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

（2）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3）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

《马克思致安年科夫》（1846年）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阐明了“什么是对象”：

（1）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2）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哲学的贫困》（1847年）

《哲学的贫困》（1847）中的政治经济学对象观：

（1）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3）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4）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

马克思告诉我们，“对象进到研究对象”就产生了结构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

（1）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2）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3）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4）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收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5）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里首次说明了“研究对象的规定”：

（1）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2）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3）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马克思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对象”：

（1）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2）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3）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资本论》（1867年）

马克思在一个注释里面回顾了“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版第113页）巴师夏先生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维生，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人们几百年来都靠掠夺维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过程，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像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也许巴师夏先生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式是以某种掠夺制度为基础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既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么，像巴师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甚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 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 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么重要的地位， 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 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 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 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以下是一些比较清楚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论述：

1．马克思或是直接指出生产方式即特定的生产关系，或是用括号的方式标明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关系”。例如，在分析商品拜物教关系时，马克思写道：“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社会生产方式等同于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显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经济变革的总结，并且是以其他各生产方式( 社会生产关系) 的衰亡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在这里，马克思也同样直接将生产方式看作是生产关系。

2．马克思将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看作是相同涵义的用语。“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资本和雇佣劳动不是单纯的物，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是这种关系的主要当事人和人格化。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第一，马克思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以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人格化，等于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二，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这些表现，“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表明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是等同的用语。

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另一种表述用语。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的本性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越来越成为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众所周知，“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特征等等，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在这么多场合用这些特性去描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另一种表述用语。

4．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表明这种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完全是反映生产关系而不是其他关系。如果将这些话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丝毫不影响其原意。

总而言之，生产方式最大量出现的含义之一是生产关系，即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广义的生产关系，或者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总和”、“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而不是仅在生产领域中发生的、与交换、分配关系并列的狭义的生产关系。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还是劳动过程、劳动方式，实际上都是以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无论把生产方式定义为结合方式或劳动过程、劳动方式，都无法说明它是独立于生产关系之外，同生产力、生产关系并列而且决定生产关系的中介环节。否定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极易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吴易风指出，学术界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的争论，至少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是资源配置说，一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说。从经济思想史上看，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实际上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因此，在弄清了罗宾斯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规定和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的区别后，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导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因而忽视了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的、具体的资源配置及其特征的研究。

客观而论，西方经济学确立的“对象规定”是物质生产的技术关系，并把它当作“社会关系”，以此展开“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询问它的“如何来”、“为什么”及“是什么”。不同于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规定研究对象的逻辑结构，其整体上以“物象二重性”来规定资源配置运动中的每一认识构件，形成“物的经济学”的知识化的体系。因此，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硬核的西方经济学完成的是有关于“空想资本主义”的一种近乎优美的逻辑构想和理论体系。例如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中，新制度经济学可算是“此物最相思”，以“直面现象”和“现实世界的经济学”自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谓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乃是资产阶级本体论意义上的虚假理论发展之路；其全面走向物象科学。资产阶级解释结构奠基于新古典体系。对新制度学派而言，新古典知识是划亮前进航程的“一盏明灯”；反过来，对新古典学家而言，新制度主义运动则是其必须历经的“炼狱之火”。所以，生产方式定格为物象的运动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生产关系完竣为物象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完竣为物象交换关系；物象关系既是运动的，也是结合的；这意味着在社会配置中，生产和交换“协同运动”。这样，在整个工作布局中，“社会结合”是平面化的对称结构，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就好似是主观自身和客观、主体自身和客体的“自然结合”；进一步，“社会运动”是自然秩序上的运动结构形式，它们自然生长，犹如已写就在结合规定中的那些性质的固有经济特性。科学的任务即在于把握物象结合的运动以及物象结合的本身，赋以社会自然性。很显然，这一研究规定是神秘性质的。但是，它确立了物的科学的基础。说到底，其“虚假”就在于本体论的工作预设，在于逻辑推理所依据的本体虚假性，这样才有社会物理学到数学物理学，再到“现象学的社会物理学”的体系更迭性和知识不断翻新。而其中的话语是高度一致的物象学科的工作语言。这种资产阶级理论为社会主观批判实践提供了“漫画”，创立工作范型，巧设了批判模本，而要求研究对象规定上的真正意义的驱除“神秘化”。

与之相反，马克思考察的是商品社会生产关系的实体构造，即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从中揭示了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规律，即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理论的全部意义和工作内涵即在于：说清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社会结合围绕这些规律的不同点，而进一步提示了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历史扬弃的方向。这表明：规律从来不是什么稀薄的、极为抽象的东西，而有着实在的内容，是对具体发展规定的客观陈述；人类经济形态社会在两个不同阶段上的发展规律写就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生产的相生相克状态，例如直接产品生产与个体商品生产之间，以及组织化的产品生产与社会化的商品生产之间。整体看，这些规律在发展上并不是无关的，它们每一方面均为后来的工作扬弃奠定基础。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初级态的发展规律总的来说要转化为高级态的发展规律，这一转换本身就说明了发展公有制生产的必要性。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即“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它并非某些人故意操纵的结果，是历史内在逻辑的发展抉择。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处在最活跃和最紧缺的前沿研究领域。中国的广博与内部多样性，为在迥异的地区环境中的不同层次和分析单位上研究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中国在国际媒体和商业领域的重要性，也为学者提供了日益增多的机会(甚至是责任)，使他们可以通过原创的实证研究来消除大众的诸多误解。诸多的研究机会和众多的非学术界阅读者同时存在、发展。

与此同时，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一种逻辑方法。这个规定实际是对科学知识的常识知识的否定，是重构了“大写的常识”，确立了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为严厉的批判。从行动的地基出发，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对“对象和研究对象规定”的系统性阐发，以及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货币章、资本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的历史视角的深入研究与系统阐述，马克思最终确立了《资本论》（1867年）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研究对象规定”；马克思打通了与商品社会发展有关的“历史”、“系统”、“现象”和“认识”的规定。所以，我们相信坚持以《资本论》为工作地基，广纳流派，多路发展，百川归海，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可获得繁荣春天。

总体看，以上可看成是对研究对象的内核结构的探索。与之契合的思路是对事的全体规定的研究：对象进到研究对象的研究，以及对与之相契合的对象规定的“如何来”、“为什么”及“是什么”的系统探究。它说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始终是生产关系，只是在这个前提下通过贯彻“事的科学”，研究对象的结构得以锁定。马克思的研究显示了一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工作原则。“逻辑”重归“历史”，直接升华了人类语言生产的主题。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个认识原则，对马克思而言，它统一了产品经济形态社会和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逻辑，即“生产关系和依赖关系”和“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二者的不同规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描述：依赖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历史地互为补充的，并且，交换关系的发展其实是旨在造成一种人的依赖关系的发展的“普遍的基础”。这种深度的考察全面确立了唯物史观的语言生产标准，建立了它的恰当的理论外观形式，也就可能使认识完全为历史领域所覆盖。我们有理由据此推断：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对不同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进行研究，从而，在生产关系发展的地基上得以把握各种人类经济活动的交往形式——依赖关系的、非合作关系的和合作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