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所藏敦煌写经的时间跨度从北魏到五代，其中以唐代的作品居多，这些作品距今最远的有1500年的历史，最近的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所有汉文写经中，除一件为草书外，其它大多为楷书体和魏碑体。这批写经的内容以佛经为主，如妙法莲华经、佛说三十七品经、大乘入楞伽经、瑜伽师地论、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大般涅般经、大智度经、摩诃般罗密经等。这批写经中另有老子道德经及春秋后国语的写本各一件，这在已发现的敦煌经卷中较为少见，其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可低估。此外，还有两件为唐朝时用回鹘文所写的经卷，这在所发现的敦煌写经中也不多见。这批写经大多保存完好，其中最长的一件有500行，长度达24米。

南京博物院所藏敦煌写经的来历也非比寻常。1936年，北平历史博物馆并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拨交的珍贵文物中，其中即有敦煌写经4件；1942年，中央博物院组织工作人员赴甘肃敦煌县，抢救性收购了敦煌写经12件；建国初期，华东文化部将11件不同来历的珍贵敦煌写经拨交给南京博物院收藏研究；此外，晚清著名作家、实业家、收藏家刘鹗的后人刘厚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及弟弟荣鸿仁，已故南京博物院女院长曾昭燏，著名书法家潘伯鹰，著名书画家和古物鉴藏家秦古柳等，都将自己珍藏的敦煌写经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珍藏，从而使得南京博物院所藏的这批敦煌写经更加具有史料价值、人文价值和传奇色彩。

敦煌写经书法是中华书法艺术之宝库，写经书法具有浓厚的特色，以至于为人称为“经生体”。在师承渊源上我们却发现，经生们仍以社会流行的书法范本作为自己的楷范。敦煌写经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大多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敦煌写经的艺术价值很高，部分写经书法体现了唐代书法较高水平，初唐人写《妙法莲华经》卷一《序品》后半、《方便品》前半被书法界权威人士称为“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颜、欧、褚，在鸣沙遗墨中实推上品。”而诸如此类的写经上乘之作，实在不少。唐代书法界，推重名家，对写经书法视而不见。北宋徽宗时，御府能收藏唐经生手写卷子，已表明对其书法水平的称许。唐写经大多是字字珠玑、篇篇玉璋的精心构思之作。以无名氏书《大乘入楞伽经》为例，行与行之间，都有清晰的乌丝栏（这也是写经的共同形制），抄经在乌丝栏之内，整体上干净利落，十分可爱，而每一个字的布篇也多在“四方块”之内，这都是唐写经书法齐整划一的重要表现。但细观每一个字，都在四方块中极富变化，特别是突出横划、捺划等主笔，在字形中间部位的横划，多破锋直入，类同尖刀，收笔时稍事停顿，即作回锋，给人以迅疾、畅快之感。当然，这样单刀直入的笔法也是抄经速度上的要求所致。

当然， 敦煌写经卷子中并不见得件件都是精品，相反，有些倒是十分的粗糙，有些楷书的基本功也是十分欠缺。如斯719《佛名经》比之其他抄经，书法水平要远远地落后几个档次，类似情况还很多。而更多的情况是，民间的佛信徒拿不出钱雇人抄经，有可能自己动手抄写，这种没有经过训练的抄经显得有些粗疏也在所难免，而经过重重把关的政府抄经当然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从敦煌写经书法艺术中，我们体会到佛教通过写经积累功德的目的，体会到佛教对于艺术的约定，离开了这些文化的考察谈写经书法的优劣，评判其艺术水平的高低，是没有意义的。

2010年，国家档案局权威公布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第三批入选项目，敦煌市档案馆申报的《敦煌写经》正式入选，标志着《敦煌写经》正式名列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并将永久在敦煌市档案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