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的创作来源于严歌苓的祖父严恩春和另外一位劳改过的老者两个人的故事。根据严歌苓的自述：“陆焉识的前半生就是我爷爷的影子。我从小就对爷爷很着迷，他是我们家的骄傲。那么年轻出国留学，16岁上大学，会多种语言，博闻强记，25岁读完博士，40岁自杀。这个人对我来讲太精英了。这样的精英好像是活不下来的。但后来我发现他可能跟我一样有狂躁症、忧郁症，因为燃烧得特别快，不能睡觉，创造力极高，很多时候都在写作、都在工作、都在思考，然后高到浪峰的时候哗一下就跌下来了。因为到浪峰的时候基本是一个蜡烛有很多捻子在燃烧，很多夜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脑子里就发生化学转换，产生很黑暗的东西，感觉就完了，开始厌世……”

严歌苓未曾与祖父谋面，却又因亲戚言谈的描述，和他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严歌苓的姑姑说她的悟性高，读书用功，敏感、孤高，这些都像极了祖父。祖父英俊的老照片，留下的书、瓷器、玉器等物件，让他在严歌苓心中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符号。后来，她又结识了一个在青海劳改了几十年的长辈，也是知识分子，解放前曾任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他请她读他写了多年的笔记，这里记录了他几十年的人生遭际和精神追求。严歌苓发现这位长辈与自己的祖父在很多方面是很相似的，如果祖父活着，后来可能就会成为这位长辈的样子。对家族史的探寻和剖析，也是对自我的探寻和剖析，严歌苓逐渐有了想以祖父为原型，书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念头。

严歌苓为此书的写作进行了10多年的准备，多次往返美国、上海、青海。严歌苓在美国寻访了祖父曾经就读的学校，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出了祖父在美国读书时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还看了当代人的传记。她认认真真地拜读了祖父的博士、硕士论文后，知道他当时是那样忧国忧民，那样认真地在为国家画一幅蓝图。她去青海看那里的植物和动物如何在大荒草漠上繁衍生息，看它们在那种没有伪装的大自然下的优胜劣汰等等。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作品。

作品写完以后，严歌苓动手删去了10万字，之后又加进了祖父在美国时期的描写一万字：“西方写作讲究文字中的信息量，我还看重文字背后的意义是否足够。在创作过程中，我不断把祖父这个角色和我对自己的了解联系起来，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被更遥远的血缘暗中控制的。在对祖父的逐步解密中，我也更加了解到自己。文学本来就是解密人性、了解自身的一种艺术形式。”

关于小说名字的确定，曾根据主人公的特性叫《浪子》，但被出版社否定了。后又改叫《无期》，据严歌苓称：“当我写到尾声的时候，觉得整部作品处于一种抽象状态，书中很多人物的生活就那么悬吊在那儿，比如流放青海的犯人，比如负责押送他们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后者，他们在当地落户、结婚、生孩子，犯人陆陆续续地死了、释放了，他们还在当地，这对他们就是个遥遥无期的概念。《无期》其实是我最想用的书名，但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还是觉得它太沉重太黑暗了。”等到书将要出版之前，严歌苓将小说名称改成了《陆犯焉识》。定为《陆犯焉识》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在称呼犯人时常在他的姓和名字之间加一个“犯”字，叫做“×犯××”，这种特殊用法，带上了那个特殊历史语境的烙印，为小说平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感和神秘感。

陆焉识

陆焉识1907年出生于上海的富贵人家，青少年时期家境富裕，生活优渥。1928年去美国留学，在美留学的五年里过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视野开阔、兴趣广泛，且没有耽于学业，“二十四岁的陆焉识披上了博士袍、戴上了方帽子。”回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开始了颠沛流离风雨漂泊的坎坷半生。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军阀混战，战争烟云笼罩着整个上海滩，学术圈也掀起了“左右”的争论，作为某大学的教授，一名知识分子本无意加入任何阵营，但还是被裹挟其中，这也为日后埋下了隐患。战争的来临，他不得已跟随学校搬迁，前往重庆。

在重庆期间，陆焉识认识了重庆女子韩念痕。陆焉识对韩念痕生出激情之爱，韩念痕也爱上了这位才子。韩念痕的爱热烈、勇敢，两个人在精神上契合，这种自主的恋爱让陆焉识欲罢不能，但是又做不到抛妻弃子。敢爱敢恨的韩念痕最后退出了这份爱情。她是聪明的，为爱情心甘情愿的付出，在这无望的爱情中挣扎过后去寻求自己的生活，但也从侧面说明这是爱而不得的悲剧。

同样在重庆时，满腹经纶的陆教授坚持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在无教科书的情况下，用自己记忆里的教科书来授课。陆焉识的这些做法没有错，错的是处在一个敏感的政治环境中，违背了“所有教员的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的教案是犯规教学”；错在政治恐怖时期，本应谨慎言语、小心行事的他却发文讽刺当时官员的做法，这为他招来了第一次牢狱之灾。1945年返回上海后，此时的上海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掠夺”。陆焉识因被捕过丢失了工作，雪上加霜的是家里的房子又被政府腐败官员勾结的青红帮给霸占。战争把他“变成了这么个肯服软、不吃眼前亏、拿热脸去贴人冷屁股的人了”，让一个精通四国语言的留美博士变成了一个没用场的人。社会悲剧造成个人悲剧，此时的陆焉识无力挣扎，满腹失望。他清醒的认识到当前的形势不可改变，唯一可以调动的是手中的笔杆，企图掩耳盗铃式的一吐为快，却一次次栽在笔杆下。

20世纪50年代初，陆焉识以“反革命”的名头被关进监狱，判了死刑，在妻子婉喻用尽尊严的帮助下改判为无期。在漫长的二十多年的劳改中，将一个知识分子磨去了棱角，不敢妄谈一切，连尊严一并丢弃在西北的劳改场中。活着成了生命的动力，自由早已离去。陆焉识变得胆小甚微，生怕一点点的过失为自己招来臭骂、戴纸镣铐、罚跪或者罚饭（在1961年的西北荒漠中，不惜去吃冒领的死人口粮，饥饿让罚饭仅次于死刑），无论哪种惩罚对一个心高气傲的知识分子来讲都代表着屈辱，然而他却变得麻木。

因为自己“反革命”的罪行，除了妻子，孩子都在尽量远离他，与他划清界限，陆焉识甚至成了孩子们口中给他们带来一身麻烦的“老头子”。政治环境的压迫让陆焉识的子女心惊胆战，甚至羞于承认自己有父亲。因为父亲，小女儿一直未嫁成为大家嘲笑的“老姑娘”，儿子失去了心中的挚爱。陆焉识被释放后，他已经不敢冒然回家。社会和时代的悲剧，剥夺了陆焉识身上的一切，他的坎坷不幸成为悲剧冲突的表现。特殊的时期和政治环境造成了陆焉识不可避免的磨难，所以他的性格注定了他不能独善其身。严歌苓对这些悲剧冲突的处理和环境的铺垫，使小说读起来更增一分悲凉意蕴。

在陆焉识以“反革命”为由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婉喻对陆焉识的爱始终没变，她敬仰、爱慕丈夫，按时去看望，不管多远的路程，并且倾其所有带上给他的补品。“婉喻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螃蟹蛰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每一个蟹爪尖，无论怎样难抠嗤的犄角旮旯，婉喻都不放过，不舍得浪费一丝一毫的蟹肉。”婉喻的爱细致、体贴、勇敢、平静，她努力地做好一个妻子，付出自己的爱。然而，陆焉识对这个以传统的方式得来的妻子仍然没有爱。此时的陆焉识尚且不知他的“死刑”改判为“无期”，是因为妻子对自己爱得太深沉、不惜放弃自己的尊严和身子换来的。婉喻的爱是在个人悲剧的铺垫下步步迸发。

在西北荒漠，陆焉识回忆往事，想起婉喻的种种，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妻子，只是爱而不知。他在自己的脑海中为婉喻写了一封封倾诉感情的信，爱情此时成为他的信念。在没有尽头的改造中，陆焉识策划了出逃。他逃跑的目的是为了去婉喻的面前，告诉她，自己是爱她的。然而终究还是没有站到婉喻的面前说出，只是远远的观望。自首后的陆焉识，为了婉喻和孩子的前途，结束了和婉喻的婚姻关系。社会悲剧造成的爱情悲剧，让陆焉识明白此时他所能给予婉喻的爱是离婚。婉喻多年的爱等到了回应，悲剧的结局却包含着温暖。

当释放后的陆焉识回到婉喻身边时，婉喻却失忆了，她已经认不清眼前的男人就是曾经自己深爱的丈夫，但内心还在一直等待陆焉识的归来，即使在婉喻临终时刻她还在固执的守着记忆等待。陆焉识归来后所做的一切，似乎是一场爱的徒劳，任何表象已经失去了意义，陆焉识已成为婉喻内心刻骨铭心的爱。这种两人大团圆式爱情结局，散发出一股悲凉和无奈。悲剧冲突的处理凸显了这部小说的悲剧意识，也包含了另外一种意义，肯定了爱情的存在。

主人公陆焉识身上寄托了严歌苓对知识分子的想象——正直、善良却又不失圆润与聪慧。他身上有着旧时代文人浓郁的华贵气息，自尊与自傲是其捍卫自由的精神底线。而他的自尊与原则却与他所置身的社会与政治环境间出现了抵触。作为一个文人，他处处以自己的原则作为行事的指南，不论是在国外求学的华盛顿，还是在国内教书的重庆、上海，外界强加的政治导向对他丝毫没有约束力，他依然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处世原则与人格独立。即使在重庆教书期间因为“政治觉悟”问题曾被当局拘禁而度过了几年囚徒生活，他在释放后依然坚持己见毫不动摇。终于，在更大的政治风波中，他作为“反革命”而被判无期徒刑，在西北大荒漠进行了长达20年的劳动改造。残酷的改造岁月让他身上曾有的自尊褪去，他通过伪装成哑巴一次次从生命的绝境中逃生。改造过程不仅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心灵的磨砺。他的高调与激越在精神的贫瘠地上日渐萎缩，直至最终湮没。

冯婉喻

冯婉喻是一个从不要求关注，也从不主动索取，稍微得到一点关爱便受宠若惊的楚楚可怜的天使形象。她在丈夫眼中是标准的贤妻，在子女心中是纯洁的圣母。虽然她的婚姻是被姑母一手安排，但所嫁却是她崇拜已久甚至奉为神明一般的人物。严歌苓是这样描写她对丈夫陆焉识的爱的：“一个人到了连另一个人的体嗅都认得出、都着迷的程度，那就爱得无以复加了，爱得成了兽，成了畜。”可见，冯婉喻和概念化的“贤妻良母”形象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她的一切忍耐、一切牺牲、一切顺从都主要是出于对丈夫满满的爱和崇拜，而不仅仅是在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下完成自己的本分。她冒着向婆婆造反的危险卖掉结婚时婆婆送给自己的首饰祖母绿，而给丈夫买了一块欧米茄手表。她为了给在监狱服刑的丈夫补充营养，宁可自己和孩子只吃大白菜，也要把大半个月的工资用来买螃蟹给丈夫送到监狱，剥螃蟹时“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蛰烂了。”她就是这样爱成了兽，爱成了畜。这种卑微的爱使她失去了主体性意识，她一切都听丈夫的，要么就是听婆婆的，年老了还要听子女的。她几乎是唯一自主选择做的一件事却依然是为了丈夫——用自己的肉体和戴同志交易来换取丈夫被判死刑的一线生机。故事发展到这里，完美的天使形象仿佛受到了质的破坏。其实这种“破坏”的种子在之前严歌苓反复描写婉喻的眼神时就已经种下了。“她偶然的那些小水妖般的风情流盼才珍奇，才宛若神鬼附体。她其实是摸不着底的”，“藏在深闺里的女子把所有的能量都浓缩凝聚在这一瞥目光里了。长年累月被压制被禁锢的，是变本加厉的释放。那一瞥目光里有个好大胆子的冯婉喻。”这个大胆的冯婉喻，不再是作为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描述的他者和男人的附属体所存在，而是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有表达自我欲求的冲动、有自我决定权的一个冯婉喻。

婉喻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主要开始于恩娘去世之后。她独自挑起了养家的重担，为了多挣点钱而同时带五六门课，并在一年半内便通过了俄语考试，只不过为了打发学习的愁烦而吸了无数根烟。那时的她从不对孩子讲起自己的含辛茹苦，也从不抱怨丈夫使自己落入怎样的悲惨境地，一切事情都由她自己做主，包括是否要出卖身体来换取丈夫的性命。如果说这个阶段婉喻主体性意识的凸显是压抑的，且是被环境所迫的，那么她失忆之后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则是无拘无束、完全释放的了。失忆之后的冯婉喻性格大变，一改完全顺从于丈夫和子女的本性，主体意识得到完全的释放。她仿佛变了一个人，会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把女儿重重摔倒在地，会毫无顾忌地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或事破口大骂，甚至会坚持裸体出行。冯婉喻被婆婆、被家务、被生儿育女、被常年与丈夫两地分离的命运压抑一生，终于在晚年获得了“自由”，可惜这种自由只能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呈现。

冯仪芳

恩娘冯仪芳是主人公陆焉识的继母，嫁到陆家八个月后丈夫就去世了，面临着被驱逐出夫家的困境。然而她用自己的看家本领——眼泪博得了继子的同情，改写了自己被遣送回娘家的命运，成为这个坐落在上海的大户人家的一家之主。她以慈母形象自居，处处表现出对继子焉识的关爱有加，大到为了支持他去美国留学而独自撑起一个家，小到把一盘菜的菜心单独留出来，当着全家人的面推到焉识的面前。然而这种关爱毕竟不同于亲生母亲的关爱，其中难免掺杂许多微妙的复杂成分。“焉识知道他此刻的身份是多重的，是继子、侄女婿，最重要的，是这个孤寡女人唯一的男性伴侣。他不在乎恩娘那一眼多么媚，多么抹杀辈分甚至体统。恩娘暗中想在他身上索取什么就索取什么吧……”恩娘是一个想要“索取”的恩娘，这和传统观念中逆来顺受、任劳任怨、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慈母形象相去甚远。而这种“索取”精神恰恰是她具有主体性意识的体现。

恩娘要索取的，首先是继子的同情与关注。她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痛苦寂寞的可怜女人。她以自己年轻守寡的悲惨命运为筹码，以大把的眼泪和美好的哭相为武器，来要挟继子对她偏爱有加，不能和她这样可怜的连亲生子女都没有的女人讲什么公平不公平。她无法忍受“多少温爱也填不满的寂寞”，她要主动地向人求关爱。其次，是同儿媳相竞争比较而得出的成就感。“恩娘事事要跟婉喻比，事事要占婉喻的上风。”从一件布料到底给谁做衣服开始，到追究祖母绿的下落，再到委婉地逼迫婉喻和丈夫两地分居，恩娘不能忍受婉喻有自己独立的选择与判断，事事都要经过她的裁判与抉择。恩娘多年来被压抑的主体性意识在婉喻身上得到了充足的体现。

除此之外，恩娘还要索取自己在陆家的稳固地位。恩娘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她深信陆家在她这个能干媳妇的管理下定会蒸蒸日上，至少也不会败落。她安排自己的亲生侄女嫁给继子，作为继子出国留学的条件，是为了巩固自己在陆家的地位。当陆家的房子要被政府收走时，恩娘重病卧床不起，充满挫败感，不明白殷实强大的陆家为何会毁于她这个能干儿媳的手里。恩娘的种种“索取”，本质上是一个被压抑被损害的女性通过各类正当或非正当的方式表达自己正常的内在心理欲求的一种表现，是她试图在一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中奋力挣扎，甚至通过不惜伤害和自己一样可怜的女人——也要主动获得一点点存在感。然而她终究也是爱儿媳的，也更加爱继子，只不过这种爱被她扭曲的心灵所异化了，呈现出一种变态的形式。

韩念痕

在传统观念中，情妇往往是要被批判的妖妇，他们勾引男人，破坏家庭，罪大恶极。《陆犯焉识》中陆焉识的情人韩念痕也同样具备一些妖妇的特质，比如她被描述成一个“让男人变成色鬼的女人”，又如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笑是惹事的”，也还是对焉识笑了一下。然而这个“妖妇”把自己的情人职分履行得是如此无怨无悔、无欲无求，又不得不让人心生怜悯。和贤妻冯婉喻比起来，她身上多了许多现代女性的迷人气质：知性、独立、潇洒、能干。她丝毫不爱惜自己的名声，对陆焉识谎称自己和别人同居，哪怕他不承认她肚子里的孩子她也不在乎。这种让人猜不透的神秘气质深深地把他吸引住了。她的主意很大，“拿主意的过程却把你全蒙在鼓里”。她自己做主打掉了孩子，自己设法调动到了焉识所在的单位，自己动用各种关系和门路把焉识解救出了监狱，又自己主动结束了和焉识的情人关系，奔赴美国。和韩念痕比起来，陆焉识在这段情人关系中反而是有些被动的，仿佛开始和结束都由不得他似的，甚至他的生活起居和重获自由都要依赖着她。所以，情人形象韩念痕是整部作品中主体性意识最强的女性，然而她主体意识的彰显也依然遵循着一种伟大的奉献精神，心甘情愿为自己心爱的男人献出一切，哪怕落下破坏家庭的骂名。

冯丹珏

小说中陆焉识和冯婉喻的小女儿冯丹珏曾在科教片里面担任主角，后来成为出色的生物学博士，仕途顺畅，在爱情路上却毫无收获。人前是生物学者，人后是一个吸烟的酒鬼的她，最后只能嫁给一个市侩的男人。她和陆焉识无父女情可言，在接到逃犯陆焉识打来的电话时，她恳求陆焉识离开他们的生活，而当陆焉识被平反回家时，她为了房子将陆焉识拒之门外。

梁葫芦

梁葫芦是劳改营中的小劳改犯，因杀人而入营。梁葫芦之所以要杀人，是因为在那个全民都在挨饿，而且也确实有很多人都已经被饿死了的时代，他的母亲却居然背着孩子们，偷偷地与自己的姘头分享了一家人仅有的口粮——一个大白馍。为此，一时怒火中烧的梁葫芦不无残忍地杀死了这两个人。母亲的肚子里正怀着一个胎儿，“因此梁葫芦的卷宗里为他记下了三条人命的血债”。尽管事出有因，但一个小小少年，居然能够下手杀人，还是充分地暴露出了其人性中的恶。然而，作为死囚被关押到劳改营之后，一向拒绝承认自己有父母的梁葫芦，却近乎莫名其妙地显示出了对于陆焉识的深切依恋：“凶残的葫芦那双害火眼的眼睛总是给我祖父另一种目光。他‘老几老几’地叫着，可以把它做‘姥爷、大伯’听。”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莫名的依恋所充分凸显出的，其实正是梁葫芦一种爱的缺失。如果把这样的细节与梁葫芦拒绝承认父母的细节联系在一起，很显然，陆焉识此处所扮演的角色，无疑就是梁葫芦那个缺位的父亲形象。正因为如此，所以，为了替陆焉识偷回那块白金的欧米茄手表，“惯偷”梁葫芦几乎被谢队长整了个半死。应该说，梁葫芦服刑三年来对于陆焉识的好，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打动了陆焉识：“老几还说，梁葫芦这三年对他的好，值得他老几在剩下不长的余生里怀念。”然而，同样是这个梁葫芦，眼看着就要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的时候，居然成了陆焉识的出卖者，居然检举揭发陆焉识多年来一直在假装结巴。梁葫芦之所以如此，不过是试图以所谓的立功表现达到减刑保命的目的。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出卖也只能被看作是人性恶的一种证明。事与愿违的是，虽然出卖了陆焉识，但梁葫芦却还是没有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一切，“老几完全能理解梁葫芦的揭发。十八岁一条命快没了，什么都拉扯来保命，这有什么不好理解？他揭发了老几，把老几的麻烦招来了，可命也没保住，这就让老几黯然神伤了。”明明是梁葫芦出卖了自己，但陆焉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替最终没有能够达到保命目标的梁葫芦黯然神伤。如此一种描写方式，充分显示出的正是知识分子陆焉识其实更是作家严歌苓一种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正所谓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善恶交织，于恶中凸显善，在善中写出恶，一个颇有人性深度的少年杀人犯形象，就这样生动立体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刘国栋

刘国栋因为长了一副好胡子，所以，一直被大家称作刘胡子。刘国栋本是上海一个警察分局的副局长，在上海解放前夕起义投诚，是上海解放的有功之臣。他的命运遭际，可以说，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悲剧色彩。1954年4月的一天，刘国栋接到上级命令，要他按照名单迅速抓捕一百四十六名反革命罪犯。尽管稍有迟疑，但刘国栋还是雷厉风行地执行上级命令，很快就把包括“我”祖父陆焉识在内的一百四十五名罪犯抓获归案。但第一百四十六名是谁呢？“刘国栋再看看手上的名单，说没错，是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声音都没有抬高地说第一百四十六个是你自己。”一位指挥部下抓捕别人的人，大约根本想不到最后一个被抓捕者居然会是自己。借助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剧性一幕，严歌苓一方面凸显出了那个不正常时代的荒谬本质，另一方面也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刘国栋命运的乖谬吊诡色彩。遭受如此冤屈的刘国栋，自然百思不得其解，陷入到难以挣脱的精神困境之中。小说中这样描写：“他蹭到我祖父陆焉识身边，说他常读陆教授的文章。他还说，自己看上去是个武人，实际是个文人。跟我祖父装在一个车皮里是这一阵发生在他头上唯一公正些的事。”这段话，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是对于公正的强调。这说明，自打被捕之后，一直纠结于刘国栋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命运遭际也实在太不公正了。明明对上海解放、对革命有功，结果却被当做反革命抓了起来。第二是强调自己的文人性格。文人者，知识分子也。作为文人，他的性格中必然会有好思多疑敏感的一面存在。惟其好思多疑且又敏感，所以才会对于自己的不公正遭遇始终耿耿于怀，以至于最后还是走上了自杀一途。很显然，小说中关于刘国栋与“我”祖父陆焉识的这段描写，实际上就为刘国栋最后的自杀行为提供了一个注脚。

知识分子探寻与爱情模式

《陆犯焉识》再次将20世纪的中国百年历史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将知识分子陆焉识在历史和政治的夹缝中的艰难挣扎与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自由”是以陆焉识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精神所在，是其付出沉重代价所追求的精神归宿。为了坚持自由，他与时代、政治百般周旋，但也并未磨合出一条双方皆欢的结局。故事结尾，被释放后回到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他再也找不到曾经的家，曾经的爱人，曾经的位置，世俗的眼光再次将他判了无期……人性深层的悲哀跃然纸上。在主人公陆焉识身上，严歌苓寄寓了对祖父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探寻，也间接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身上的坚韧与理想的仰望。

同时，《陆犯焉识》又创造出了一种爱情模式。在前半生的陆焉识眼里，冯婉喻并不是作为所爱的人而存在，而只是继母强加给自己的另一半而已。他并无愧疚地在华盛顿和重庆两地谈了两段不长的恋爱，并试图从中找到所谓的真正的自由爱情。后半生在西北大荒漠上的改造过程中，在枯寂中反刍与冯婉喻之间的婚姻，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在这里，回忆具有了强大的改变力量，从而改变了陆焉识的后半生。苦涩年代里的爱情软化了政治的坚冰，成为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而故事结尾处的相遇而无法相认，更是搅动了人物深层的巨大哀痛。

苦难书写

《陆犯焉识》忠实地记录了冷酷残忍的“改造”故事，塑造出一系列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展示种种人性异化的场景，透露出严肃的历史反思和人性的悲悯，透过残酷历史场景的描写，不难发现历史的压抑感、沉重感，不难感到作家对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

小说对狱中生活场景的描写是大胆的甚至是刺激性的。大饥荒年代，狱中犯人挣扎在死亡线上，梁葫芦为保自己的性命，趁着刘胡子的死还未被别人知道，竟然停尸房中，并以死人的名义冒领尸首的三顿饭。他有时一边吃一边竟然和尸首聊天。如此恐怖的描写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同样刺激性的场面还有对酷刑的描写。谢队长的“加工队”对犯人施以酷刑，梁葫芦因盗窃嫌疑而惨遭刑罚：“梁葫芦的腿被劈开，一只脚系一根绳，挂在马的两侧，让马把他当爬犁拉……与雪地接触面最大的是后脑勺和上半个脊梁。”不多一会，梁葫芦就“脑浆涂地”了，“他的葫芦头已经开了瓢，此刻在地上写着黑红的天书。”场面的残酷简直令人发指，不忍卒读。

然而，外在的饥饿与刑罚只是苦难的一部分，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畸变的人的内心。当谢队长“加工”梁葫芦时，梁偷窃的手表藏在陆焉识身上，陆害怕梁被迫招供，于己不利，于是，他“打定主意，踹死梁葫芦自己也绝不开口，招出欧米茄的去处。”虽然这是在残酷环境下形成的最“合理”的心理，但也却是冷酷无情的。小说写犯人“观赏”梁葫芦被“加工”的心理：“犯人们立刻轰的一声跑去，去看看自己的惨如何转嫁到了他人身上，看看他人的惨如何稀释自己的惨。……多么幸运，皮开肉绽的不是我。”犯人们“一个挤一个，成了一群秩序很好的观众”。这样的描写透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阴冷和凄凉。这种阴冷和凄凉不仅体现在狱中，更弥漫在监狱之外。在陆焉识被强权摧残、挤压的家庭中，陆焉识体会到的就是这种人人戒备的冷酷氛围。他被释放后，儿女们无不对他厌恶而提防，他日夜思念的女儿有意疏远他，他的儿子将自己多年来忍受苦难的怒火发泄到他的身上，一切都因为陆焉识仍是一个“反革命”嫌犯，惩罚的阴影仍笼罩在这个家庭之上。在小说结尾，陆焉识被迫远走西北大漠，回到曾经囚禁他的地方，不难从中体味出深深的无奈与凄凉：对他而言，狱中狱外又有何分别，同是被强权挤压、碾碎了的心灵环绕，同是对强权的惊恐与回避。可以看出，《陆犯焉识》对苦难的细致描摹与展开，对知识分子不公正命运的呈现和展露表现出了沉重的历史悲剧感。

叙事策略

在《陆犯焉识》中，严歌苓采用的是多线性叙事，支撑小说结构的是三条线，即建国前的线，建国后陆焉识在大牢里的线，建国后上海冯婉喻的线。三条线错综交织，齐头并进，使小说内容更加丰厚，并且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冲击感。小说注重场面的描写，不仅烘托氛围，还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偷了欧米茄的梁葫芦被谢队长“加工”，嘴里塞着马粪，头皮被地面磨得块块脱落，脑浆也差不多涂地了，最终都没有说出殴米茄表的下落，而围观的人看到如此残忍的迫害场面，却无一人敢吱声。这一叙述场面描写细致且触目惊心，让人感同身受，不仅渲染了氛围，表现了人性的扭曲，还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严歌苓说她在书中使用了一种“非常主观且自由”的写法，可以理解为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我”，而“我”是小说主人公陆焉识的孙女，在1989年帮助祖父整理头脑中的盲写日记。小说采用更多的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如陆焉识去场部看露天电影，在狱中和越狱过程所见所闻等。小说还采取了多重转换的叙事视角，不仅能够活跃小说的叙事，其变得富有立体感。另外，小说采用插叙、倒叙和预叙等手法，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混杂在一起交错叙事，有利于故事情节的完整，推进故事的合理发展。如《场部礼堂》这一章节中，描写陆焉识去场部礼堂看电影，在快到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就在雪地里打滚，笔锋一转，时空交错，写到陆焉识从美国轮渡回来后的事情。

语言特色

《陆犯焉识》语言风格轻松幽默又犀利有韧性，可以说无处不在。“我祖父用了无数种形容，来表达镐头落地时他手臂的感觉，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很有意思：每一镐落下，大荒地都通过镐头和他的臂骨撞击他的内脏，而不是他的手臂和镐头撞击大荒地。因此不是人垦荒，是荒垦人。”此处小说表现的是开荒的艰难，但“不是人垦荒，是荒垦人”一句，既贴切又有一种特别的深意。在《出逃》一节中写道钢铁垃圾，“是1958年大炼钢铁留下的，是一个个倒塌的土高炉分娩出来的怪胎。……堆着堆着，便有了生命，它们像石头一样生出红色的苔来，一层一层的，记着年轮似的”。关于历史上这一全民运动的描写，没有过分渲染，语言简洁，但是大炼钢铁的热闹场面呈现于读者眼前，对于大炼钢铁造成的后果，发人深思。

此外，小说语言富有区域和时代特色，为故事营造了充盈的氛围，还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可感。“婉喻在家不叫婉喻，叫阿二头。上海话一讲，是‘阿妮头’。”还有在陆焉识和妻子通电话中，陆焉识激动地说，“看到小囡囡了。”“阿妮头”“囡囡”都是上海话。而富有时代特色的语言比比皆是。

暗示性喻指与叙事语言

在《陆犯焉识》中，严歌苓叙事过程中出色的暗示性喻指和她叙述语言的准确、犀利而又不无韧性，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比如，“叫陆焉识的中年男人就是我的祖父。他囚服背上的2868番号不久就会更改，……每死一批犯人，就会重新编一次番号。五个月后，陆焉识从2868变成了1564号。”“三年过去，我祖父的番号已经变成了278。也就是说，他成了严寒、饥荒、劳累最难以杀害的人之一。”虽然看起来只是几个数字的变化，但严歌苓却巧妙地通过这几个数字的变化，不动声色地交待出了西北大漠生存条件的残酷，写出了这些被劳动改造的罪犯们命贱如纸的真实生存状态，而且也极其简洁地给出了之所以会急剧减员的三个基本原因：“严寒、饥荒、劳累”。再比如，“又一次陆焉识说：‘婉喻，大卫·韦死了，你晓得吧？’焉识一定是试探她的记忆，看看她是不是还想得起个把故人来。”“‘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成了内伤，脑子里淤积了血块，做了手术好多年了，一直蛮好，前两天突然死的。’”“丹珏想，原来陆焉识回到上海还是走访了一些人，得到了不少消息。有一位姓凌的知名民主人士，在1959年被送到新疆劳改，1971年在新疆去世的事情，他也是回上海不久就知道了。”这里所引述的，是冯丹珏在旁听陆焉识与冯婉喻的对话过程。看起来只是日常的生活对话，但在对话的过程中，严歌苓巧妙地交代了大卫·韦和凌博士这两位人物最后的命运遭际。大卫·韦和凌博士，可以说都是曾经在关键时刻对于陆焉识的人生命运产生过根本性影响的人物形象，是完成小说叙事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能够借助于人物的对话过程，顺乎自然地把这两位人物的命运结局告诉读者，这是作家严歌苓叙事过程中一种暗示性喻指方法的出色运用。

《陆犯焉识》中叙事语言的准确、犀利又有韧性，可以说无处不在比比皆是。“我祖父用了无数种形容，来表达镐头落地时他手臂的感觉，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很有意思：每一镐落下，大荒地都通过镐头和他的臂骨撞击他的内脏，而不是他的手臂和镐头撞击大荒地。因此不是人垦荒，是荒垦人。”严歌苓要表现的是开荒的艰难。“不是人垦荒，是荒垦人”，这是多么贴切又有深意的一种特别感受啊。“老几边念稿子边想，中国话狠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研究语言大半辈子，他发现在哪一种语言里都找不到同等量级的参照。哪一种语言都没有他自己的母语这么狠，这么解恨。死了还有余辜，难怪要灭九族，满门抄斩。他觉得自己割舍了和婉喻的见面不是明智，而是英明，否则他老几万一死了，还剩下的余辜，就要清算到婉喻的头上了。”严歌苓表现的哪是语言，实际是人心的险恶，是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劣。“他想起内迁之前的一夜，也是尽看婉喻的脊梁，那是瘦，而现在这个婉喻只是那个婉喻的影子。”严歌苓分明是要表现八年抗战的煎熬让冯婉喻变得非常消瘦了，但她却很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婉喻只是那个婉喻的影子”的说法。显然就更加瘦得可怜了。

2011年12月21日，《陆犯焉识》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评选“长篇小说（2011）年度五佳”奖。

2012年1月，《陆犯焉识》入选由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1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

2012年3月2日，《陆犯焉识》获2011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优秀作品奖。

2012年3月26日，《陆犯焉识》被评为2011“年度优秀女性文学”。

2013年10月7日，《陆犯焉识》获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

2015年5月，《陆犯焉识》提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入围名单。

2014年5月16日，改编自《陆犯焉识》的尾点的剧情文艺电影《归来》上映，由张艺谋执导，陈道明、巩俐、张慧雯等主演。

2020年11月27日，改编自《陆犯焉识》的剧情电影《一秒钟》上映，由张艺谋执导，张译、刘浩存领衔主演。

严歌苓的长篇新作《陆犯焉识》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陆焉识，以他的跌宕起伏的坎坷命运来透视一个知识分子与环绕着他的社会境况的紧张关系。只懂学问、不谙世事的陆焉识，刚直又正派，自尊又自傲，这种十足的书生意气使他在频仍的政治运动中难逃打击，辄遭厄运，因之大半生都在以“反革命犯”的身份接受劳改。当他终被释放、获得自由之后，他却怎么也找不到曾经的家和曾经的爱人，仍然颇显多余和倍感怅惘。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被彻底放逐的故事。如果说这是一曲悲歌的话，那么它所悲哀的，不只是陆焉识个人的乖蹇命运，还有陆焉识所属身的那段社会与那一时代。（当代作家白桦评）

严歌苓给人的一贯印象是擅长书写古与今的女性命运，但其新作《陆犯焉识》却以细致而深刻的笔触直指大的历史变动中的男性知识分子。小说背景跨度大，从繁华的美国到上海，再到荒凉的中国大西北，令人如身置其中。为了本书的创作，她两次专门到大西北一个藏族自治县调查。作者坦言，她之所以刻画主人公陆焉识，是因为对自己的“根”的好奇。其原型来自于作者年少时着迷的神话式人物——祖父。陆焉识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大变革时代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变故，他一直渴望自由却处处受到阻挠，爱情如此，婚姻如此，事业如此，最后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当他最终重获人身自由后发现自己变得更加不自由了。作为知识分子，陆焉识本质上仿佛是永远囚禁于非自由状态的囚犯。严歌苓带给我们的思考应是：何谓自由？（当代作家雷达评）

在陆焉识身上，严歌苓巧妙地寄寓了对从未谋面的祖父兼翻译家严恩春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探寻与怀旧，也间接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身上的坚韧与理想的仰望。“他正直、善良却又不失圆润与聪慧，自尊与自傲是其捍卫自由的精神底线”。当然，探寻与怀旧的背后，是理想乃至更深层次的某种寄托——旧不一定都好，但探寻与怀旧一定是不错的慰藉乃至发问方式。（《扬子晚报》评）

在这部从事写作以来篇幅最长、也可能是难度最大的作品中，严歌苓以祖父为原型塑造了性情温良、学业精进、留学海外归来而后在数次时局震荡、政治运动起落中因言获罪的昔时沪上世家公子陆焉识形象，相当比重的内容取材自她祖父的真实经历，这令整部作品有着浓厚的家族史意味。陆焉识独立、超然到近乎高贵的做人治学姿态与现实社会的功利、投机格格不入，他看似宽容平和的外在与强大的内心坚持充满矛盾，这种纠结蔓延到他的爱情、事业、理想中，为他一生的悲剧命运打下没太多悬念的伏笔。从繁华、精致、物质的上海洋楼到饥寒交迫、人烟罕至、行动受限的青海劳改营，从30年代沪上学术圈、名利场显出他的不合时宜倍感禁锢到五六十年代西北荒漠狱中他每日打腹稿在心里写作的自由恣肆，巨大的时空反差使得人物形象趋于立体，人性不同侧面有着清晰体现。（《中华读书报》评）

《陆犯焉识》于2011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后有不同版本再版。

严歌苓，小说家，电影编剧。1986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赴美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旅美期间获多项美国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的文学奖，并获金马奖最佳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2001年加入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代表作有《扶桑》《天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少女小渔》《陆犯焉识》《白蛇》《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赴宴者》《寄居者》《补玉山居》等。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