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四年后，多鹤收到了久美的信。原来，多鹤在当年的逃亡过程中，救下了年幼的久美。久美回到日本，成了名护士。听说田中要访问中国，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寄给首相，结果被选中成为随行护士之一。久美千辛万苦找到多鹤，并把她接到日本。多鹤在五年半之后才回到中国，她把出狱的张俭带到日本检查，又计划让孩子们移民。故事结尾，患了骨髓癌的张俭病逝异乡，不愿去日本的张钢被调到了西南，只剩下小环守着那个破败不堪的家。

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从未间断过对中国东北进行移民活动。40年间，32万日本移民（即所谓“开拓团”）先后进入中国东北地区。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丧失了主动权，开拓团也逐渐回迁。然而，开拓民及其眷属的结局是异常悲惨的：他们中的壮年男子都被征兵上了前线，剩下老弱病残，孤儿寡母，或死于枪弹之下，或丧生在逃亡途中，少数妇女儿童被中国百姓领回家中。严歌苓以满洲开拓团的悲剧作为故事发生的源头和背景，写出了《小姨多鹤》。

竹内多鹤：十六岁的少女竹内多鹤跟随代浪村村民在经历了殉国、袭击、逃亡之后，最终被以七块大洋的价格卖给了她们的敌人中国人。从此，多鹤作为一个繁衍后代的生育工具入住张家。在多鹤心里，自己的家永远是那个消失的代浪村。她试着反抗，用自己的身体为自己创造亲人，试图在孩子身上找回代浪村的印记，找回埋葬在代浪村的悲欢离合。文革中，她是日本人这一身份暴露后，被戴上了写着“日本间谍竹内多鹤”的白袖章，清扫整个楼的厕所。回到日本的多鹤又悲剧地成为了非日本人，她听不懂当下的日本语言，不会用那些机器，甚至没有在中国活得自如，只能做一名清洁工。

朱小环：张俭的原配妻子。在这个家庭里，小环虽然不是孩子们的生母， 但她时时刻刻关心着孩子。二孩摔下楼后她过分的紧张，丫头考入滑翔学校后她情绪的激动，乃至为大孩张铁攒去日本的路费，她加班加点缝制衣服。她个性开朗乐观、无忧无虑、为人泼辣，在她身上最突出的就是“凑合哲学”。小环的凑合多可怕，稀里糊涂凑合起一大家子，没有面粉用麸子凑合，没有红烧肉用红烧茄子凑合，没有洗衣粉用火碱凑合。也正是小环对生活的热爱与柔韧改变了多鹤， 让多鹤融入这个家庭。

张俭：买下多鹤的张站长儿子，多鹤孩子们的生父。张俭与多鹤的肌肤之亲只是为给张家繁衍后代，张俭时时提醒自己不能爱上、不准爱上这个日本女子。在多鹤流产住院期间，张俭听到多鹤身世之后，他震撼了，开始后悔，如果早一点知道她的身世会换个态度对她。从此，张俭和多鹤开始了疯狂的幽会，他们彼此发泄着欲望。而在幽会之事暴露后，小环心里清楚，张俭跟多鹤之间的情断不了，只是暂时搁置。

小说《小姨多鹤》通过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爱纠葛，来展现人性的善良和美好。一个中国女人小环，一个日本女人多鹤，因为命运的捉弄，生活在了同一屋檐下，跟同一个男人张俭有着爱与恨的牵绊。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家庭中，却处处充满着关爱与纯善，无论他们身处何种困境，都能做到逆来顺受，以他们的坚韧、顽强摆脱困境。而他们身上那种美好的人性，也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通过这六口之家，把人世间的人性，开掘得淋漓尽致、深刻透彻。小说集中写了两个女人：多鹤和小环。多鹤在日本战败后，从满洲垦荒开拓团死里逃生跑出来，又被卖给人家做生育工具。她无怨无悔地整日只知弯腰、鞠躬，低头、擦地，靠的是一种求生本能，及与生俱来的宽厚、宽容。这是真实的人性，一种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界限的人性。她无私地将自己全部的力量，献给了这个家庭。朱小环对多鹤，作为日本人，作为情敌，是仇视的，可知道多鹤的悲惨身世后，大气的她化敌为友，与多鹤成为了相濡以沫的姐妹。她勇于承担了抚养、呵护三个孩子的责任，还处处关照多鹤，帮她避祸消灾。在小环身上，有着中国农村妇女那种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平常心，有着几乎接近原始的美德。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这个奇离有趣、感人至深的故事，其蕴藏的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深沉。小说看似只写了一个小家的悲欢离合，可折射出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其中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些都给了现代人巨大的思维空间和多方面的人生处世的思想启迪。

意象

“代浪村”是多鹤的“家园”，尽管出生地与居住地产生了区隔，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在多鹤的认知范围内，“代浪村”就等同于日本——日本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族的祖祖辈辈。这个在特定的地理区域上所建立的历史性家园对个体是极具意义的，使个体对乡土家园产生了深厚而强烈的个人归属感，因而小说中才会以“代浪村女儿”之类的字眼来指称多鹤的身份。小说中“代浪村”这个意象不仅仅是作为多鹤的身份背景说明和悲剧命运开端存在的，某种意义上它更是一把打开多鹤命运之门的关键钥匙——多鹤数十年浸染着纠缠与挣脱、妥协与抗争的人生，实际上是以“代浪村”为源点的困境的具象化。

多视角

有别于的红色经典作品，《小姨多鹤》对于革命与历史的想象呈现出一种另类的、新鲜的图景。它以民间立场取代宏大叙事，超越了革命本身所蕴含的阶级性、人民性、民族性等，以多元化的视角展开另类的革命历史叙述。主要体现为非意识形态视角与超越民族性的文化观照。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爱恨悲欢反映社会的风云变幻，是边缘性的叙事视角，也是民间视角。视角的多样化与边缘化，使得革命的另类真实呈现。

历史化

美国叙事家哈里·肖认为：现实主义小说要求有一个“历史化的叙述者”。而历史化的叙述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声音和心灵都具有历史意识，但只停留在话语空间运作；一种是进入故事空间，与社会历史语境紧密相连，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眼光和世界观。严歌苓在《小姨多鹤》中的写作，属于上述的第二种。她极力展示她的故事的“历史性”，力图使人们接受她的“故事的历史叙事”就是“历史的真实性”的意图。她在小说中以垦荒团、大炼钢铁、串联、武斗等记载着历史的独特词汇或事件向读者证明，故事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深得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影响，在《小姨多鹤》中，她的历史化叙事意识令她不断地渲染20世纪中下半叶中国社会文化氛围，描绘和重建过往国人生活的细节，用历史陈述来达到写实逼真的效果。她借许多曾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中逼真的生活细节“史料”，使其叙事得以超越真与假、写实与虚构的素材局限，造成读者阅读时直指作品的“意义”所作——作者写作的道德、政治和文化隐喻。《小姨多鹤》不再纠缠于历史的功过褒贬，它将历史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将历史置于背景之下，重点表现历史长河的激荡中人们的情感历程，在情感历史的展示中，体现作者对于爱与善良的张扬和向往。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回望历史，这种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造成读者阅读时产生奇异的语境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008年12月，“《当代》长篇小说五年最佳”大选活动召开。经过民间投票，《小姨多鹤》获得冠军。2009年4月，中国小说学会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揭晓，小说《小姨多鹤》被评为长篇小说组第一名。2009年11月，小说《小姨多鹤》获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小说类最佳作品奖。

2011年1月，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小姨多鹤》在中国大陆地区播出。

作家李敬泽：这样的一部小说，它会感动人、触动人，会让我们想——不是置身事外，而是设身处地地想，想的时候或许是矛盾的、困难的，但正是在这矛盾和困难之中，我们免于僵硬和干涸，我们发展出更为充沛的道德想象力。

作家白烨：《小姨多鹤》通过一位日本少女在二战后滞留中国的经历，表现了主人公所见证的中国社会生活的风风雨雨，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中日两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小姨多鹤》是近年来中国小说不可多得的一部优秀之作。我想放在几十年来都是首屈一指的作品。她的思想意识之高，超越了简单的民族国家的立场，写出了对战争的控诉，以及人性的复杂性。生命是如此高贵不可摧毁，让我惊叹。

严歌苓，小说家，电影编剧。1986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赴美留学，获艺术硕士学位。旅美期间获多项美国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的文学奖，并获金马奖最佳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2001年加入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代表作有《扶桑》《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天浴》等。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