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本来打算把这位留学生作为西藏政府派遣的学生，但日本政府担心这会伤害英、俄、清三方的感情，认为与其给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不利，不如把这种关系限制在民间宗教团体之间交流的关系上，再慢慢地等待时机。于是，达赖喇嘛以个人的名义，把擦瓦池活佛派往日本西本愿寺学习。

1911年春，活佛抵达印度大吉岭。据青木文教记载，这位留学生“率十几名随从，从战乱的拉萨来到了遥远的印度。他三十岁，体格健壮，是受人崇敬的、拉萨附近某名刹的住持、秀才”。

1911年4月，在青木的陪同下东渡扶桑。为了不让清朝和英国人知道此事，他们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出发。他们一行都化装成了日本人，各自起了日本名字，身穿西装，从大吉岭出发，经由新加坡乘船抵达日本神户港。由于擦瓦池活佛等三人不会讲日语，途中他们又化装成了蒙古人。抵达神户以后，立即被新闻记者包围，被当地报纸称作“三名举止奇怪的蒙古人”。随后他们到了京都西本愿寺。擦瓦池活佛的身份一直严格保密，公开介绍时，一般都把他说成是“蒙古人”。

擦瓦池活佛到了京都以后，先是住在西本愿寺学习日语，多田等观(此人后进藏，在色拉寺留学十年)担任他的日语老师。谁知过了半年后，当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初次接见擦瓦池活佛时，一点也听不懂他的日语。原来擦瓦池活佛从多田等观学到的是一口地道的东北秋天方言，而大谷光瑞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京都人。于是西本愿寺又找了一名京都出生的僧人给他教授日语。

大谷光瑞让擦瓦池活佛移居到自己在神户修建的豪华别墅六甲山二乐庄，继续学习。青木称他“学习刻苦，已进步到能读写有少数汉字的日文。他正准备学习日本佛教史”。

正在这时，擦瓦池活佛收到了达赖喇嘛从印度发来的密码电报，电文中说：“法王决定返藏，擦瓦有重要事情要办，请速来印度。”接到达赖的密令后，擦珠只好中断在日本的留学生活返回印度。他与西本愿寺方面约定，从印度送十三世达赖返藏后，自己再回到日本继续留学。西本愿寺于是派遣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以及到印度学习梵文的藤谷晃道三人，护送擦瓦池活佛主仆三人去印度。

担任达赖喇嘛侍从堪布

1912年1月23日，他们一行六人宣称是到印度巡礼佛迹的日本人，乘坐直赴加尔各答的英国客轮，秘密离开神户。经香港、新加坡，顺利抵达加尔各答。当时，达赖喇嘛已经离开大吉岭，正滞留在噶伦堡准备从这里返藏。

1912年3月，青木陪同擦珠一行抵达噶伦堡，谒见了达赖喇嘛。达赖当时对中国辛亥革命后内地的混乱状况很为关心，由擦瓦池活佛担任翻译，青木给达赖详细地讲述了当时中国内地的形势。达赖对擦珠能在短短的留日过程中，能获得丰富的新知识而非常惊喜，颇为赏识，不久任命他为达赖喇嘛的侍从堪布，以为辅弼，随之他的日本留学生涯也宣告结束。

后来，擦瓦池活佛渐渐失去了达赖的宠信，查尔斯·贝尔在其《西藏今昔》一书中说：“擦瓦是个强干之人，因此他与西藏权势难免发生冲突。他在西藏极有影响，因为他是一名有学问的僧官。他对达赖喇嘛绝对忠诚，但对西藏的极端保守非常痛心，他指着肯尼迪上校的一条狗说：‘我的脖子上也套着一道圈。’”

从后来擦瓦池活佛的遭遇来看，日本之行对他的一生是个悲剧。因为一个接受了外来新思想的人在西藏这个传统社会中是会落落寡合的。众所周知，1913年龙夏曾与几名藏族青年赴英留学，但后来龙夏受剜目之遭遇，其他留学生也是郁郁不得志。这可与擦珠的命运相比较。

后来，擦珠离开了寺院，还俗娶妻，生了二女一子。从此他在西藏这个佛教社会中失去了地位。他当活佛时，信徒们对他的布施极多，还俗后，信徒及昔日的随从们也弃他而去，他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

投身西藏革命工作

1951年西藏解放后，擦瓦池活佛以极大的热情在古稀之龄投身到西藏的革命工作中。期间他身兼数职：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委员、拉萨色新小学董事长兼副校长、西藏军区干部学校副校长兼老师，并编写该校藏文教材、《西藏日报》副总编辑等职。

1952年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成立后，擦瓦池活佛担任常务委员，主要编译出版《藏文新闻简讯》并翻译一些其他资料。这期间他与几位爱国上层人士，用他们渊博的学识在藏汉文互译方面，创造出许多藏文新词汇，解决了许多难题。如今藏文中许多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词汇，都是那时与他一起工作的藏族学者们智慧的结晶。他的《擦珠文法》（藏文）仍深受读者喜爱。

擦珠·阿旺洛桑不仅是位爱国者，还是藏民族的学者和诗人。有《擦珠·阿旺洛桑诗集》（藏文）传世。

代表作是抒情诗《金桥玉带》，抒发了广大藏族人民对于修筑川藏和青藏公路的深厚感情。他的诗富有爱国主义激情，多反映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题材。他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人民群众心底的美好感情。

作为一名藏传佛教高僧，年过古稀的擦珠·阿旺洛桑活佛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一篇又一篇赞颂共产党领导、公路通车、飞机通航和西藏人民新生活的诗句，这些诗句在民间广为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