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妻子的扶桑，在广东的海边被拐卖到美国西海岸，顺从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甚至没有再费心去寻找同样身在海外的丈夫——而当初就是为了寻夫，她才连婆婆也未来得及告知一声便跟着花言巧语的人贩子走了。大勇对她的宠爱类似于对马与犬的钟爱，甚至感觉到她与自己妻子遭遇的相似之处。扶桑的身世之谜戏剧性地暗示了她与驯马师、人贩子大勇的夫妻关系。然而在大勇的心目中，妻子是他回归故里的唯一牵绊，妻子就是平和、安泰、心灵的港湾，扶桑是根本不具有这一切的。妻子意味着忠贞，扶桑一旦沦落风尘就再也恢复不了妻子的身份了——大勇甚至说假如你是我的妻子我就会杀死你。也许，身世的隐痛惟其在心照不宣中才会成为一层保护膜，在增强戏剧性的同时也增添了扶桑的神秘。

作为情人的扶桑，与 “小白鬼” （书中称谓）克里斯以一段异国的畸恋成就了一个爱情传奇与神话，一段孽缘与丑闻，一段超越世俗情感的爱情。扶桑在克里斯的眼里是一个美丽的东方传奇与故事，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蕴蓄着神秘的魔一般的东方。她的三寸——确切地说是二寸八金莲刺痛了十二岁异国少年猎奇的眼睛与神经。少年对扶桑的迷恋仿佛经过了一个符咒，身着红色衣服的扶桑撩起他心底的原欲与冲动。

扶桑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她理应对生活的坎坷有抱怨，可是她没有一点对现实的愤怒，对身边人的苛责。虽然柔弱，却善良宽厚，她用自己的宽容接纳一切命运的不公，就像在极端贫瘠的土壤里依然顽强盛开的花。扶桑似乎没心没肺，人贩子把她骗上船，并用烤过的狗皮膏药蒙住她的嘴，以防她大哭大叫，哪知她不哭不闹，带一嘴黑色膏药渣子，把粥喝光，不像其他被拐的人那样闹绝食，她吃的下睡得着。几个月的海上生活，其他人因为生病相继被抛入大海，她不但没死，还长得白白胖胖。在到达旧金山后，被当成货物过磅时，她“卖力地吊在那里，像被猎来的兔那样团团缩紧腿，让人看详尽。”在妓院，因为不会招揽客人，扶桑经常被剥光衣服用皮鞭抽打。在做妓女让她不得不打掉5胎的情况下，也没能让她有什么特别的受伤，只是脸稍微肿了些。

在严歌苓的笔下，扶桑是边缘人中的边缘人。她是西方社会中的东方人，男权社会中的女人。她的性格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那种温顺女子的性格，她宽容忍耐、麻木顺从、无怨无悔，包容所有的罪孽和苦痛。扶桑甚至以享受的姿态承受一切苦难与不幸，她以弱者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克里斯

克里斯爱上了扶桑这个神秘的东方女子，甚至背叛家族来与扶桑相会。克里斯眼中，扶桑就像一个女神。但他也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他喜欢看扶桑穿着“深红的薄绫罗”，当看到躺着医院的穿着麻布衣服的扶桑时，他的着迷立刻消失了。在他眼中，红衫子才让“扶桑是个真正的、最原本的女性”，而“白麻布给了她一种规范，抹去一切魔一般的东方痕迹。”所以当扶桑了解后，又一次穿起了红衫。

大勇

大勇是唐人街的恶霸，他放高利贷，贩卖人口，杀人，他无视法律，作弄白人。唐人街的华人对他又怕又敬。他是具有雄性气概和反抗意识的硬汉形象，虽然作恶多端，但他内心深处却恪守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他有着传统的乡土观念，他思念家乡妻子的，因为这个妻子是他生活的精神支柱。大勇像对待动物一样使唤、虐待逆来顺受的扶桑，后来，他隐约觉察扶桑就是他未谋面的妻子，但不肯相信这个被无数人蹂躏过的妓女就是他的妻子。最终，为了扶桑，大勇被洋人处死。

严歌苓于199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扶桑》是一部以刻画妓女为主体的作品，她将女主人公放在了19世纪华人到美国寻梦的大潮流之中，同时，作者想要表现的并不是妓女身份的卑微，而是扶桑这个名妓在寻梦的道路上在面临种种艰难时所表现出的超乎常人的坚强与果敢。

通过对《扶桑》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生平、性格以及内心的观照与分析，可知在她一生的经历之中，虽然忍受了不少的颠沛流离，被拐卖，被伤害，被抛弃，但总的来说，她始终怀揣着一个美国梦（梦想伊始，赴美寻夫；感情纠葛，寻求真爱；摒弃爱情，嫁为人妻），而这个梦想是在她人生经历中不断修正、不断变更的。但也正是这样的美国梦，造就了扶桑这样一个集生活上的贫穷、身份上的卑微 、情感上的忠诚、精神上的圣洁于一身的女性光辉形象。作者为扶桑叹息，叹息扶桑与克里斯爱情的终结；但转念一想，却又为她而欣喜，欣喜扶桑是如此聪慧的女人，她没有选择站在对立格局的风口浪尖上，割断了感情但却保全了自己。从她的形象中，见证的了十九世纪华人移民美国时的生活境遇，也能再现当时唐人街的混乱不堪；更重要的是，我们瞥见了当时种族之问严重的对立形势，也看到了华人在美国遭受种种压迫的遭遇。《扶桑》这部小说，不论是单纯分析其思想内容及人物形象，还是将她放诸华裔美国文学记录移民史的大背景中，可供发掘的地方还有很多 。

严歌苓作为第五代中国移民的知识女性中的一员，她的智力、道德和情感素质无疑会影响其对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态度、立场，她以独到的知识学养、深厚的民族意识、细腻的女性体验观照华人妓女扶桑、中国劳工与第五代移民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对主流话语进行 “拆解”、 “除魅化”，努力争取“自我命名”的话语权。可以说，严歌苓的《扶桑》决不是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华人妓女的忍耐、宽容、无争进行赞颂的作品，它始终以如怨如诉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爱情故事，一次离奇的遭遇、体验与逃亡。

在扶桑个人辛酸受难的表层故事背后，再现了华人女性、华人劳工作为 “他者”形象在美国社会的受难史，这是一个隐喻的文化文本。严歌苓以其《扶桑》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华人妓女扶桑在美国西部的心酸生活与离奇爱情进行观照，并以女性特有的触觉及感悟挖掘那段沉默与扭曲的历史。在扶桑的背后站立着华人女性、中国劳工和第五代中国移民，透过文本与作者，窥探到的是一个凄美爱情故事背后的沉重幽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作者的矛盾文化身份造成了她既有对自身及历史进行诠释的欲望与热情，又有对文化差异无法弥合、价值认同无法合一的迷惑与焦虑，从而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将多重主体的声音置于文本之中，在含混的话语操作中达到对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复杂性的文学呈现。

多种叙事角度

《扶桑》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它的叙事角度：作者采用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并穿插历史化叙事，且在整部小说的讲述中频繁转换叙事视角。不可否认，这样的叙事方式增加了读者阅读和理解的难度。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说，她挖空心思追求的创新，往往被大众读者讥笑为“雅不可耐，高不胜寒”。但这丝毫不消减这部作品的魅力，因为它是一部让我们了解一百五十年来华人移民史概况的重要史料；也是一部让我们看清妓女这一边缘群体在美国生存与生活境遇的重要参考文献；更是一部让我们领悟到坚强与果敢能给予人心的最大力量的 “心灵鸡汤”。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对主人公扶桑的评价是：“扶桑如作一个具体的妓女来理解或表现那是缩小其艺术内涵，她是一种文化，以弱势求生存的文化。”

扶桑的“地母 ”形象

自《扶桑》一书问世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将研究目光集中在扶桑的形象上，扶桑的确在用无尽的宽容对待每 一个侵犯她的人，她似乎并不排斥妓女这一行当，并且她在用 自己特有的方式——微笑，来对待从她身体里过往的每一个人。浩瀚的文学作品中，无数妓女哀叹自己身世的不 幸，渴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几乎没有谁真正容纳这样的一份被视为下贱的职业。扶桑就是这样的妓女，至少表面看来如此。曾经有人把扶桑的形象比作地母，“我们从扶桑身上明显可以见出张爱玲精心描画的那个美丽、性感的地母的影 子……在扶桑的内心深处，涌动的不是对男性的刻骨铭心的仇恨，而是一种包容、体己和接纳，是最远古的那份雌性对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与宽恕 。”

在这种包容的母性中，貌似强大的大勇被扶桑怜悯并当成被救赎的对象，猥琐的意大利老头也被小渔感化，有了积极的生活态度。

意外的结局

故事的最后，扶桑的买者大勇因为杀了人要被执行绞刑，扶桑终于获得了自由。按照惯常思维，扶桑和克里斯在茶馆相遇后终于能在一起了。可结果出人意料，扶桑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渐渐觉察到大勇就是曾经她来到美国时要找寻的丈夫。于是，在大勇执行绞刑的那天早上，扶桑悄悄离开了熟睡在身旁的克里斯，套上了绣了十斤重彩线的厚缎子礼服，赶到刑场，与大勇举行了婚礼，拜堂成亲。在大勇死后，捧着他的骨灰盒，踏上了回国的船。

东方主义

拨开作者设置的重重现代叙事的烟幕，这是一部用汉语写就的“自我东方主义”的作品。从细节构思和小说语言看，《扶桑》一书东方主义的实现借助于对细节的奇观化乃至神化。这种东方主义奇观首先表现在对唐人街尤其是妓院的描绘上。小说的一开篇就是扶桑的洗盆和她所在的笼格，她的“吃进十斤丝线”大袄和“残颓而俏丽 ”的小脚。随后又通过克里斯的偷窥和跟踪，可知拍卖幼女、妓女带经接客、上街被围观以及种族骚乱中被群奸的种种“奇观”。除了对唐人街妓院的浓笔重彩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就是海港之嘴广场中国地痞为争夺扶桑引起的角斗 ，以及大勇最后受刑时与扶桑举行的“刑场上的婚礼”。

民族文化反思

15岁之前，作为激进的反华的殖民主义者，克里斯参与了对扶桑的轮奸，犯下他终身无法自我饶恕的罪恶。15岁到17岁，克里斯被家人送到伦敦。17岁返美，克里斯所有的回忆和反思都表现出基督徒的忏悔和反思：他有足够的坦诚和勇敢来面对两年前的过失。借助克里斯，严歌苓反思了中国的“文革”。“唐人街”的那场洗劫，更是在说明70年代的那场“文革”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历史合力。“罪恶”之所以得以实施、“恶魔”之所以得到成全，恰恰是因为我们每一个都从不同角度参与其间；就终极的意义而言，在这种持久、巨大的罪恶之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什么纯然的“受害者”。从全篇来看，克里斯的基督忏悔绝非简单的自我忏悔，而是一种映照，它点亮了严歌苓对自我民族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严歌苓在对克里斯的基督反思表示赞许时，也把克里斯的家人及同胞送上了审判席，“执著”于反华人、民族歧视，他们从不曾反思过自己、反思过自己的民族。

中国知名电影导演黄建中对严歌苓说：“《扶桑》是我生活经验和美学经验之外的东西。我从没想到人可以从那样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所以我觉得它那么好看，觉得耳目新。”

哥伦比亚大学文学评论家王德威称严歌苓近年积极参与台湾各大报文学奖并屡有收获，此小说就是“她历次获奖作品中最好的一篇”，巧妙运用素材展现新意，“叙情状物，流畅娴熟”，可读性极高。

《扶桑》是一部以丰富的感性书写的，令人难以平静的作品。它呈出错综复杂的种族间情爱，是对神秘莫测的人类情感的一次敏锐的探索性对话。（美国《纽约时报》评）

这是一部怪异而震撼的小说。严歌苓如同一位镜头简练而丰富的导演，不动声色地为我们展开一幅幅既柔情又惨烈的生动画面。（美国《洛杉矶时报》评）

严（歌苓）精湛的故事描写为你展现了一个有关永恒的，不屈不挠的爱情故事。（英国《观察家报》评）

这是一部大胆、性感而令人激动的有关禁锢与爱情的小说。作者以极为独特的语言，表现了生动的历史场面。（英国《出版新闻报》评）

作者有意识地在本文叙事中对凝视/观看的权力关系和与此相关的“阐释结 ”进行一种“元叙事”或者说“解构”式的呈现。作者在结尾处甚至仿效后现代文本为扶桑的暮年结局给出了多种“历史”版本，可是这种对叙事技巧的倚重恰恰暴露了其叙事道德的含混和历史经验的苍白。最后呈现出来的竟然是好莱坞加中国文艺小说的结局，扶桑和克里斯各自为自己找到一段婚姻做掩护，好继续他们的那段咫尺天涯心有灵犀的爱情。这种超越历史种族文化的“普世”爱情，更是作者一厢情愿的想象，却缺乏现实的基础，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早期的历史现实。

所以，严歌苓小说中的这种凝视/观看情境的设置只限于一种叙事姿态，是被抽空了内部颠覆力量的“后现代”的姿态，她并没有借此制造一个更好的“反讽”的批评距离。严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立场对这种东方主义和种族 “奇观”进行颠覆，而相反的却似乎深深自恋于这种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的再次言说，结果就是与克里斯殊途同归的视点，即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叙事视点“我”——事实上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读者联想到她与作者严歌苓的经历与观点的相似——在很多方面认同并加强着与克里斯同样的东方主义视角，只是在“我”而言，这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这也难怪在小说的结尾，“我”这样一个嫁给美国人的“第五代移民”作家的视点与七十五岁的汉学家克里斯 “认识到的”合二为一了。

也许正是因为过分相信 “跨国爱情”的力量并把它尊奉为叙事的全部与动力，《扶桑》所蕴含的种种苦难、希望、歧视与抗争无法给予令人信服的有深度的表达，而这个本来很有挖掘潜力的族裔题材，却因为迎合潜在的大众读者（和学术评委），成了严歌苓勤奋多产的创作中一部令人遗憾的讨巧的作品。

《扶桑》获1995年“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根据严歌苓小说《扶桑》改编的电视剧《风雨唐人街》于2012年6月15日在央视八套黄金时间播出，该剧由黄觉、苗圃、寇世勋联袂主演。

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等。代表作品：《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陆犯焉识》、《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穗子物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