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秋，月老到杭州，驻锡玉泉寺。未几罹疾，入冬病亟，应慈法师到杭州探疾，月老遗命，要应慈代他传法于持松。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春二月，应慈法师择日在兴福寺升座，代月老传法于持松，他自己则传法于惠宗、潭月，三人同为临济正宗第四十三世法嗣。持松受法后，继乃师月霞出任虞山兴福寺住持，是年持松二十五岁。兴福寺为千载名刹，清末以住持不得其人，寺产抵押，寺宇毁坏，破落不堪。山主钱博夫居士，到天宁寺求冶开老和尚出面维持，冶老始命月霞法师出任住持。持松继任后数年间，修缮殿宇，还偿欠债，赎回寺产，使兴福寺渐复旧观。在此期间，兴福寺曾两度传戒，各度僧数十人。由应慈法师在兴福寺筹办的法界学院也告开课，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持师在院讲《楞严经》。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护法居士马冀平，出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与安庆迎江寺住持竺庵法师合议，于迎江寺创设「安徽僧学校」，请常惺法师任校长。常惺与持师为华严大学同学，约持师前往相助，持师乃到了安庆。与他同时在僧学校任教的，还有蕙庭、觉三等法师。未几，持师兴起了修学密宗的念头。是年冬天，他与太虚大师的弟子大勇，结伴东渡日本，到高野山真言宗道场，依天德院金山穆昭阿　黎修学密法，受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派的传授。一年余后，获第五十一世大阿　黎位，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地震，兼以他所带的旅费告罄，乃于当年底返国。

大勇早他数月而回，先在上海，继到武汉，在两地开坛传法，轰动一时。持师返回上海后，受杭州学佛人士之请，在杭州菩提寺传法灌顶，从之习咒印密法者多至百人，月余竣事。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春，他由上海赴武汉，途经安庆，常惺法师迎他到迎江寺，为他开欢迎会。持师在会上致词，略谓他东行学密的目的，实欲藉此探究日本佛教之真相，以为改革中国佛教之借镜，说到日本佛教优劣之比较，他说∶

彼邦现有宗派，略分十余种，而各宗皆有一专宗大学，以培育高深人才，而其小学、中学，更不一而足，教徒鲜有不入学者···但其最弱之点，则为戒律废弛，娶妻食肉，视为分内。彼邦佛法，各虽兴盛，实则三宝之形神不完，以戒为师之语，彼早视为小乘不足重矣。

持师回到武汉，受地方善信之请，出任洪山宝通寺住持。是年春天，大勇曾在武汉传密法，造成一阵轰动，甚至于武昌佛学院的学僧也都倾向密乘，有十多人到北京进入大勇所办的藏文学院。此时持师住持名刹，地方善信也要求他传授法印，于是洪山宝通寺成为弘传东密的道场。是年秋季，湖北督军萧耀南，在宝通寺建仁王护国法会，祈求保国安民，并举行灌顶结缘。七日法会中，武汉名流居士陈元白、赵南三、杜汉三、邓梦光等百数十人，都在法会中灌顶受法，一般善男信受灌顶者数千人，盛况空前。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先一年在直奉第二次大战中，兵败榆关，此际又以「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名义开府汉口。吴佩孚秀才出身，也曾饱读儒书，但不谙佛理，久闻《金刚经》之名，而不知其义。闻得持松法师在武汉弘化，特命幕僚礼请法师到府，为他讲解《金刚经》。吴佩孚是抱定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人，持师随缘弘化，舌灿莲花，阐释佛家的慈悲和平之旨，但并没有遏止吴氏武力统一的野心。后来吴氏兵败，下野入四川寄食。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是年冬，日本僧侣在东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中国有「中华佛教代表团」之组织，道阶、太虚为正副团长，持松亦为团员之一，随团赴日，在大会中他被选为教义研究部理事，并结识得佛教学者木村泰贤、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以后交往甚久，彼此交流中日佛学。大会结束后，他仍留在日本，到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灌顶。翌年四月，又到京都比睿山延历时，学习台密仪轨；之后再到高野山，依根本上师金山穆昭阿阇黎传授口诀，兼学梵文，至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回国。临别时，金山穆昭阿阇黎赠以珍藏的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曼荼罗，以为纪念。

持师回到上海，在功德林、净业社、清凉寺等处讲经弘法。是年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在武汉三镇的争夺战中，洪山宝通寺毁于兵燹，他乃在上海留下来，往来于南京、杭州、汉口、武昌等地讲经、传戒、修法、灌顶。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夏，佛教大护法朱子桥居士，请持师到辽宁作「仁王法会」。法会开始之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偕辽宁省主席翟文选等人，入坛护摩受戒。法会毕南返时，途经榆关，下车停留，为直奉战争枉死者施食回向。在北平柏林寺居留月余，偕朱子桥居士朝五台山，设千僧斋，结缘灌顶。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春，持师在汉阳，于归元寺讲《楞严经》，学者蔡元培曾率学生听讲，向法师请教哲学与宗教大意。下半年，讲《护国仁王经》於武昌莲溪寺，讲《大日经·住心品》于南京功德林。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以后，上海名流居士段祺瑞、屈映光、王一亭、史量才、陈元白、韩大载，及赵夷午、叶香金等，组织「菩提学会」，修持密乘，请持师指导。持师在觉园的上海净业社静室，为赵夷午、叶金香等传法，历时一载有余。又在上海清凉寺，为蒋维乔居士等授十八契印。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他第三次东渡日本，考察日本佛学，与日本佛教学者广泛接触。回到上海後，驻锡圣仙寺，应菩提学会王一亭、屈映光诸居士之请，在上海觉园建「丙子息灾法会」。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华战争爆发，是年持师四十四岁。他于觉园建百日调伏法会，为国家祈福。上海沦陷后，他驻锡圣仙寺，闭门谢客，拒绝敌伪的诱迫，在寺中从事著作，前后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编撰出《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密教通关》，及应李圆净居士之促请，整理及校雠历年著述，分为显密二辑，由哈同夫人罗伽陵捐资出版。并撰写《自传》，于上海的《觉有情》月刊登载。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日寇侵华战争失败，无条件投降，持师犹隐居不出。直到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始应诸方大德之请，出任上海名刹静安寺住持，兼静安佛学院院长。静安寺是上海最古老的寺院，相传始建于三国东吴赤乌十年，千余年间，历经兴废，民国年间，是上海香火最盛的名刹之一。由于寺产丰厚，也是一个是非不断的道场。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上海光复，民国三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治安机关大捕附日分子，静安寺住持德悟，监院密伽，为人告密有附日嫌疑而遭拘捕。佛教诸山长老及护法居士，共议静安寺恢复十方丛林选贤制，并公推持师出任住持，白圣法师为监院。

持师素知静安寺为是非之地，推辞不掉，乃提出四点要求，即∶

一、今后住持选举由公推。

二、弘法道场，应逐渐减少应酬。

三、寺内经济应公开，且尽力行慈善公益事业。

四、寺内各司本职，琐务应酬幸勿相累。

他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晋山，在寺中实行「分层负责制」，行政事务概由监院白圣法师负责。寺内原有的「静安佛学院」，持师担任院长，白圣任副院长。育枚法师任教务主任，在院任教的有道源、仁俊、妙然诸法师及林子青居士。受学学僧五十多名，其中如自立、了中、圣严、幻生、唯慈、妙峰、性如、性慈等，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春都去了台湾，后来都是佛教中的中坚人物。佛学院中出版有《学僧天地》月刊，弘扬佛学，甚为青年僧侣所欢迎。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持师住持静安寺如旧。一九五三年，持师六十岁，是年他在静安寺设真言宗坛场，复兴我国久已失传的唐代密教。同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持老被选为理事。一九五四年，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一九五六年，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是年十一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在尼泊尔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佛教代表大会。

一九五七年九月，他在静安寺接待了印度、锡兰、尼泊尔、柬埔寨、泰国、越南等国的代表团。继而率领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到柬埔寨参加释迦牟尼佛涅盘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大会，会后到尼泊尔、缅甸、日本等国访问。一九六四年，随著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一九六五年，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印尼。在此期间，曾参加《辞海》的修订，担任编辑委员会委员，撰写有关佛教条目。

一九六六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静安寺受到冲击，僧众被迫离开寺院，七十四岁的持松老和尚亦不例外，文革期间的生活情形，以资料缺乏，不得而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持松法师在上海圆寂，世寿七十九岁，僧腊六十一，戒腊五十九夏。

后来，在常熟虞山有他的墓塔，上海静安寺也有「持松法师纪念堂」，陈列著他使用过的法器和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