，视通万里”的思想高度。当时能对孔子有这样认识的人，寥寥无几，即便孔子自己，也曾自嘲地认可别人“丧家狗”的评价。

有学者解释，在当时的语境中，“丧家狗”意味着拯救时弊的担当者，但这个词无疑包含着无尽的失意和失落。

孔子一生坚韧不拔，是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在那样一个乱离的世道，在周游列国、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漫漫长路上，孔子照样“慷慨讲诵，弦歌不衰”。正如学者魏衍华所说，是因为他“思远”“志广”，是因为“有一个端正世道的雄心支撑着他”。

十多年里，四处奔波，历遭险难，凄凄惶惶，无人任用，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即使心理再强大，也难免有失落之感。

或许仪邑“封人”“天下木铎”之许来得正是时候。在孔子地位至高无上的后世，他学说的价值和影响自不必说，但在当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所有努力并不是在枉费心机，这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如魏衍华所说：“当孔子弟子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若有所失时，仪封人‘天下木铎’的赞誉，似乎又给了孔子师徒更坚定的信念。”

事实上，孔子周游列国虽然历遭险难、四处碰壁，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十多年的游历，让他走出鲁国，了解到更广大地域的世风民情，这对他的构建和完善儒学有着重大价值；他与当时各诸侯国人士的交流，也为后来儒学在各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兰考人仍为这片土地上响起过孔子的木铎金声而自豪，称家乡为“过化之地”。

“封人”已逝仪封长留

因为“封人”用来赞誉孔子，“木铎”一词，后来有了丰富的文化含义，是“以匡天下”的象征物。1929年，上海《申报》悬赏征求报纸商标，最终选定采用“木铎”。此后，“木铎”成为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的传统意象。而中国教育工会的会徽、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徽，也都是“木铎”。

古老的仪邑，后来也因“封人”的缘故，成为仪封乡。后来黄河为患豫东，仪封一带“大河经行”，城池、房舍一次次被淤埋，但这片土地始终没有放弃“仪封”之名，金大正九年（公元1232年），“割考、襄（今睢县）、东明三邑地”，设立仪封县。清代仪封县与兰阳县合并，称为兰仪县，后为避溥仪讳，更名为兰封县。

仪邑“封人”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他的身上，展现着兰考文化，甚至中原文化的某种特质。

求见孔子时，他所说“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心态。主动与高明者相见、交流，这不是夜郎自大，更不是嫉贤妒能，而是一种包容、开放的文化气度。

兰考，乃至中原，自古为通衢之地，东南西北各色人等行经、汇聚，各种文化交流碰撞，是大中华文化形成的巨大磁力场。正是这样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开放、包容的地域文化特色，最少地域偏见，最能兼容南北西东，自古至今，莫不如是。

而兰考“曾用名”众多，也与这种特殊的地理优势密切相关。

“兰”与“考”

春秋初期，兰考西部是卫国边城户牖、仪邑，东部（含今民权大部）则是戴国地盘。汉代在今兰考西部设东昏县，王莽时改为东明县。该县一度撤销，宋代复设东明县，后来因县治迁徙到别县地盘，这个县名就送给了邻县。原地盘先后设立兰阳县、仪封县。清代两县合并为兰封县。

兰考东部的变迁更为复杂。春秋早期，郑国灭掉戴国，秦代在此设立谷县、外黄县，汉代演变成济阳县、甾县。济阳县后来消失，地名被几百里外的今济南济阳县使用。甾县则更名为考城县，这个名字一直延续下来。但因黄河一次次泛滥，考城县城多次迁徙，后来与兰封县合并，县名融入兰考，地盘却大部分并入民权县（民权是1928年新设的县）。

总的来说，这些地名有的一直延续，有的时断时续，有的被放弃，它们的地盘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

2000多年前，始皇帝东巡路过户牖乡，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雾霾，“昏雾四塞”，寸步难行，一怒之下，他“名其地曰东昏”。

秦始皇起的名，一开始没有被正式使用。汉初名臣陈平出生于该地，司马迁在《史记》中仍说他是户牖乡人。但秦始皇起的名显然有很大的影响，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在此地建县，就定名为东昏县。

兰考的交通条件很优越，境内有三条国道、两条高速，还有陇海铁路，以及建设中的郑徐高铁。一个县拥有这么多交通要道，颇为少见。其实这地方自古就是交通要道，东奔西走都要从此经过。过往的人太多了，就有人为这地方起新名字，比如“兰”和“考”，都是“过路的”给起的。

兰考的“兰”，是宋真宗给起的。真宗东封泰山，路过东明县一座高冈，那冈坡上长满兰花，阳光下娇艳无比，春风中芳香四溢，真宗龙颜大悦，赐名“兰阳”。

最初“兰阳”只是东明县一个乡的名字，“东明”送给邻县后，原地盘就被命名为兰阳县。随后，又“割考、襄（今睢县）、东明三邑地，建仪封县”。清代，兰阳、仪封合并称兰封县。

兰考的“考”，有一个民间传说：科考时节，豫东各地学子取道此地前往开封，某天众多考生汇聚，恰好慈禧巡幸路过，脱口道：“真乃一座考城啊！”考城由此而得名。这个传说很不靠谱，因为考城这个名字，汉代就有，是刘秀的孙子――汉章帝给起的。

东汉时，今兰考东及民权一带叫甾县，章帝东巡路过，觉得这县名不好，下诏改为考城。

至于汉章帝为何以“考”命名此县，也有不同的说法。其一，戴国是周文王嫡长子伯邑考后裔的封国，因此，取伯邑考的“考”，作为戴国故地上的县名。其二，汉章帝是为了纪念他的祖父刘秀。刘秀出生在今兰考东北的济阳县，据说他出生当年，“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考城与济阳相邻，济阳升格为郡时，曾管辖考城。南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祖籍即是“济阳考城”。

考城之名，从东汉延续到1954年，但其县治和辖区却有多次变化，老考城距今兰考百十里，如今属民权县。

“中州河患，莫如兰、考”

“兰考地面，到处是黄河故道，可说是故道纵横。”文史研究者李瑞军介绍说，自北宋末年，黄河改道东流，从此给豫东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受害最重的，是兰考一带。

金大定十一年（公元1171年），黄河在阳武县（今原阳县西）王村决口，改道流经兰考，夺济水入渤海。自此到1949年，有文字记载的决口泛滥就达143次，其中大的改道8次。两淹兰阳、三淹仪封、六淹考城。旧志记载，“每逢夏秋，城郭淹没，县治屡屡被迫搬迁，民鲜定居也”。

兰考地名错综复杂的背后，隐藏着深重的灾难。金代黄河改道，东明县治淹没，被迫迁徙到北边冤句县地界，原地盘被命名为兰阳县。随后，又建仪封县。清代兰阳、仪封合并称兰封县。

过去豫东常有人称老考城北关人氏，这个北关即今民权县北关镇，曾是考城北关，一场大水过后，县城被淤埋，只有北关尚残存一些房舍。大水过后，县城被迫搬迁，北关成为一座没有城的“关”，后来发展成北关镇。1954年，仪封与考城合成兰考，因北关镇距离新县城有百十里，与其他几个乡镇一起划归民权县。

黄河多次的肆虐，造成兰考“三害”：风沙、内涝、盐碱。民谣说：“春天风沙狂，夏天水汪汪；秋天不见收，冬天白茫茫；一年汗水半年糠，交租纳税恨官堂；扶老携幼去逃荒，卖了儿和女，饿死爹和娘……”

河患给兰考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屡毁屡建家园的经历，也造就了兰考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这也为后来焦裕禄精神产生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李瑞军说。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来到兰考任县委书记。这片苦难的大地，开始绝地“逆袭”……

陈平（？～前178年） 字孺子，汉陈留阳武户牖乡（今兰考县境）。西汉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在辅佐汉高祖建立西汉大业和巩固西汉政权中，建立了不朽功勋。

平少时家贫，好读书，遇陈胜、吴广起义，先事魏王咎，为太仆，后随项羽入关，任都尉。汉王平定三秦后，弃楚归汉，拜都尉，又拜护军中尉。楚汉战争中为高祖六出奇计：请捐金行反间；以恶草具进楚使；出子女二千解荥阳之围；蹑耳请齐王信；请伪游云梦缚信；解白登之围。特别是利用“反间计”，使项羽除掉重要谋士范增，以爵位笼络大将韩信，使刘邦从弱到强，反败为胜。汉朝建立，封为户牖侯。以护军中尉之职多次出谋划策，协助刘邦消灭了割据势力—异姓王，维护了西汉政权和国家统一，再封为曲逆侯。

惠帝六年（前189年）拜左丞，吕后临朝时为右丞。后诸吕作乱，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剿灭诸吕，巩固了西汉政权。文帝立，仍为左丞，赐金千金，谥封三千户。文帝二年（前178年）10月卒于长安，谥号献。葬户牖乡库上里（今兰考县城关乡陈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