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为工农群众服务﹐更成为迫切的需要。这个运\u52a8的倡导者──创造社﹑太阳社一些成员的文章中﹐先後出现了“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等提法﹐开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河。

1929年，《大众文学》广泛征集作家对“文艺大众化”的意见。鲁迅发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认为要批判艺术至上主义，“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同时，“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而大众化的高度发展“必须借助政治之力的帮助”，光凭“罗曼蒂克”的文化主义是行不通的。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1931年后，为了应对“九一八”以来的民族危机，文艺青年以极大的热情创作街头剧、连环图册、木刻版画等，积极进行艺术大众化的实践。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向革命文学提出的尖锐要求。1931年冬﹐开始文艺大众化的第二次讨论。“左联”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认为大众化是建设革命文学“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一年多时间里﹐“左联”的刊物《北斗》﹑《文艺新闻》发起徵文﹐《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发表了瞿秋白﹑茅盾﹑鲁迅﹑周扬﹑郑伯奇等人的文章﹐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陈望道﹑郑振铎等也参加了讨论。讨论围绕著如何创作大众化作品展开﹐就作品的语言﹑形式﹑体裁﹑技巧等方面﹐作了具体的探讨﹐同时也涉及作品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课题。瞿秋白在1931年春夏﹐已经指出晚清以来历次“文学革命的任务﹐显然是没有执行到底”﹐文学与群众仍然隔著“万里长城”(《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在这次讨论中﹐他要求把“大众文艺运动和新的文学革命联系起来”﹐左翼作家应该从中“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欧化文艺》)。他还注意研究了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言﹐实行“文腔革命”。瞿秋白以极大的热情推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并在理论上作出多方面的建树。这是历次讨论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探讨也最为充分的一次。

1932年4月，瞿秋白在《文学》杂志发表《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引发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随后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北斗》上相继发表瞿秋白、茅盾、周扬等人的讨论文章，确定了文艺走大众路线的基调。成仿吾、郭沫若抨击包括鲁迅小说在内的“五四”新文学，提出作家应该带有无产阶级识，为工农大众创作。瞿秋白批判了新文学的欧化用语倾向，说他是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周扬则指出普通民众看不懂的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专利，20世纪30年代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以大众的欣赏和接受为标杆，认为五四新文学具有知识分子趣味和脱离群众的缺陷。

对大众文艺的描写内容，周扬认为应当描写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生活。作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应该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成为实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应当一面参加大众的斗争，一面创造为大众服务的作品。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他强调工农通讯员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生力军，将发展成为新的作家。在周扬看来，文艺大众化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要为大众读懂；二是文艺要反映大众的生活。在写于1932年的《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中，他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他提倡小形式的文字，从大众生活当中提炼出能为大众所理解的文字，如“Sketches，简短的报告，政治诗，群众朗读剧”，认为它们单纯、明快、朴素、生动，还带有英雄情节，可以迅速而直接地反映无产阶级斗争生活的每个瞬间，是“鼓动宣传（Aglt-prop）的最好的武器”。他赞扬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散见在各种刊物的文艺小形式，如战时随笔、前线通讯、报告文学、墙头小说、街头剧等，指出它们是Dynamic，Heroic。因此，文艺大众化的路线与学习民间的活的语言、研究民间文艺形式是分不开的。值得一提的是，周扬并不反对旧形式，他提出“要暂时利用根深蒂固的盘踞在大众文艺生活里的小调、唱本、说书等等的旧形式，来迅速地组织和鼓动大众”。与新文化运动时期裁进的除旧推新的观点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思想家认为，只要能满足革命斗争和政治宣传的需要，为群众所接受的旧形式不仅不应受到排斥，而且还应当受到鼓励。

1934年春夏 进行了第三次讨论

先是研究应该如何对待旧的文学形式﹔同年 5月因为有人重弹“文言复兴”的老调﹐鼓吹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和读经﹐讨论转入语言文字问题﹐大众语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除左翼作家外﹐文化教育工作者﹑语言文字工作者如陶行知﹑胡愈之﹑陈子展﹑曹聚仁﹑叶籁士等﹐也都参加了讨论。有关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发行量很大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和《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扩大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影响。鲁迅写了《门外文谈》﹐从文字﹑文学的产生﹑发展过程﹐考察它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论证了大众语﹑文字拉丁化和文艺大众化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意义﹐是整个讨论中的重要收获。这次讨论涉及的方面超出了文艺的范围﹐如有关汉字拼音化(当时称为“拉丁化”)和简化(当时称为“手头字”)的探讨﹐成为後来文字改革运动的先声。

历史意义

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在列宁的文学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艺术是属于人民的”的思想指引下展开的﹐不少人都引用列宁的这些言论作为立论的根据﹔这个运\u52a8﹐还直接受到20年代末日本左翼作家提倡革命文学大众化的启发﹐在第一次讨论中﹐有些文章介绍过日本的经验。与工农群众的解放事业联结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实际上未能和工人农民结合起来这个矛盾﹐是产生文艺大众化要求的内在的根本原因。在前後将近1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左翼作家思考探索的主要课题﹐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重要内容﹔也越来越引起进步文艺界文化界的关切。文艺大众化运动加强了新文学创作与群众的联系﹐读者的范围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扩大到一部分职员﹑店员和市民阶层﹔促进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後大量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的涌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实现文学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存在许多实际困难。一方面﹐广大工人农民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被剥夺了享受文学艺术的权利﹐革命作家﹑革命文学创作也难以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一方面﹐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左翼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还未能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是妨碍他们的创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主要原因﹐这方面也还缺少自觉。在第一次讨论中﹐鲁迅就清醒地指出当时“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只能“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主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文艺的大众化》)。他的这个估计﹐是切合实际的。文艺大众化﹐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才开始得到真正的普遍实现。