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韦庄所著诗《送日本国僧敬龙归》

扶桑已在渺茫中， 家在扶桑东更东。

此去与师谁共到？ 一船明月一帆风。

扶桑国的来历出自《梁书》记载的慧深：日照天台悯寺与《梁书》慧深考证

（中国佛学院学员 弘法 妙真 向佛）

《梁书·扶桑国传》：“文身国（日本古国之一的陆奥国）在倭国（九州、关西的大和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里。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这里引用了南北朝时期慧深的说法，虽然仅仅为一家之言，但是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内心佛性的长期修持，会因佛祖的一个暗示而上升到全新境界。对未知课题的不断探索，会因黑暗中的一缕阳光而豁然开朗。网上发表一篇关于日照市涛雒镇“石鳯寺重建碑记”的碑文，使我们对佛教史上一个著名人物的研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大突破。

“石鳯寺重建碑”碑文的内容如下：

佛有三世，世世光明。寺有三劫，劫后复兴。

先是，沙门慧深者，山下视饿殍而不见。殍曰：悯者，佛也。深大惊，知为佛祖点化。遂堆碎石为冢掩殍尸，化善缘建寺于冢侧，曰天台悯寺。后殍冢每显佛光，悯寺大兴。北魏肇始，佛门不幸，殃及悯寺，深愤而出海，此一劫也。北周武帝禁佛，毁寺塔，逐沙门，悯寺败落，此二劫也。唐初，有新罗僧智隐重建寺院，曰新罗寺，佛门再兴。然建文年间山火骤起，经书寺院毁于一旦，此三劫也。

念我秦氏，自皈依佛门，世代相传。及至东海而海曲，回归赢氏故里，重续先祖香火，乃至子孙满堂，家业兴旺，实乃佛祖之佑也。今合族上下，募善款，置田产，重建寺院，再请高僧，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是役始于仲春，毕于孟夏，因山形而名，曰石凤寺。又值我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成道圣日，立碑为证，乃记。

嘉靖乙丑孟夏望日

该碑文记载的“化善缘”建“天台悯寺”的沙门慧深，作者认为与文献《梁书》中记载的沙门慧深有诸多相似之处。现介绍如下。

慧深的事迹最早见于唐代姚思廉编著的《梁书·诸夷列传》：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去过“扶桑国”的僧人

可见，慧深之后《梁书》中还有从罽宾国去过“扶桑国”的僧人：“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罽宾国为古代西域国名，其具体地理位置史学界尚无定论，大约位于克什米尔一带。罽宾国之名见于佛教故事：“佛尝记曰：‘我涅盘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罗汉，於罽宾国安人弘扬佛法’。如来寂灭後五十年，阿难弟子有末田底迦，闻佛记大喜，便来此国，宴坐大山岭，现大神变。龙见而深信问所须，阿罗汉曰：愿於地内得容膝地。龙王缩水奉施，罗汉以神通广身，龙王纵缩水，池空水尽。龙翻请地於阿罗汉，於此西北留一池。龙王曰：五百罗汉常受我供，欲至法尽，若法尽後，还以此国为居地。末田底迦许之。见阿育王经七，毘奈耶杂事四十，善见律六，西域记三”。

去过“扶桑国”的道人

后来，《梁书》中也有从中国去“扶桑国”的道人：“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也有民间人士有可能到达过扶桑国：“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

指西域古国。持此说的人认为，《梁书》中说了扶桑国与中国的距离关系，却并未提到它与大海有何联系。《梁书》中说，扶桑国多蒲桃，蒲桃即盛产于西域的葡萄。因此，扶桑国可能只是西域一带的某个古国。

指墨西哥。十八世纪中叶以来，法国人金勒等西方学者提出扶桑国在今天北美洲墨西哥的观点。在中国学者中较早响应此说的是章太炎，他在所著《文始》中也认为扶桑即墨西哥。始倡此说的是法国人金捏（De.Guignes），他于1761年提交的一个研究报告中说：根据中国史书，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已有僧人到达扶桑，而扶桑，他认为就是墨西哥。金捏所说的中国史书，指《梁书》“扶桑传”。”

如此看来，扶桑国应远在西半球的美洲。原产于墨西哥的棉花，即具备扶桑木的全部特征。墨西哥玛雅人的首领称“Dui--Lu，”其发音正是《梁书》中所说的扶桑国贵人：大小“对卢”。扶桑国有南北二监，南监押轻犯，北监押重犯，重犯子女，男孩8岁为奴，女孩9岁为奴，这也是墨西哥玛雅人的制度。在中国学者中，除章太炎外，影响较大的尚有朱谦之（《扶桑国考证》）、邓拓（《谁最早发现美洲》）等。与之相对比，赞同“扶桑就是古日本”这一观点的，却不多见。

但是，为什么近代人们总习惯把扶桑等同于日本呢？主要的原因，除了日本人刻意杜撰“天照大神”、“日出之国”之外，还与古代中国人没有准确的地理方位意识、把东方和日本混为一谈有关；另外也与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扶桑”地望的争论不无关系。所以早在唐代以后一些诗人的诗作中，就开始出现“日本”、“扶桑”概念混乱、分合无序的情况。尤其到了近代，“扶桑”基本就是日本的代名词了。对此，国内学界就有“自梁启超起将日本和扶桑联系在一起至今”的说法。

据石鳯寺碑文的记载，天台悯寺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天台山。天台山地处日照南部海滨，山虽不高，却有拔地而起之感，背后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是一个古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

据新华社报道，考古专家认为《山海经》中记载的古人祭祀太阳神的汤谷（也叫旸谷）就在日照地区。而这个汤谷就是天台山太阳神祭坛和太阳神石之下的山谷，坐西朝东，面向大海，正是古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当地老百姓也将这条山谷称做望仙涧，据说是当年秦始皇到天台山求仙访道时所赐。

日照一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方仙道的诞生地，天台山史称“人间仙境”，有道家河上公和安期生修仙悟道的遗迹。

晋皇甫谧《高士传》记载：“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学河上丈人，卖药海边，老而不仕，时人谓之千岁公。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直数千万”。秦始皇离去后，安期生委弃金宝不顾，留书始皇：“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始皇得信，“即遣使者徐巿（音福）、卢生等数百人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遇风波而还。立祠阜乡亭并海边十数处”。天台山尚留有安期祠遗址一处。

石鳯寺就坐落在汤谷的中部，其上部谷顶是太阳神石和太阳神祭坛遗址，下部是一个正在建设中颇具规模的水库。石鳯寺坐北朝南，背后有一个山头，古代叫扶桑山，据说因山上长满桑树而名。当地老百姓叫做鸡呴呴喽山，因山顶上有一巨石形成的引颈长啼的玉鸡而命名。村民说大羿射掉九日之后，剩下的一个太阳吓的钻到东海里不敢出来，是这只玉鸡每天早晨将太阳从东海里面唤起来。汉东方朔在他的《神异经·东方经》里面有记载：“盖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潮水应之矣”。

石鳯寺遗址现仅存两个土丘，寒风萧瑟，荒草萋萋。其中一个较大的土丘下部有裸露的用石块砌成的墙基、散落的基石和大量残砖碎瓦，村民说这就是石鳯寺遗址。一侧另一个土丘较小，很少见到瓦片，估计这应该就是碑文中“每显佛光”的“殍冢”了。石鳯寺遗址周围因为开采山石而变得满目苍夷。村民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叫鞠志国的留美博士从2008年自费到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保护山上的历史文化遗迹，使得开采山石的活动停止了。

天台山下有好几个村庄，均以秦姓为主，明洪武年间自东海（现连云港）迁徙而来。天台山在解放前一直是秦家大户的山场，他们在这里重建石鳯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石鳯寺遗址找到的石刻菩萨造像，从佛像造型和雕刻手法来看，与唐代石刻造像极为相似。村庄里的村民能讲述清朝初年石鳯寺庙会上戏班子因“木刀杀人”而引起石鳯寺败落的故事，但对于新罗寺、天台悯寺和慧深和尚所知甚少。

一篇是由韩国人写的“我的远祖与圃隐先生”，写台山下的确有个新罗寺，并且与新罗人有关，这与石鳯寺重建碑记所描述的一致。

另一篇是居住在台湾的老家为天台山附近上元村人写的“日照教案与秦氏国宝”。文中新罗寺和石鳯寺与前面的“石鳯寺重建碑记”是一致的。因此，天台悯寺、新罗寺、石鳯寺确有其事，沙门慧深确有其人，史料和遗迹俱在。

那么，天台悯寺之慧深是否就是《梁书》中之慧深呢？答案似乎是比较肯定的，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从年代上讲，《梁书》中的慧深与天台悯寺之慧深的年谱一致。《梁书》中的慧深在齐永元元年（499年）来至荆州。此前的行踪有《高僧传》可提供一些信息（《高僧传》为梁朝僧人慧皎编撰，他与慧深几乎是同代人，因此记载比较可信）。书中载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高僧传》还记载，慧基“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

齐建武三年是496年，上溯八十五年，慧基的生年为公元411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应该是公元431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431-452之间的事情。慧深无疑也是在这个期间在三吴之地成为慧基的弟子。

根据“石鳯寺重建碑记”，沙门慧深在日照市天台山下见到饿殍，受点化而建天台悯寺的时间应该在北魏（386-557年）之间，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北魏太武帝的禁佛行动（444年）之前。而慧深“愤而出海”的时间为444年之后。

如此说来，在年代上看，《高士传》之慧深有可能就是《梁书》之慧深也就是天台悯寺之慧深。如果属实，慧深的行踪应该是这样：431年之后444年之前这段时间内在江南三吴之地成为慧基的学生，444年之前到日照天台山建天台悯寺，444年之后“愤而出海”。考虑到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行动不会立即殃及到比较偏远的日照地区（当时叫海曲县），慧深的出海时间很有可能在450年之前，直至499年来到荆州，期间有近五十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海外之时。而罽宾国的比丘游行至扶桑国的时间是458年，比慧深稍晚。可见德·歧尼提出“慧深比哥伦布早1000多年发现美洲”的观点不虚。

但是仅凭这一条尚不能说上述三慧深是一人，因为中国僧人众多，重名的情况比比皆是，历史上巧合的事情也有。

第二，从地理上看，《梁书》中慧深应该是齐鲁一带僧人，日照属齐鲁之地。

对《梁书》“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其国”为扶桑国，文法上讲得通。这样慧深就成为扶桑国人，非中国人。但这一说法与大量的事实相左。另一种解释是“其国”为“齐国”的谐音，暗指慧深为齐国人。深层的意思可能是梁以北魏为外族伪朝而不加以承认，所以《梁书》也不好提及北魏，只能含糊地以“其国”代之。

说慧深来自齐鲁之地，更重要的是因为慧深对“扶桑国”的命名说明他对中国古籍《山海经》等文献很熟悉。在《山海经》中，扶桑与汤谷的联系十分密切“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是古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而汤谷又与天台山有密切联系，“大荒之中有山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天台悯寺位于日照市天台山中，天台山主峰上有远古太阳神祭坛遗址，有扶桑山，被考古专家认为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汤谷。可见这一带应该是中国远古时期的“扶桑古国”。这进一步说明《梁书》中慧深为齐鲁之人，乃天台悯寺之慧深。

对于学术界关于慧深是否到过“扶桑国”，扶桑国是中国、日本、墨西哥仍存在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