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资源和财富配置中居于有利地位的男人，尤其是“熟男”们，不少或因看穿了女人的这种势利，或因缺乏成婚的责任感和胆量，一旦获得了女人的“爱的证明”，不是得意地扬长而去，便是害怕地落荒而逃，“两个成年人你情我愿的一场风花雪月”成了最好的闭幕词。事实上，在中国，成年男女完全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一无所知之类的性行为，或完全是追求性享乐、性自由之类的性行为并不多见。对许多打工妹来说，只是将应在婚床上进行的事提前到了婚前，她们的未婚性行为大多属于婚前性行为——以成婚为前提。由此，不能不说，年轻未婚妇女在性行为后的身陷困境是性别不平等的结果。

身为乡下人、打工者、年轻未婚妇女的打工妹被三重边缘化，受到三重不平等和不公正对待，受到三重排挤。这，当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打工妹”的原因所在吧？

回顾历史，中国的工业化是通过挤压农业文明社会——农民、农村、农业而得以建立和前行的，代表着工业文明的城市对于农民、农村、农业有一种“原罪”；对打工者劳动剩余价值的占有，是中国私营业主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财富目标的一大基本手段，资方对于打工者有一种“原罪”；在进入父系社会后，社会性别制度一直有利于男性，妇女受到不平等和不公正对待。妇女在知识和能力上发展不足、面临作为女人的困境、身受身为女人的苦难，居于社会主流、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男人应当负有主要的责任。

既然打工妹处于三重弱势地位，那么，从农村居民、打工者、妇女这三个方面赋权予打工妹也就是势在必行了。使打工妹增长新知识，建树新理念，提升新能力，提高权利意识，构建符合打工妹需求的社会支持网络，建立有利于打工妹更好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如此等等，当是全社会应该为打工妹们做的事情。

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并要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社会学家从人的生理学角度分析说，男女两性相对平衡是稳定社会和人的生理及心理平衡的首要因素；而两性比例严重失调，则会造成人的心理和情感上的失衡，从而导致人的情绪发生“斜坡效应”，影响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应该是无法抗拒的。由于工厂招工时的性别取舍非常明显，导致大量“女儿国”出现在深圳境内的各个工业区。从特区成立起，年轻的未婚女工更容易在深圳找到工作的现实依然维持着。于是，便有了种种关于深圳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说法，一些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深圳女多男少，男女比例为七女一男。

这些观点虽然比较模糊，但有现实数据作为支持。1988年，深圳在册外来工80多万人，其中女工60多万；1990年，深圳特区外的宝安县在册工厂外来工36万人，其中女工31万人；

——1988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四海宿舍区，住着7000多名年轻女工；

——1988年，深圳宝安县一家拥有205人的塑料手袋厂，只有4名男性员工；

——1990的，深圳宝安县城建公司下属27个工厂8000多员工，有9栋集体宿舍，其中8栋住满女工，共有7000多姑娘。因此，在深圳，特别是在以加工业为主的宝安、龙岗两区或者特区内的各个工业区内，下班的时候，满眼都是女工。深圳市劳动局提供的深圳外来劳动力性别结构情况，反映了外来工性别结构的失衡状况。

而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更发现，在女性恋爱婚姻的黄金年龄段（16—23岁）的深圳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衡，最大性别比竟为100个女性对44.75名男性。

按中国人婚姻年龄传统习惯，女性一般会选择比自己大两岁左右的男性婚恋，而普查人口中20—25岁男性人口总数为895，143人，而18—23岁的女性总数则达到1，348，212人，而这些年龄的女工基本上是来自内地农村并在深圳各个工业区的生产一线工人。

从这个性别结构表可以看出，在深圳社会劳动力的主体队伍外来工里，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状态的确比较严重，而且由于男女分隔化的就业与生活模式，封闭式的生活管理方式，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难以交往的现实困境，造成男性和女性的就业场所和生活空间完全隔绝，更强化了现实世界中男女的性别结构失衡。

男女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和男女隔绝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导致了许多性导向迷失的社会问题。1987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办的《蛇口消息报》曾披露过一封被冠以“哀怨？悔悟？希望？”醒目大标题的打工妹来信。信中表达了一个青春期少女的情感和心理躁动，说：“我们甚至忘记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只有一月一次的‘例行公事’在提醒我们，你还是女人······”她的孤寂、惆怅、失落感和女性心理世界的空虚反映出这一群体生理、心理和情感的重重困境。

由于深圳工业发展的独特历程，吸纳的大量劳动者主要分布于电子、服装、玩具、五金等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不需要高深专业技能训练和高强体力，更欢迎心细手巧、听话吃苦、便于管理的农村女孩；第三产业中的餐饮、售货、保姆及社会服务业也基本上是聘用女性，从而使性别比例严惩失衡的状况带上了明显的职业分工特点。因此，虽然时间不断流逝，打工者换了一批又一批，以生产线为主的深圳外来工男女失衡的现实状况却始终延续着，而且已经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外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的基本性别就业模式。

近20年来，深圳外来工的平均年龄大多在23—25岁之间徘徊，最低年龄只有22岁，而打工妹的平均年龄更低，从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打工妹主要集中于17—22岁这一年龄段，23岁以后的打工妹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幅减少，25岁的女性人数比19岁的女性人数少了98.926人，而29岁的女性人数则比19岁的女性人数少了149.449人。这说明以打工妹为主的外来工之深圳打工生涯正处于青春躁动期，其中大多数是23岁以下的未婚女工，约占深圳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55.6%。对于这些年轻女孩来说，外出打工不仅是她们的“生活驿站”，也是其“恋爱季节”。

这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事实——生活驿站决定了她们生活的不确定性，由于户籍、职业的不稳定等各方面的现实难题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前途感到迷惘，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自己的最后归宿在哪里？但在生理上她们又到了渴求恋爱和婚姻的时候，到了必须做出人生最重要选择的年龄。这种矛盾状况又遭遇到失衡的性别比例以及个人恋爱婚姻期待值上升的现实困境，令众多打工妹只能在寂寞中度过花季岁月，直至青春凋零，才不得不返乡嫁人，或者成为大龄未婚女子。因此，这个城市里经常行走着孤单的人。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在深圳打工妹中做的一项调查表明：深圳的打工妹65%没有谈过恋爱；95%想结婚；72%选择“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结了婚的100%不愿离婚。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却很残酷。我们查阅了近10多年来关于深圳打工妹生活的文学作品和纪实报道，频繁看到像“深圳不相信眼泪”、“深圳无法养爱情”、“我的爱情你不懂”、“工厂没有爱”这样的哀怨字眼，所有关于深圳打工妹的爱情描写都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悲哀与惆怅。本来，这个城市里悬殊的男女比例，令那些来自城市的所谓白领靓女都有一种爱情的饥渴，不知道心归何处，更何况这些来自农村并只能在生产线上出卖廉价劳动力与青春的“丑小鸭”呢？

因此，虽然有青春期对异性和对情感的需要，但身处异乡的漂泊感、城乡身份差异、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加上女性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弱点，她们很难能够得到幸福的爱情和美好的婚姻。在人生最美好的这一岁月里，她们不是在寂寞中让青春孤独飘零，就是随更多的爱情悲剧。心中的浪漫屡遭残酷的现实无情击碎，令她们对男人感到失望，甚至对生活和未来感到灰心。一位名叫何小燕的女工向电台节目主持人写信诉苦：“在工厂里谈恋爱很多都是没有结果的。大家出门在外，都很孤单，男孩子就想找个女孩子陪陪，打发点时间；女孩子也觉得找个朋友，可以互相照应一下。可是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以后能不能在一起还是个问题。所以好多人都喜欢找老乡，大家知根知底一些，以后还可以一起回家。好多人都没有什么感情的，有的换了一个厂，就分手了。有的两个人偷偷在外面租了房子同居。”所以好认为：“感情这东西最不实在了，总是飘在空中。好像是人家的东西，有时候可以给你，有时候就会带走。不是你付出多少就会有多少回报的。”何小燕对感情的怀疑正是打工妹情感屡遭挫折的一种反应；这种情况在《深圳商报》刊登的一则报道中得到了印证：“深圳在工厂的打工妹有相当一部分对深圳的男人有种失望的感叹，一是有的男人自身生存就有问题；二是有种逢场作戏不负责任的态度；三是搂着别的女孩还跟老婆打电话谎称自己在谈生意或在旅途中。”

尽管有这么多失望和无奈，但打工妹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努力始终很强烈。有研究者发现，在很难能有人请吃喜糖的工厂宿舍里，倒经常有人请吃“拖糖”——即庆祝与异性拍拖（谈朋友），有的人明知与对方不可能有婚姻结果，依然乐意接受他的感情或性。这也说明打工妹为解决爱情与婚姻的现实困境，开始把爱情与婚姻，或者把性与婚姻分离开来处理。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婚恋带有极鲜明的目的倾向——男女青年有限交往的目的性通极强，一般都是直接谈婚论嫁。如果一对男女青年长期保持亲密关系而迟迟不结婚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允许的。但打工生涯使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解体，或说原有的制约力量已经很微弱了。当婚姻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时，恋爱便转而成为打工妹的重要“议事日程”，而且由于多数打工之恋都是“无果之花”，男女交往的感情游戏色彩就加重了。恋爱与婚姻的分离的直接结果就是性与婚姻的分离，造成许多人生悲喜剧。

应该说，打工妹在未婚状况下与异性发生性关系，或同居，既是她们耐不住情感寂寞和青春冲动的反映，也说明在现实困境不能改善的情况下，为节省房租和寻找情感归宿，打工妹不得不忍受这种没有法律保障且违背传统道德的男女关系。当然，在出现情感破裂时，大多数是打工妹为此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有人因此丢掉工作，有人因此自杀。这种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有人注意到了，有一个记者对蛇口工业区中的未婚先孕女工进行调查。这个深圳最早成规模的工业区内当时有外来打工妹10，000多人，统计发现未婚先孕者呈逐年上升态势：1984年为200多人；1985年达300多人；1987年则上升到800余人。

而特区外的宝安县1989年到医院做人工流产的女工高达6967人次，其中证实为非婚人流2861人次，95%以上为外来打工妹，而没有发现的，或未婚同居者就不知有多少人。

未婚同居以及对婚外性行为的宽容，反映了打工妹的婚恋观念和伦理观念都有了较大变化。陈印陶在对广东4市打工妹婚恋观念调查时，问及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有34.66%的人认为无所谓，6.23%的人表示可以理解，3.49%的投赞成票，即对婚前性行为具有宽容态度的人达44.38%；在问及对插足他人家庭的看法时，表示可以理解的占21.95 %，认为无所谓的占6.98%，有1.75%的人认为“做二奶也可以”，只有6.73的人声称“决不做二奶”。不排除其中有部分人因受正统观念引导，没有透露真实想法，加上同一年龄段女工的群居生活，相互之间影响作用大，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的人肯定比上述数字要高。这说明这一特定群体的道德与婚恋观念多元化的同时，一部分人的“道德化”为一些打工妹行为失范提供了伦理观念变化上的解释。因此，有一些在发廊、酒巴、咖啡厅或其他服务场所就业的女工因种种原因加入到“性产业”中去。

情意迷乱不仅困扰工厂里的打工妹，也是写字楼内白领女性的难题。应该说白领女性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获得到时候的爱情及婚姻，因为她们的职业、教育、收入、自身素养、自由选择机会都是工厂里的农民女工可望不可及的，虽然同属外来工这一大的群体，但实际上她们也努力地在爱情、婚姻等方面把自己与工厂打工妹拉开距离，以显示身份不一样。但是外来工中的白领女性也同样面临着整个城市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户籍、住房、打工经历的分分合合等影响恋爱和婚姻的各种社会及体制因素。有人说，“移民城市的不安定与孤独感使人们拼命寻找爱情的慰藉，而无法了解过去和无以预知的未来滋长了很多人的游戏心态，也增长了人们对爱情忠诚的怀疑。”于是，连爱情、婚姻这些最讲究感情与浪漫的事情也变得十分现实，甚至残酷。我们曾查阅了一些婚姻介绍所的卷宗，发现男女在择偶条件上都各有惊人相似之处，即女的一般都要求男方有经济实力，有事业基础；男方则要求对方年轻漂亮。深圳市妇联下属的家庭婚姻服务中心有4000多名参加征婚的会员，虽然工作人员苦口婆心做了大量穿针引线的事，但成功的却寥寥无几，问题的症结在于：男的嫌女方年“老”，女的嫌男方钱少。所以，“在深圳这个地方，什么都可以谈，惟独不要谈爱情”。

官方统计和学者的研究都证实，各种层次的打工妹的初婚年龄普遍延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在湖南嘉禾县钟水村调查，该村妇女主任提供的情况是该村共有10人女孩出去打工（8个去广东，2个在嘉禾县城），有的都打了6个工了还未婚。打工妹们之所以延迟婚姻选择，一个原因是她们处于两难境地而难以做出抉择。城市文明的影响，使其对婚姻质量有了一定要求，但打工生涯的分分合合又制造了太多的爱情悲剧，使她们对未来婚姻生活反而产生恐惧：“看到有些人在外面结了婚，孩子都有了，又离婚；看到都害怕。”而且婚恋选择将影响到她今后的生涯设计——是继续打工还是回家结婚，是留在现代化的城市还是返回相对封闭落后得多的农村，这些矛盾的困境都使她们的婚恋选择更加困难。因此，延迟选择也是对命运的一种抗拒，是无法选择的选择。大批大龄未婚打工妹群体的出现，已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理应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