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13 20:51
“文化遗民”属于遗民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在朝代更替、时序鼎革等因素导致的民族盛衰、学术兴废、文化价值被凌逼时，坚持以从事学术研究、赓续学术思想或从事文化事业的考镜、整理、出版等为职志，借助自己的心智塑造，将传统的文化价值、思想或观念等以潜隐或外显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文化观和文化思想得到挖掘、传承和开拓，或者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
简而言之，“文化遗民”是集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职责为一体的。
“文化遗民”
对于“遗民”的释义，人们常以《汉语大词典》和《辞海》等辞书为参照，将其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广义的遗民是指改朝换代之后的幸存者，它不带任何政治与感情色彩；狭义的遗民是指改朝换代后不愿出仕新朝或肯认新朝的人，它成为普遍意义上的遗民概念。
有论者将遗民的释义放大到带有强烈的遗民意识（包括不区分“遗”和“逸”、“仕”和“隐”、注重晚节等）层面。结合陈寅恪对王国维“文化托命”的概括以及“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之定义。
中国晚清时期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崩溃对文人而言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义，而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文化遗民的意义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矛盾、复杂的郑孝胥，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当一种文化衰落之时，必然会有一种新文化的兴起，那些为旧文化所“化”之人，在即将兴起的新文化环境里，无法融入其中而深感痛苦，并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或传承那种即已衰落的旧文化。这种遗民，由于其文化情结的根深蒂固，由于其遗民立场的文化含义，使其所有的表达都富于一种文化内涵，而使其自身的存在更具有复杂性。
他们所确立的不仅仅是个人化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存态度，也不仅仅是在易代之际的一种政治选择或表达，而且借诸“易代”，以强化的方式表达了遗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遗民独立性，复杂性的理解。沿着这样的思路，漫步于漫长的遗民史，当人们走到19、20世纪相交的那个年代，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型的这一历史时期，晚清遗民们痛苦、彷徨、挣扎，又何尝不是在为即已衰落的旧文化呐喊、哭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多种形态，所采取的多种生存策略又何尝不是在为那种旧文化做种种挽回的努力？似乎就在这一瞬间，人们看到了晚清社会与以往“易代”之差异，领悟到了“文化遗民”的特殊内涵，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
1、“万人如海一身藏”——道德的自我完成——文化遗民情结表现形态之一；
2、“一死从容殉大伦”——自觉的文化意识——文化遗民情结表现形态之二；
3、“犹向寒宵作怒潮”——文化精神的同一指归——文化遗民情结表现形态之三。
“文化遗民”的意义则主要体现于文化。由于文化遗民所处的特殊的文化环境，当旧文化开始衰落，新文化开始兴起之时，文化遗民自然是站在新文化对立面的角色，保守的文化立场使他们成为新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阻力。晚清文化遗民在那个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正好就是这种保守势力的代表和象征。因此，在历史进程中文化遗民的意义和影响首先是以“保守”的形式得以呈现的，他体现为一种历史的绊脚石和文化进步的包袱。
在20世纪初的那个年代里，虽然我们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那样的规模空前而令人鼓舞，但在此之前的那种漫长的积累该付出了多少代价，每向前迈一步又是何其艰难！其中，文化遗民的保守、消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陈寅恪在悼念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这就是所谓“文化遗民”的问题。
文化遗民作为劫后余生，其生存意义有待论证
“文化遗民”作为易代之际“士”的固有角色，是士与过去历史时代的联结，这不仅是一种特殊 的身份，而且是一种生存状态与思想心态。如果说“文化遗民”是被传统文化所“化”之遗民，尤 其以关注“天下兴亡”的特殊情境，将士大夫的角色内容呈现出来。“文化遗民”作为“士”与易 代之际政治状况的关系形式，作为“士”所选择的一种人生态度与思想情感，作为“士”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普遍性，“文化遗民”拥有极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
文化遗民的人生，是自觉塑造的
易代之际士人政治态度选择的艰难与痛苦，不能不使宗法社会伦理系统内部的诸种矛盾尖锐化。明代的政治暴虐，其间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引发出士人富有深度的怀疑与批判；晚明以来的社会 政治危机，唤发起士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易代提供的契机，使得对于一个历史时代的反顾、 审视成为可能。在故国与新朝之间，文化遗民的人格魅力，在于士人对生存状态的道德意义的注重 。
“文化遗民”王国维
仰望二十世纪的学术星空，人们会很容易发现王国维这颗集哲学、经学、史学、戏曲学、甲骨学、敦煌学等研究于一身的学术“巨星”。作为从旧王朝中走出的“新民”，王国维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烽火洗礼以后却戏剧性地成了新民 国里的“遗民”。
在他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一段名言指出，王的殉道与成仁，追求的是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的一人一事；道光以后，赤县神州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经济制度的新变，使得纲纪已无所依凭，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殉道与成仁为的是维护纲纪，死是“文化托命”的表现。从中国文化精神的守望与学术思想的承继角度来说，王国维也确实堪称一位典型的“文化遗民”。
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